6、殖民地评论（revuecoloniale）

7、人类志（bibliothequeanthropos）

8、天主教会杂志lque）

9、地理学会学报(bulletindelasocietegeographique)

10、皇家地理学会学报（jouraalofroyalgeographicalsociety）

11、商业转机报（returnoftrade）

12、皇家人类学学院杂志（journalofroyalantnropolle）

13、人类学会学报（bulletindelasocieted′anthropologie）

14、殖民地年报lcolonial)

15、历史的和记述的地理学报（bulletindegeographieltisoriquededescriptive）

16、民族志评论（revued′ethnographie）

在以上的16种刊物中，主要以通报、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印度支那评论和天主教会四种杂志刊登的最多。[9]

（2）、战乱、巫师的腐败及汉文化的影响

许多彝族经书是被毁于战乱：

武定倮族文化，多荟萃于土司所在地；且凤氏历代兴学，鼎盛时期，土著中有博学之呗耄十数人，现存倮经善本，多为此时写本，凤氏又虑写本历代传抄，难免有误，因鸠工雕版，印刷，流传民间。凤氏之后裔，皆精通倮经，且辟藏书楼，网罗倮经与汉籍，蔚为大观，为屡经变乱，历代文物，付之一炬！[10]

我们到了土著，听到这种消息，深有来时恨迟之感，检视现有藏书，仅余一点残疾不免怅惘于坏。后悉民间善流传土著中藏书，尤其在土著中做过呗耄的家中藏书善多，因此类呗耄告还老乡时，即携带土著中之经典以还；并悉离土著二十余里，有土司营盘（即撒营盘――笔者注）一座，先人虑有变乱，因将经书雕版及一部分珍本经典，移置其中，方免于难，谛听之余，因驰马至营盘（撒营盘）寻视，仅余倮文雕版数十方，至于经典多被盗窃，或被守卫士兵，取作燃料，惟有昔年土司作战之野猪皮战甲数袭，则犹完好。因检得一袭携归；仍感不满，乃与安氏筹商，如何将民间藏经收回研究，因决议召集呗耄大会。[11]

许多彝族经书的流失是缘于巫师的腐败：其一，巫师必须学习经书，并且诵背，方能胜任彝族祭司，而一般的普通彝民很少有通晓彝文经书者。因此，由于巫师的职业化，使很多人没有读阅经书的机会，大多数巫师对经书也不求甚解，只是凭记忆念诵；其二，巫师在传授给自己的徒弟时，只注重传授各种祭祀的做法，至于经文的内容，却不甚看重；其三，有的经书流传是缘于世代传抄，辗转抄袭，不免出现遗漏错误，乃至妄自篡改，以讹传讹，使经书失去本来的面目。如此，经书如何不流失？[12]

许多彝族经书的流失是缘于汉文化的影响：一般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彝族都会与汉族交往，为了方便，他们必须得学习汉文；并且由于时代的越来越开放，他们不仅学习汉文，还设立了汉语学校。“倮区很多人觉得读汉书与汉人接触较为方便，因此渐弃其固有文字，而争习汉文，学倮文的人愈少，则应用愈微。所以，除了那些想吃羊腿的巫师肯学习倮文外，其他的人，很少有兴趣来研习自己的本位文化。”[13]

所以，事实上，彝族文化的没落，从彝族经书被焚烧的事上只能体现出一面，因为还有诸多其它的因素。只是所有这一切的因素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尤其是西方传教士，他们以基督教价值观的角度，以西方文化为普世文化，以基督教传统文化作为否定、取代其他一切非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西方宗教文化至上的理念，这是一种本质的错误。如此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来强行使彝族同胞接受西方宗教文化，实质上是把整个的彝族文化推向了边缘化，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主流文化以及与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语言。从我们自身而言：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任务，是今天教会的首要任务，也是神学思想建设的文化任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其他文化群体进行交流；也只有如此，我们这个群体才是一个真正有积极社会作用的基督教群体。

[1]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2]黑彝族的灵牌即为先祖的家谱或祖辈，这里的“灵牌菩萨”就是黑彝族自己先祖的家谱、姓名辈分、祖传经书以及祖传名贵首饰、器具等。――笔者注。

[3]1946―1952年撒老坞（上罗婺）总堂第六任会长、西南神学院语文教师李发献手稿：《撒老坞教会始末》，第3―4页。

[4]埃利奥特.肯德尔：《柏格理日记》，东人达译，贵州毕节：贵州毕节民宗局编稿并出版，1991年8月，第76，53，213―214页。

[5]同上，第32页。

[6]同上，第86页。

[7][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译，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第344页。

[8]戴佩丽、朱文旭等主编：《彝文文献研究》，第3页。

[9]同上，第11―12页。

[10]同上，第42页。

[11]同上，第42页。

[12]参：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第322页。

[13]参：戴佩丽、朱文旭等主编：《彝文文献研究》，第39页。

[1]著名的《禄劝镌字崖》位于禄劝县法宜村边高达数丈的峭壁上，《禄劝镌字崖》又名《凤诏碑》，记述了明代凤氏知府的家族史，还追溯到彝族先民开发滇池地区的情况。《禄劝镌字崖》为彝族凤阿雏、凤来玉二人所刻，史料价值很高，也是较早的彝文碑。

[2]《妥阿哲纪功碑》原被弃置于贵州大方县响水区青山彝族乡的一河边，因年代久远，仅剩金碑左下不一截，共彝文174个。妥阿哲：蜀汉时人，彝族六祖部慕齐齐的后裔。参：沙玛.加甲：《彝族人物录》，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页。

[3]见戴佩丽、朱文旭等主编：《彝文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1993年，第84页。

[1]《勒俄特依》里所记载的濮伙三子时代，已跨入父系氏族社会，据彝经介绍，濮伙三子距今140多代，按25或30年为一代计，距今3500―4200年，当推夏末商初，即在夏商之时就已兴彝文。

(2008－06－22转自：g./blog/s73979961200858134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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