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

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致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01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一《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哪能不爱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和他们同住？”

回答总是沉默。

后来我发现她的桌子上不知从什么时候摆了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禅理散文《风·花·雪·月》，这使我感到惊奇，她女儿出国发财，她自己吃穿不愁，怎么还会对这种出世之作产生共鸣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边看到一本台湾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顿》，更甚不解，于是我问她：

“您要皈依佛门了吗？”

她答：“入了苦海，再进空门，恐怕太晚了，只是看看这些书心里明净点儿。

咱们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只有读读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问：“什么是‘身心安顿’？”

她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一字一句地给我读：“身心的安顿始于智慧的开启，中间经过烦恼、恐怖、颠倒梦想的断除，然后越过生死的大河流，达到一个清静不动的境界。”

她读书的神情虔诚而投入，读得很慢，但我依然没有全懂，风马牛不相及地问：

“您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在这独门独户的单元里，难道还嫌不够清静吗？”

她面带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问，就像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少年讲经布道：

“愤怒和悲哀都是虚妄的，人生是一个大舞台，可是人千万不要太入戏，不要计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欢乐和苦难，都是有因缘的。人要随遇而安。”

这个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这些话题就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谈还是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因为她的话听上去确实有点玄机密布，自言自语。

有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管月月怎么样，不管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爱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头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坚强的声音是出自我面前这位围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口。

后来我和

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

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感到母亲对她原来那种感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种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种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帐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

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子，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出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

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感情的孤岛。

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性带了孩子回来和母亲同享天伦，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种没有空调的小房子，自己买菜做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儿子——潘小伟的这个遗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个喜欢几人忧的重要人物。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倍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触，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目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物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种黑社会的大姐大呢。

但后来情况并未如我所想地发展，进入冬季之后

吕月月再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有很长时间未去看望她的母亲。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下午，

吕月月的母亲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到她的住处去一趟，说有事要告诉我。

我没有犹豫便冒雪赶去了，因为她从未生动给我打过电话，从未生动麻烦过我任何事情，现在突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请我过去，我预感事关重大。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