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上中学时，在家带一罐用罐头瓶子装的菜，要吃一个星期。老哥说：“你还有菜吃？我都是带辣酱，舀一勺辣酱往热饭里面一埋，又咸又辣，吃得满头大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主要靠辣酱下饭，总感觉吃不饱。有一次，先打了三两米的饭，伴着辣酱吃完，简直没感觉，又打了三两米饭，还是伴着辣酱吃完，有点感觉了，但还没饱。我豁出去了，反正六两米的饭都吃完了，干脆饱他一次，再打了三两，这下终于吃饱了。”

接着，我们开始讲小时候所做的各种事情。虽然他家在湖北大别山区，我家在湖南农村，但我们所干的事情都非常相似，比如放牛，比如扯猪草。

老哥说他小时候干的事情主要是打柴，而我们老家产煤，不用打柴，但我也要用刀，我要用刀割牛草。

老哥说他不太会打柴，打得很慢，用柴刀也不顺。他十多岁时有一次砍柴，拿刀的手一挥，不小心砍到另一只手的手背。他抬起受伤的手一看，白骨赫然醒目，赶紧往家里跑，才跑几步远，血喷射出来，他赶紧在草地上抓了一把泥土按住伤口。跑到家的时候，按在伤口上的泥土都被血冲走了。

他说完把手给我看，现在还有一条三厘米长的伤疤。后来我每次摸他的手，都会不由自主地摸摸他的那道伤疤，为十多岁的老哥心痛。

那个晚上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小时候的事，开始坐在沙发上讲，后来一边洗澡一边讲，最后躺到床上讲，一直讲到凌晨三点多，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是绝对的门当户对。

我颇有感触地说，先辈们真是英明，总结出了“门当户对”这个婚姻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在运行了几千年后，依然应该成为择偶最科学的标准。老哥后来惊奇地发现朋友当中那些不幸福的婚姻，根源都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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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门当户对（2）

当然，说婚姻要“门当户对”，不是看重门第，更不是有什么阶级等级观念。而是我发现，只有“门当户对”，两个人才会有类似的经历，才有可以被理解的过去，有可以畅谈的往事，有继往开来的基础，有像我和老哥那样，可以比着吹牛的各种骄傲，无论是比穷，还是比富，无论是比砍柴，还是比打猪草。

多年的师生恋

用今天的话来说，“门当户对”的婚姻，能使两个人有类似的知识结构，有可以兼容的资讯，能资讯轻松地对接，形成两个人从过去到现在的了解和理解。

令人称奇的是，我们发现，我和老哥在认识之后的知识结构也几乎一模一样。

我读本科时，学的是中文，而老哥对文学向来很感兴趣，他看的文学类书籍一点不比我这读中文系的少。读中学时，他曾梦想当作家。我们在一起讲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时，我一不小心会遭到他的取笑。

老哥本科读的法律专业，他后来又让我也读完了所有法律专业本科生必读的书，并让我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跨专业考上的经济法学研究生，我们还师从同一个导师，直到今天，他老人家作为我们俩最老的义务品牌宣传员，让我们俩在母校的名声如同学校门口的那两棵梧桐树，茁壮成长。

我毕业分配到深圳后，“投身”新闻事业，而老哥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对新闻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比我这正宗报人要厉害得多，他常以一个刁难的读者的立场，对我的稿件提出各种蛮横的问题，使我不得不在发稿前一改再改。

至于我所就职的第一家报社，他在我去这家报社投递简历前，就已经自费订阅一年。老哥对这份报纸的热爱，比我们为这份报纸工作过的人多得多。

我到现在就职的报社负责金融板块时，老哥已经在银行工作了五年，我在他的正面引导以及旁敲侧击下，又学习了另一个专业——金融。

在我们多年的师徒生涯中，除了感受我们的“师生恋”，我还无数次被又爱又恨地骂成“笨蛋”、“傻瓜”，自尊心常常遭遇“重创”。

直到后来我在家革命性地建立“模拟法庭”，老哥接到案件，在正式开庭前，我作为本案对方当事人，在家模拟开庭。

老哥开完庭回来后，常大笑着打趣我：“对方当事人请的律师如果有你一半厉害，我就完蛋了。”我这时就会得意：“哼，知道本律师的厉害了吧？哈哈！”我常以这样的一声大笑，来刷新我所有“笨蛋”之类的负面称谓。

十多年的互相渗透，我和老哥的知识结构变得惊人的相似。只是，这家伙几乎总比我高明，每当这时候，我就非常讨好地说：“我是小女人嘛。”、“谁叫你是我老哥呢？”而当我真的以非常佩服的语气，问老哥怎么那么厉害时，他会在我面前做难得一见的谦虚状：“我是你哥嘛。”

知识结构的惊人相似，使得我和老哥几乎无话不谈，十多年来，一直无话不谈。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无论房地产还是金融，无论投资理财还是女儿教育，无论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无论司法制度还是新闻自由，无论音乐还是影碟，总之，一切的一切。我能说的话，老哥都能懂，老哥关心的话题，我都明白。有时，我们越聊越兴奋，到半夜一、两点还睡不着。

当然，我和老哥最喜欢的，还是情话，我们俩都喜欢表达爱，喜欢自酿蜂蜜，把彼此淹死。

最好的朋友

老哥不是个很主动的人，特别是在交往上。所以他的朋友不多，更准确地说，他的朋友很少。当我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