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民看来，心理老师犯了“静态分析”的错误，队员们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她们以为大杨扬还是以前的大杨扬，能像以前那样从偶尔的紧张中摆脱出来。

小杨阳：“昨天预赛时，我就感觉她紧张，我很着急，半决赛时我就想对她说，可是又认为她自己能调节过来。平时比赛都是大杨扬鼓励我，叫我别紧张，昨天我想鼓励她，可我喊她她不搭理我，我想她能挺过来！”

袁伟民：“你们把杨扬当成神了！关公还走麦城呢！这次失利只能说是丢了一次冲击金牌的机会，你们女队下面还有两次机会呢！人要面子，不能不要面子，这是好的表现。但你不能太要面子，任何时候都考虑面子，那就会带来问题，你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不利的位置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出一点点差错，人人都认为大杨扬该拿，大杨扬自己也认为就该属于我的，一出差错，就完了，连人也不好做了，这样太累了。犯点儿错误没问题，关键是找出原因，尽快解决。”

孙丹丹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大家笑）

1995年成立的中国短道速滑队，由于编制和经费等问题，人数一直比较少，也就是十来个队员和一两个教练，因此，从1995年到2002年的七年间，这支国家队的主力队员变化不大，女队方面，大杨扬、小杨阳、王春露、孙丹丹四人始终在一起，尤其是前面三个人，一直“垄断”着几乎所有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并且在国内比赛中几乎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

这种现象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这支国家队不像其他项目，尤其不像我国在夏季奥运会上的优势项目那样，面临着不断的吐故纳新和人才的出出进进，她们几个人往往在和国内其他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团结一心，使得其他选手很难取代她们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时间长了，她们几个人之间彼此都非常了解，有时候彼此都很照顾各自的情面，不愿意“撕破脸皮”。

尤其是对大杨扬，因为她在队里的成绩最好，地位就相对高一些，辛庆山教练又“把我当女儿看”（大杨扬自语），所以几个人之间就多了一份“不好意思”。

虽然平时袁伟民和几个女孩儿接触并不很多，但他还是很快就看出了这几个人的关系，因此他接下来说：“在大赛中尽量不要犯大错误，但是一旦犯了，有时就要撕破脸皮，错了就错了，拿得起放得下！把这层纸捅破了，解决掉，比赛不等人，要尽快摆脱出来。听说昨天晚上教练发火，批评了你们，你们要体谅他的心情，出了问题相互体谅，这样的集体才是有战斗力的。教练说的是你们昨天比赛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帮助你们找问题丝毫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谁没有私心？不可能一点儿没有，是人，不是神！”

按照代表团领导的分工，原来是让李富荣副局长去给男女队一起开会做工作的，袁伟民在房间里看电视转播的比赛实况，看到大杨扬起跑太紧张，不像是以前的杨扬，认为她包袱太重，才决定亲自做工作。事后他说：“我判断必须做工作了。因为冬奥会亮点太少，集中在杨扬身上，最强的项目丢了，次强的项目和弱的项目在后面，只有杨扬有夺金牌这个实力，所以我决定亲自给她做工作。”

在袁伟民和队员们谈心的时候，起初在场的代表团其他几位领导都没有插话，他们的神态很有意思：李富荣在看――他熟悉和管辖的乒乓球队、羽毛球队都有上百号人，单教练员的人数就比短道速滑队全体人员多；段世杰在听――他熟悉夏季奥运会项目，这次是第一次担任冬季项目中国代表团的领导，对于冬奥项目的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熟悉之中；何慧娴在写――她觉得袁伟民的这次座谈会很有“实录”价值，不停地在记；肖天在想――这已经是他主管冬季项目之后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了，他对金牌的渴望丝毫不亚于运动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