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井冈怀古
――缅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初创始人袁文才、王佐烈士有感
井冈怀古,吊袁王双烈,杜鹃滴血。
劫富济贫豪五井,义胆忠肝人杰。
接纳朱毛,连襟患难,威震黄洋界。
星星之火,助人丰功伟业。
嗟呼命运无常,苍天瞎眼,好汉多途劫。
弹雨枪林无片累,却被自己人灭。
冤恨九泉,祸延兄弟,赣水瓜潭咽。
罗霄茅竹,至今头梢皆削。
――丁亥年九月初九(重阳节)于井冈山茨坪工会宾馆
注释:
连襟: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是袁文才中学时代的同学和好友,永新暴动失败后贺子珍患上了疟疾,就在井冈山避难和养病,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住在一起,彼此以姐妹相称。故袁文才也将贺子珍视为姨妹,后亲自作媒将贺子珍嫁给毛泽东,亲同连襟。
黄洋界:距茨坪西北17公里,海拔1343米,这里峰峦叠嶂,地势险峻,红军在此设下哨口,望敌情。这一带因时常雾锁云飞,茫茫苍苍,一望无际,故又名:汪洋界。站在黄洋界上,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难怪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怀:“过了黄洋界,远处不需看”。那磅礴的气势,筑起了一道铁壁雄关。
大小五井:当年,在井冈山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行洲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足见大小五井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大小五井其实所指是井冈山上的五个村庄,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因井冈山群峰起伏,层峦叠嶂,串珠般的小盆地点缀山间,这五个村庄其形如一口口水井星罗其间,遂得名。大井是五个村子最大的一个,距茨坪7公里,是当年毛泽东、朱德等一代伟人率领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上井,“红军造币厂”建在那里。“红军第四军医院”坐落在小井。
瓜潭:即冬瓜潭,是永新县城东门外的一口深潭。当年王佐等人跳进冬瓜潭逃命时,曾被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惨杀于此。
削茅竹:在井冈山,至袁、王被错杀后,民间便保留有一种风俗,即:凡茅竹(mao、zhu)长到一米以上时即用柴刀削去其头梢,借用此种方式来默默地纪念怨死的袁、王两位烈士。(据当地导游悄悄的介绍)
附录:井岗山的末代绿林袁文才、王左之死――[转自铁血社区]
在毛泽东上井岗上之前,井岗山上有两位山大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左。正是他们接纳了毛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但也正因为如此,毛一想到袁文才和王左,心中就微微的颤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昔日称雄边界的山大王,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1927年1月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袁文才对中共的贡献是绝对不可低估的,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中共度过了难关,没有袁文才的全力支持,毛的秋收起义队伍就上不了井岗上,万事开头难,井岗山就是毛泽东赖以起家的风水宝地。他们俩后来都被毛所杀害,矛盾之一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端,本地人就是他们这样的土籍人,外地人就是客籍人。一般来说党内权利的分配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湘赣边界的党政领导权素来是操纵在土籍人手中,就宁岗这个地方而言,土籍人跟客籍人差不多少。不管袁文才怎么力争,九个常委中只能获得两席,“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是当年流传的原话,形象的画出了两籍争端的鸿沟。既然党、政重权尽操龙超清等土籍人的手中,客籍只能好生保重手里的枪杆子了。
以袁文才为团长,王左为副职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基本上清一色的客籍。龙超清、谢西安等人想要打破这种局面,想方设法以县委名义从袁文才那里调枪、借枪。袁文才就是不理睬。龙超清等人就从外县购枪,同时向红五军求援,几经努力,终于拉起了有六十三条枪的队伍,他们的官兵是清一色的土籍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百余人的武装是冲着袁文才和整个客籍建立的。对于这种情形,袁文才、王左对龙超清等人的戒备心理也就更重了,双方不断的发生摩擦和争论。袁文才对龙超清和永新地区的朱昌凯、王槐等人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年青书生,本事不大。这种自傲的心理自然会在其它一些场合表露出来。比如说为了一只精美的勃郎宁手枪,袁文才当众从龙超清的腰里夺去,使年青的县委书记颜面扫地,心生恼怒。袁文才有生以来唯一的相好叫陈白英,当时任宁岗县委书记的谢西安也慕其姿色,暗中插了一手,不料有一回与袁文才打了个碰头,于是醋坛子打翻,两人关系从此恶化。世俗的偏见以及共产党内的风气也决定了袁文才和王左最终还是要遭厄运的。
这首先是中共中央对榆林土匪的政治歧见,起了先声夺人的错位指导作用。中共六大有个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试用,暴动之后宜解除他们的武装并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该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对待,即便他们帮助暴动也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铲除。着个文件辗转了近半年,才由国民党第三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设法送去了井岗山。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传达的时候跳过了这一段没有念,会后在小范围内找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正林、邓甘元等商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是袁文才、王左的情况不可与土匪、绿林等相提并论。中央的这一政策对他们不适用,更谈不上执行的问题。毛泽东离开之后,几任边界特委书记对袁文才、王左根本没有一点好感,连毛泽东的堂内兄,扬泽明对袁文才、王左的看法是始终把他们当做十恶不赦的土匪。他于1929年2月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到“边界的土匪分为两部,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左部,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而且有能力,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甚至全然不接受,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的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需特别注意才行”。
边界的特委书记邓甘元把袁文才、王左划为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力主按六次会议所决议的干。这位特委书记还说“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潜伏已久的灾祸终于降临,那是袁文才自己点燃了灾难的导火线。在1930年2月上旬,袁文才指挥部下几经努力,好不容易活捉了查林、宁岗等三县国民党联防团团总罗克少,将他的拥有十八个工人,数台机器的小型兵工厂搬到了宁岗。找罗克少是预谋已久的想法。袁文才和王左等人的动机是利用罗的兵工厂造枪,造子弹。袁文才对罗采取了软化,感化的策略,以理待之,如同贵宾。他对部下说过,“你们都劝我杀掉这狗贼,杀他有什么用,我们缴到了他的工人和机器,但不由他出面,我们在长沙怎能买到钢铁、洋硝?哪又造的成枪弹?也有人提醒说”世事复杂,其他人到不考虑,特委那边要特别小心,应该向他们报告,这样有好处”。袁文才摇着头说:“日久见人心,事实自能塞住他们的口”。可是袁文才不曾想到,罗克少事件引起了滔天的波澜。
在滚滚的波涛之中,蕴藏着看不见的杀机。宁岗、永新两县传出了“袁文才勾结罗克少反水,袁、王要另找出路”之类的谣言,遍布城乡,沸沸扬扬。那些真真假假,加在一起的传闻,传到特委一帮人耳里,使得书记朱昌凯和常委龙超清、黄怀、谢西安、彭文翔等人着急的不得了,连夜商议对策。朱昌凯、龙超清等人知道,要铲除袁、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袁文才、王左他们的部下有700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想要硬硬梆梆的对付,恐怕达不到好的效果,还要引火烧身反受其害。设下香饵钓螯鱼,安排软锁套猛虎,朱昌凯等人深谙此道。精心设计的策略一是设计骗杀,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于是1930年2月19日,一封伪造毛泽东签名的指示信,送到袁文才手上,信称“根据红四军前委决定,各县地方武装统一编为红五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左为副,集中永新县城河边,与红五军一道攻打集安,命令袁、王部队务必在2月22日赶到”。袁文才、王左于2月22日率领他的700多人开赴永新城。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组织了千余名群众在街上列队欢迎,晚上特委在萧家祠设宴招待袁、王所部的主要干部和各县卫队的负责人。大家喝酒聊天。2月24日凌晨,大地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按照计划分路行动,朱昌凯带人赴一家巷22号,将突被叫醒的袁文才打死在铺上。另一路人由彭文翔带领,直奔萧家祠对付王左,由于促不及防和群龙无首,被布置妥当的对手打得四处逃窜,最后袁文才、王左的700多人全部被缴械。
井岗山的末代绿林,红色枭雄,就这样惨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细说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始末
[转自铁血社区]
悲剧终于定格在了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5时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十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庭院,袁文才的几名毫无防范的卫兵则被逼到了墙跟。朱昌偕早已熟悉了这个庭院的环境,他径直赶往袁文才门口,敲门喊道:“袁司令,老袁,我是朱昌偕,有事找你。”
与袁文才同居一室的李筱甫迟疑了一下,还是轻轻拉开了门。袁文才在睡梦中刚睁开睡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袁文才眉心。随即,另外几支枪同时响起,李筱甫与袁文才倒在了血泊中。
就在尹家巷22号的枪声骤然响过后,一直心怀警觉并在住处内打好了地洞的王佐,仿佛天人感应一般从床上一跃而起,嘴上连连叫道:“不好,出事了。”然后,带上刁辉林等人沿着地洞钻出了祠堂,来到了菜地边,跨上几匹未卸鞍的战马,飞驰而去。
然而,当他们冲到城东浮桥边时,却发现浮桥已被撤掉,宽阔而幽深的冬瓜潭顿令人望而生畏。回首处,永新县城罩于雾霭层层里,枪声、喧闹声像一壶煮开的沸水,喧腾不止。
佐等人立即牵马跳进了冬瓜潭,抱着马脖子,拉住马尾巴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他们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伴随着战马凄厉的声声嘶鸣和几人声嘶力竭的争辩,冬瓜潭回旋着一汪血污,继而渐渐趋于平静。
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李筱甫等人的17具尸体,内含三十二团所部的6个连长。
然而,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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