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各种阻挠北京申办成功的情况呈上升趋势，根据上次申办的经验，越是接近投票的时间，情况会越复杂，“承诺”并不等于拿到手，这里面的变数很大；尽管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委员表示支持北京，可如同邓小平所说：“承诺的东西不等于已经到手的东西，不能轻信。”

因此，在袁伟民上任之初，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化解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声音、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北京，就成为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仅仅靠少数人显然是不行的，需要调动现有的全部力量做体育外交工作。作为中国奥委会主席和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袁伟民，更要在这项工作中身先士卒、首当其冲。

袁伟民第一次以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执委会，就谈了几个观点，他打开笔记本，回忆说：

我写了一个提纲：投票前的重要工作是在最后的时间里，积极周密地有效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一、继续组织各方面力量落实计划，全面接触委员，巩固扩大支持，在最后投票以前，争取不留“死角”，不管赞成我们的、不赞成我们的、中立的，都要注意争取，票不是送给你的，是你争取来的，讲这个道理；二、认真细致、精益求精做好莫斯科陈述的准备工作；三、积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增强对我们有利的舆论氛围；四、搞好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的组团工作，制订周密的工作方案；五、适度地把国内的申办宣传力度引导到群众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对待申办上。

袁伟民认识到，在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怎样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因为袁伟民上任后面临的申办工作，是一种在国际奥委会改革之后的申办程序。

新的不确定因素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和以前相比，北京展示自己的渠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对申办的要求更高了，特别是对外联和宣传的要求更高了。

第二，国际奥委会成员组成的变化使得不确定因素增大了，尤其是15名现役运动员委员的工作难度很大，其中已经确定的10人都是欧洲运动员，而申奥过程中胜败的差距往往都是只有几票。

第三，国际奥委会增加了资格审查的程序，要求各申办城市在成为正式候选城市之前，各国奥委会和申办城市要先回答六方面的问题；这六方面的问题将成为申办奥运会的最低标准，这就是规定动作。这六个方面分别是：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国家宏观经济的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和体育设施；赞助商的支持；法律法规方面；非技术性的标准。在申办改革的新形势下，北京首先要通过资格审查关，就是要达到作为申办城市最低标准的六条，才有可能进入最后更为激烈的竞争。这六个问题中，大部分问题可以在申办过程中加以解决，但是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前加以重视，就是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问题，这要进行民意调查和全民表决，国际奥委会也要进行调查，因此宣传上必须加大力度和覆盖面以获得群众的支持，这和原来说“内冷外热”的精神是矛盾的。

总之，当袁伟民出任中国体育部门“掌门人”的时候，不但作为体育总局局长面临着他所擅长的竞技体育问题――在悉尼奥运会上争取好成绩，而且作为中国奥委会主席和北京奥申委的执行主席，面临着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的很多复杂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