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古代王国。即汉代的鄯善，唐代的纳缚波。位于天山南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北、距离玉门关以西四百公里处，即今新疆省鄯善县东南戈壁中。西元前二百年左右，此地建立了西域最早、最大及最强盛的楼兰王国。由于位居东西方丝路必经之地，中西文化乃得以在此汇集，遂使楼兰成为拥有高度文化的古国。至西汉，楼兰成为汉代经营西域的第一站，地势极为重要，原为匈奴所征服，经常劫杀汉代使节。汉昭帝元凤四年（779b.c.），遣傅介子入城计杀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隋时尝置鄯善郡。唐时称为纳缚波。对于此地，玄奘《西域记》中，仅载有‘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字样，而无其他记载，由此可以推知至唐代时，此一古国之原址，当已成为一片无垠的沙漠。又，元代时，马可波罗尝着《东方见闻录》，该书对西域诸国的风土人情及地理形势，均有详细的记载，唯独对于楼兰只字未提，由此足证在元代以前，楼兰早已湮没。
西元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hedinsven）首先发现楼兰王国的遗址。其后，透过英国探险家斯坦因（in）、日本探险家等人的陆续挖掘探查，才得以一窥此早已湮没的古国形貌。
今楼兰遗址仅残留四面城墙，城门已无法辨识。位于城北约七十公里处，有一庞大古墓群。坟墓的设计十分奇异，每一座墓均由白杨木作成的桩木围成数层椭圆形，墓与墓之间亦由桩木接系。又，城东有座佛塔，塔身残余十点四公尺高，系用土坯、木料及柳条砌成；此外，塔前殿堂废墟中，堆满了木料，其中最长的一根竟长达七公尺，由此可见当时建筑的瑰丽宏伟。就先后发现的高耸的佛塔遗迹、诸多佛教寺庙遗迹及相关佛教文物来看，可知古代楼兰人崇信佛教，此又可由《法显传》中所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得到佐证。此外，寺院内的壁画，具有浓厚的罗马帝国时期色彩。又，从此处出土的汉字文书和印度西北系统的卡罗休提（har，佉卢虱吒）文书来看，确可证实此处曾有过东西方民族、文化共存的情形。
二十世纪末叶（1989？），日本朝日新闻社和朝日电视台，与中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签约，拟合作调查楼兰遗迹。日本方面派出早稻田大学教授长泽和俊等历史学，动、植物学者及随行采访人员约三十人；中共方面则派遣考古学者和有关后勤人员约一百人。所拟调查的路线是由嘉峪关起，经敦煌、密兰，到楼兰，然后再折返密兰，前往吐鲁蕃而至乌鲁木齐，全长共二千五百公里。途中还将横越现已干旱的罗布泊。这是1934年瑞典首次调查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调查。
◎附︰金维诺〈鄯善的佛教寺院〉（摘录自《中国美术史论集》）
鄯善本名楼兰。张鶱第一次奉使通西域时，才知有楼兰其国，这以后楼兰就开始了与内地的交往，因此也可以知道楼兰立国远在张鶱出使（公元前138～126年）之前。关于鄯善的情况，《汉书》〈鄯善传〉有这样的记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中略）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以后，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十余辈’，屡经楼兰等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赵破奴虏楼兰王以后，楼兰开始又进一步与汉朝有着臣属关系。到元凤四年（公元前77）立尉屠耆为王，始改楼兰国名为鄯善。根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南齐书》等史籍上的有关记载，可以知道鄯善在汉及其后五、六百年的时间里，一直与内地有着密切联系。到魏·太平真君七年（446），鄯善国王被执，才成为魏的镇戍。魏·太和十七年（493）前，鄯善遭到丁零（高车）侵犯，人民散尽，就不再以一个王国而存在。
鄯善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小国。法显在弘始二年（400）行经鄯善时，所见到的僧俗情况，是说明这一事实的重要资料︰法显等离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当时鄯善国人约有八千余家，而崇信佛法的沙门多至四千余人。僧徒多悉小乘。’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在国王带头崇佛的情况下，鄯善佛寺的兴盛是可以想见的。可惜，我们已经无法见到那全盛时期的佛教艺术的整个面貌了。但是，我们从曾经发现的少数遗址，还可以窥见鄯善美术的某些片断。
鄯善国都扜泥在今婼羌县（卡克里克）地区。在鄯善的另外一个重要城址──伊循（或作伊修）曾经有重要的发现。伊循在当时是比扜泥土地肥沃的地区，为汉时屯田之所。据《汉书》〈鄯善传〉，在元凤四年，鄯善尉屠耆王要求汉遣将屯田伊循︰‘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就是在这一汉代开始经营的政治、军事要地，曾经发现有佛教寺院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残留着零星的壁画与塑像。
伊循今为且末县属，在这里一个名为密兰的地方，曾发现重要的文物，大部分遗物都被斯坦因盗窃走了，而一部分壁画在盗劫时损坏。我们不得不根据盗窃者极不清晰的图片实录来探索它的情况。
在鄯善伊循发现的佛教遗址是新疆早期佛教美术的代表。在密兰地区一个唐代末年遗存下来的吐番旧堡东北一里半的地方，有一佛教寺院遗址（斯坦因定为密兰第二号遗址）。这一残毁的佛寺原来作长方形，外面围有厚壁。外壁和内室之间有很宽的走廊。内部原似为两层之建筑，中宽四十六英尺，深三十六英尺（第一层高九英尺），上层已残毁。原来的高度约八英尺，面积宽十七英尺，深十五英尺。第一层周围有高四英尺、宽二英尺、深八英寸的佛龛一列，两龛之间都有浮雕的半圆柱，泥柱上部作卷涡形，下有双础。龛内有等身大的残塑数身。对着佛龛的墙外走廊，排列着六身趺坐大佛。佛头高三英尺（头均毁落地面），膝部宽约七英尺余。在趺坐大像底部，曾发现一片梵文贝叶书。推测它的年代不能迟于四世纪。这是说明此处寺院建筑年代早于四世纪的线索之一。
就是在这一吐番旧堡西一里左右，有另一院遗址（第三号遗址）。这一外方内圆的寺院建筑在二十九平方英尺的台基上，中部有直径九英尺的刹心，原来顶部也作圆形。四周残壁高四英尺，四壁与刹心（中心塔柱）间的走道宽四英尺八英寸，入口处开有三窗，入口内壁装饰有极为精美的壁画，残留有翼的天使像七身。东南残壁下有壁画残片，画一着棕红色袈裟的释迦像，他的左侧有弟子六人，第一人手持菩提树叶，这可能是佛传故事中的一个片断。另外一块残片，上面画一王子合十坐于一伟人前，似乎是本生故事中的一个片断，人物有较明显的动态和神情，是了解早期情节性绘画的重要参考。可惜由于残存太少，无法探求具体内容。
离第三号寺院遗址六十英尺左右，有一同样方形寺院（第五号遗址），中部为直径十一英尺的圆形刹心，圆形过道围绕四周，壁面的配置与构图大体与上一寺院相同。外边方形过道残壁上绘有同样的有翼天使，年代也大致相同。东面进门过道有壁画，在墙壁的下边有护墙板，壁画两身人像旁有佉卢文同梵文，可以知道是纪元四世纪前作品。
西边对着入口处有一段弓形围墙已弄平，所余壁面向两旁伸展，分为两个半圆形。北壁上部只是少许壁画遗存，下部护墙板上的壁画已褪色，还可以辨识大体构图，与东南残壁护墙板的壁画一致，在一相连的宽幅花圈的上下是作各种形态的青年男女。有戴冠的王子，有持瓶的妇人，有携三弦琴的少女，有黑发的青年与勇猛的武士。
东南残壁长约十八英尺的壁面上部是须大拿本生。须大拿是传说中的一个乐善好施的王子，因为将国宝六牙白象施与了婆罗门，被其父王驱逐入山。须大拿入山，沿途仍不断施舍，将财宝、车马、衣服等舍尽，以后又将子女舍人为奴，后子女被转卖时，为祖父所赎，须大拿夫妇才被接回王宫。在壁上原来是画的全部故事，画图由右至左发展。残壁因墙塌，起始部分已不明。中部为须大拿施白象与婆罗门。左方近门处为须大拿因施舍无节，为父王所逐，骑马别去。其前，马车上为妻及二子，北壁残画是王子夫妇隐居山林及回宫团圆等情节。这一壁画被帝国主义盗宝者所破坏，我们今天只能依靠那些极不完整的图片来了解原物的大体情况了。
在白象膈窝有佉卢文题记，记有作者tita的名字。根据同时出土的文物以及美术品风格来推论，这些寺院是四世纪前的遗址。
须大拿本身故事画，在新疆开始出现，所采取的形式是值得注意的。它不像龟兹等地四、五世纪以后的作品，采用单幅构图，而运用连环画的形式。这说明本生故事画在中国流行时，一开始就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幅的，一种是连续性的。而连续性的构图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顺利的发展。由于它要求详细的表现内容，就相应地要求占据较大的壁面。而当供养者、佛教信徒们要求大量地表现众多的本生故事时，就不得不舍弃这种费事的表现方式，而更多的采用单幅构图。这是较晚的壁画上单幅的本生画更为流行的原因之一。直到以后，内地的供养者又从追求量，而转向追求清楚地表现故事情节的时候，连续性的本生故事画才又逐渐地从单幅构图再演变出来，同时风行起来。这种情况，在以后的敦煌以及麦积山石窟的壁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由于连续性构图的本生故事画在早期是稀见的，甚至在目前说，这里所发现的还可能是中国境内所仅见的，就更值得珍视，它是研究这种连续性故事画的宝贵资料。
须大拿本生故事画所以值得重视，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本身的艺术成就。在早到四世纪以前的佛教艺术品，就具有这样成熟的技巧，是十分惊人的。在画面上，不只人物、车骑、象马、树木等等表现得很真实、生动，富有体积感；而且画家有明显的意图，是在企图通过人物形态、动作的刻划，明确地表现内容，在注意捕捉人物相互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了利用环境、树木等等的穿插，来区别而又联系起那些互相连续而又有所不同的事件发展过程。那些壁画上出现的人物，面貌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在不同情节中几次出现的同一人物，面貌却画得非常准确，不必仔细端详，就能辨认出来。画面上的这些生动形象，都是以极为简洁的色彩和流利的线条所呈现出来的。画家在画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受拘束的熟练的技巧，透露了艺术家在技术上的勤苦锻炼，以及对所表现的对象具有深刻的理解。须大拿本生故事画和另外一些作品，都说明新疆的佛教美术是在一个极其光辉的起点上开始发展的。
这些伊循发现的佛教美术品在与楼兰所发现的一列拱廊中的趺坐佛像木雕以及壁挂断片，都是在新疆发现的早期佛教美术品。在有翼天使和壁挂上人物形象的表现上，在须大拿本生图的描绘上，以及寺院建筑的风格上，都反映了某些外来影响。
伊循佛教寺院，在美术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是我们了解新疆早期佛教艺术的珍贵线索。它给与了我们可靠的具体知识，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综合多方面的材料，来全面探索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并且它说明佛教美术与佛教本身的传入一样，虽带着极为浓厚的异地色彩开始传向东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外来艺术代替了本土艺术的成长。新疆古代艺术的发展突出地说明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创造，并且就是在早期，中原的佛教美术也在向新疆传播。据《宋云行记》︰‘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中略）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可以说明佛教东渐之初，东西美术的交流除了在早已开始的工艺美术等方面，也在佛教美术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