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老顾头的指点去讨金家老爷子的主意，没想到金老爷子一口应下了：“行，这才像我的儿，把我的老本也用上吧！”他拿出了多年的积蓄。有了老爷子的支持，他豁上了，抱着势在必得的雄心去争取。五

没钱，又要将土窑承包到手，唯一的途径是借钱。借钱就意味着求人，求人就没有自尊，越没钱越不愿意向人开口。小时候，钱二妮家庭好，都是别的亲戚朋友来向她爹爹借钱，然后年上节上亲戚们恭敬地送来点东西，说着感激不尽的话。

钱二妮想，能借给别人钱，就能从别人那里借到钱，为了丈夫能顺利地包过窑来，她不再怕别人说什么。钱二妮穿上一件轻易舍不得穿的黑底小红花的小竖领上衣，“蹭”地坐到金德仁大金鹿自行车的后车座上，紧紧地贴着他宽阔的后背，冒着料峭的春风到处跑。每到一处借到几百元，他们身上的温度就升高一点，内心的温热驱散了寒冷。钱二妮的娘家在城最南部，那里土地肥沃，有悠久的种菜历史。她村里出了个女革命家，论辈分，她应叫女革命家姑。女革命家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身经百战，而又刚直不阿的女人，本姓钱，是后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改姓了。她是解放后本地官做得最大的人，她多次回家乡指导建设，为村里做过许多好事情，但从没为自己的亲人谋过私利。村里有的人带土特产品去北京找她办事，她一定会回赠一些北京特产来，然后送上回家的车票钱，合理的事她就办，不合理的事坚决不办。一九七八年，她在北京去世了，村里人都哭了。钱二妮难过得要命，偷偷地流了很多眼泪，钱二妮从小听着她的故事长大，时时刻刻以她为榜样，她就是二妮的精神支柱。

现在钱二妮需要有女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了，夫妻俩互相鼓着劲求东家，告西家，连五年没走过的老亲也借过了，收获不大。抬头看太阳已到了正南方，手里没借着几个钱，心里便沉重起来，他们顺着大路往回走，钱二妮刚出村头，娘家弟媳妇肩上扛着锄头，裤角上沾着泥巴，拖着疲惫的步子朝她走来。弟媳很亲热地同他们俩打招呼，领他们回家，把藏在胶鞋里卖葱的钱全给了他们。钱二妮喜悦地接过来，沾着唾液点了点，看着金德仁的眼睛小声说：“还差得远，咱村里做买卖早，有钱的人多，咱也不用怕别人说什么，回到咱村借借吧。”

西邻也姓金，村里对他家的传闻很多，两口子再加上他的公公也做生意，炒花生、卖瓜子，挣了不少钱。只是那儿子脑子有些笨，公公都是同儿媳妇一同吃，也有人说一同睡，倒是把儿子晾在一边。村里有人说，他们的家庭一直是从老辈里沿下来的老传统，都是公公同儿媳妇睡。其实农村无中生有的事很多，针尖大的事在他们眼前可能就成了迈不过去的坎，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大家发现儿媳妇的儿子还真同公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越看越像。金德仁同妻子去借钱的时候，真不凑巧，那儿子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正在医院里抢救。他们只好打道回府。村里还有一家开小卖部，姓李，家里有柜台，卖烟酒糖茶，公路边上设个摊，让初中没毕业的女儿守摊。那女儿本来不爱说话，天长日久练摊，也练就了一副笑脸，一口甜蜜的话语。金德仁去了，主人不在家，只有那女儿守着柜台。见了德仁叫老大哥，德仁问她为什么不到公路边上站摊子，那里挣钱多，女儿扭了一下苗条的腰肢，不好意思地说：“俺娘说，要找对象了，天天在外面站着会晒黑了脸，不好找婆家。”正说话呢，女主人回来了，她是村里最早的生意人，说话很痛快：“你们来开一次口也不容易，就给一千吧！”

两口子已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了，只是脚下生风，一前一后，来到村委会，两人由于兴奋，脸都红红的，金德仁的上衣是件蓝色的中山装，没系风扣，裤子是那种十元一条的，膝盖处已是皱褶丛生。金德仁像铁塔似的立在那里，无数双眼睛随着他的胳膊在空中划了一个漂亮的弧形，将半化肥袋子人民币掷在包窑现场！

金家村很多人的眼睛对这个壮举充当了摄像机，见证了当时的一切。完成这个动作后，金德仁抬起头来，这才发现已经进来好多人了，门里门外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大家大气都不敢喘，端坐在椅子上，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那些穿着标志服的陌生的面孔，想必是公安局、工商局、公证处的人，而几个熟悉的面孔就是本村的村委成员，大家正襟危坐，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支书宣布开始，每个参加投标的人发了一张纸条，在上面写数字，谁出数最多土窑就是谁的了，金德仁心里怦怦乱跳，手哆嗦起来，写出的字像蝌蚪。大家都屏住呼吸，两眼紧盯着公证员的手，心脏一跳一跳的，谜底终于揭开了，金德仁以高于第二名三千元的价格独占鳌头，他当场将一堆大票小票倒在了地上。金德仁激动得站起来，走错了地方，到了公安人员那边，公安人员友好地一指，让他到穿着西服的银行工作人员那里去将钱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