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育界跟兴奋剂斗争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反不反”的问题，而且存在着“真反还是假反”的问题。袁伟民、李志坚率领体育总局领导班子，痛割兴奋剂毒瘤的决心是下定了，但是要做到既坚决又妥善，处理好悉尼奥运会前“血检超标”的突发事件，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要讲政治、讲科学、讲事实，这是袁伟民在处理这起突发事件时，给自己定的一个原则。他和分管反兴奋剂的李富荣、段世杰两位副局长一起，首先高度重视、严格检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工作，特别强调对epo血检的科学性，直到了解到我们检测中心对epo血检的一系列程序、手段、方法、标准都和悉尼奥运会检测中心完全相符，才放心。

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一直是一种“警察抓小偷”的关系，还是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使用了兴奋剂但是没被查出来，就好像小偷偷东西得手又没被警察擒获；而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之后，总会又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epo就是这样，它是兴奋剂从“大力补”时代进入到“高科技”时代的医药学杰作。因为通过一般的尿检方法无法检测出人体是否使用了epo，而进行血检、从运动员身上抽血化验的做法，又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道德争议。因此对于epo这个“小偷”，国际体育医学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一直试图“双管齐下”：一方面争取使血检的方法为国际奥委会采纳；另一方面希望发明一种更先进的检测手段，最好是通过传统的尿检方法也能抓住这个“小偷”。到现在为止，epo仍然是最难被查出的一种兴奋剂形式，只能通过血检才能查出。

悉尼奥运会之前的奥运会兴奋剂检测都还没有使用血检方法，因此，国际、国内体坛有些即使被怀疑有可能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也总能溜之大吉。这次国际奥委会批准在悉尼奥运会进行epo血检的消息传来，正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行进行第三次血检的时候，这说明袁伟民对国际体育反兴奋剂的趋势是有敏锐洞察力的，是积极采取措施自觉抵制兴奋剂，主动防范中国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可能出现的丑闻。

袁伟民多次召开总局办公会议，细致研究血检超标事件处理方案：怎么内部处理，怎么对外公布，怎么向领导汇报，怎么给群众交代，怎么调整参赛名单，怎么不影响备战都要想细、想周到，各项工作都要做到位。

9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被查出有血检超标问题的省市，都要派出省市体育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公布了两次自查检测epo血检的结果，告知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epo血检和尿检，宣布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袁伟民翻开笔记本，看了一下说：

这时离悉尼奥运会开幕还有15天，离代表团出发还有10天。

9月1日下午的会前，我写了这样几点：

第一，这次血检是我们和兴奋剂斗争的一个突破，这场斗争远没有完；第二，反兴奋剂的态度要坚决，但处理上要积极稳妥；第三，给省市领导做好工作，要耐心要细致――为此专门写一封长信；第四，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专门汇报一次；第五，检测中心一定要科学合理公正，不能出问题，要严格按兴奋剂检测的程序办事；第六，要收集好材料；第七，开一个项目中心的主任会，主要谈反兴奋剂问题和备战问题，如果会后各方面都配合的话，这么多工作要做，时间上都觉得来不及，然而使我们远没有想到的是，血检超标名单一公布，看到我们动真格的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