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为了更好的让读者诸君对舞台的造型和创意有更深的了解，有必要交代一下时代背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着力税制改革，实施了国税、地税的分税制。地税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税人用勤劳和智慧，矗立了一座座丰碑，赢得了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国家财政的强大与财力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地方的兴旺与发达更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地税事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地税队伍也经历着涅磐般的洗礼。队伍中形形色色的蠹虫们掺杂了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贪权者，铤而走险，机关算尽；贪财者，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贪色者，灯红酒绿，依红偎翠……《欲望税月》所呈示的方方面面，是对现实的正视与剖析，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读小说，就是读生活；那么写小说，就是写生活。我愿读过此书的人，不把它当成小说，而把它当成一道“苦瓜菜”：去除人生盛宴中的油腻荤腥，止住对泛着金光的肥水蜜糖的贪婪吞噬，镇压酒精烧灼下的蠢蠢躁动。舞台上的人物造型，就是选取了在近十年的生活模块。
舞台搭建的主要地点是在枞伟县。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省级贫困县。说他独特，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所在州市工业基础最好，是附近人们的心灵驿站；是为国家财政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地方。这里民风淳朴而彪悍，生民颇具血性。通俗的说法就是霸蛮的人比较多。官方的看法就是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所以，一般的官员，到了枞伟，就一个志向：但求无过。安安全全的当几年维持会长，一样升迁。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一架持续上升的梯级电梯，其他地方都稳稳的坐了上去的时候，枞伟还在考虑稳不稳当的问题。当别的地方在电梯上开始跑步的时候，枞伟还在电梯上浏览着四周的风光。所以，枞伟落伍了，成了省级贫困县。
贫困县里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也是必须面对的。上到县委书记，下到黎民百姓，只要还在枞伟生活，就不能跳出三界外。
舞台搭好了，人物就必须登场了。如果现在就都把他们一一呈现在诸君的面前，那就像带出一串陌生人来给你做介绍，你也未必记得住。就择要的介绍一下吧。
但凡人物，我们习惯的喜欢把他们简单的去分为两类，好人和坏人。
《欲望税月》所描摹的坏人，没有像李真那样的鲸鲨之辈。一是枞伟水浅，养不出那么大个的；二是作者的生活囊中没有这一类角色。强作会家子，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倒了大家的胃口。小鱼小虾之类作奸犯科者，最为典型的贪官（我也与大家一样的痛恨他们，把他们归为坏蛋类）有三种。
一是贪权力。县级地税局副局长，应该说是达到了一定层次和水准的“领导干部”了，但在对权力的追逐中却如蝇逐腐，不择手段。陪了笑脸陪金钱，陪了金钱陪夫人。为跑官时而手足相残，时而臭味相投。到头来，有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升迁”是子虚乌有，原职也是撩底一锣——没了。这些闹剧制造者以其可怜的个人悲剧告终，我不会要求读者诸君去鄙夷，去指斥，就是想与大家一起来审视官场：一是买卖有市场。那么多人为何那么热衷吹拉弹唱，请客送礼，要跑官买官？那就是说有这种“爵位”买卖的市场存在。我们有些上级领导，热衷于“圈子”、“票子”，不搞唯才是举、唯德是举，更谈不上唯德才是举，而是凭个人好恶，长官意志来决定干部的提拔。搞感情投资，换起领导“好感”和信任也就顺理成章了。男一号梅德良曾是一个劣迹斑斑之人，持之以恒之下，居然成了“能人”和“红人”，被提拔到显要的职位，实现了人生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台后，结党钻营，蚕食鲸吞，却居然“红得发紫”。不是作者头脑有问题，也不是读者眼花了。而是这个世界确实有时没有按规矩出牌了。送出，取得；再送出，再取得。这种一送一取的过程，比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利润更高。所以有了为官销得人憔悴，为官搏得人疯狂。梅德良的一个哥们叫做鲁光军，在梅德良一再关照下，也成了党组成员。此人不仅五毒俱全，而且很会能事。他最终“触雷”倒下，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鲁光军的人生中，梅德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我作者同志不能安排那些曾经把关提拔的领导，去掀自己一耳光！二是权力缺监督。中国的官场文化根深蒂固，在民主体系仍欠发达的今天，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毋庸讳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放纵和迁就了一把手的权力。也就形成了“权力”放大化，极大化的利益空间，也诱使许多人对权力趋之若骛而不择手段。梅德良终于担任枞伟地税局的一把手后，呼风唤雨无所不为。“权力”在他的眼中已是高于法律，高于道义，高于生命。真正把权力与权利划上了等号。诸君明鉴，我只想表述自己的一种观点或是理想：加强权力监督，真正实现了“领导就是服务”的那一天，也许就是中国吏治清明的那一天。三是无自知之明。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人要有点上进心。想提拔，得重用，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值得提倡的。毛遂自荐之所以被传为千古美谈，原因也在于此。但有一点得明白，一支军队才一个元帅，在成千上万的士兵中，不是每个士兵都有这种当元帅的资质和机遇的。毛遂要求“锥处囊中”的先决条件是自己认为自己是把“锥”，得处囊中，才能崭露头角。但在枞伟地税中，偏偏有些人对自己没有充分的认识，是锋芒毕露的“锥”，还是锈迹斑斑的钝铁，自己分不清类别，称不出斤两。虽然被梅德良发展为集团成员，其结局只能是“惟一笑耳”。
二是贪钱财。追求物质文明，提高生活档次，是人类发展的合理要求，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对金钱和财物的欲望上升到了贪婪的地步，如蝇逐腐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在《欲望税月》中拱出来的这类人，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好赌。要想发得快，赌博挖煤炭。这种赌徒很贼。赌政策，赌领导，为了个人私欲和前途，什么都可以拿来做赌注。二是权贪。利用手中的职权，在税收票证上玩大头小尾，在转引买卖税款上玩尽猫腻，在纳税人处“老虎借猪”，不一而足。三是会来事。脑瓜贼毒，挖空心思，绞尽脑计，往往能发常人之所未发，想常人之所未想。目的当然就一个，发财。作者绝无诲盗之心，旨在探求如何强化财税体制的合理性、强化税收征管的科学性，从源头上从根本上去遏制税干的腐败贪婪。如果说有人有意见，我估计是那些个税务队伍中有点想法的不良分子。有些见不得光的东西，你先生怎么能够写到小说中来呢？
三是贪情色。孔子说，食色，性也。地税干部不是禁欲主义者，正当正确的生理追求没有人反对。在《欲望税月》中不难发现，那些以提升生活质量，追求生命档次为幌子的无良税干，对情色的贪婪可谓刀口添血，同样令人发指。有的乱搞两性关系，为逃法律的制裁，频繁地在“结婚——离婚——结婚”的过程中更换着性伙伴；有的狎妓嫖妓，最终阴差阳错，干出了父女乱伦的勾当。在这些人的眼中，什么家庭责任、社会道德已是荡然无存。在骄奢淫逸中追求的是肉体一时的感官快乐。仔细想来，其实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多类似的人和事存在：有的家外有家，有的家外有花，这些人往往还会被认为是“真男人”，或有品味的男人。因为这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会千方百计地捞钱捞好处，也会在适当的场合和地点给领导和朋友展示“大方”、“豪爽”、“有能力”的风貌，以此搏来好感。这与我们平时的社会舆论及单位人事制度中的谴责体系过于弱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的领导在迎来送往中，对桑拿、洗澡之类乐此不疲，就是为了图点异性的温存，体验下新鲜感。至于什么败坏党风民风全都靠边站。“人生只那么久，多玩女人多喝酒”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在我们的工资结构中，人民政府并没有给考虑养“家外老婆”“家外情人”“家外花”的部份，那些要满足自己淫欲的人只能打公款、打纳税人、打国家税款的主意。当然，其下场也就应了那句“色字头上一把刀”的古训，被这把刀切了前途，甚至切去了卿卿性命。作者以自己严肃的态度与大家一起来思索这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