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贵还不到四十岁，中学“高级”职称就到位了，他总认为自己高人一头，宽人一膀。因此就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把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根本不当一回事。

刘长贵的妻子名叫常亚莉，原来是冯原粮站的职工，一九九九年下岗后，一直待在家里。自从一九九二年和刘长贵结婚到现在都已经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生育。为了这个问题，两口子常常吵闹不休。

其实，常亚莉的不育症并不严重，经检查属于输卵管不通，只要做个小手术就可以生育。常亚莉不知道她的病有多么严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实女子”，再不能生育了。而刘长贵又不愿意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放着。

二○○二年八月十六日，刘长贵在家里刚吃过早饭，看见自己养的一只母鸡在院子里面，就跑到外面去抓。那只母鸡看见有人抓它，撒腿就跑。刘长贵没有抓到，心里非常气愤，于是跟在后面拼命追赶，追得那只母鸡满院奔跑，“咯咯咯”地直叫。

常亚莉看见以后，便走出家门，笑着对刘长贵说：“刘长贵，你这人是怎么啦，抓鸡干什么？”

刘长贵停止追赶，气呼呼地说：“养了个母鸡不下蛋，要它干什么？还不如将它杀的吃了。”

常亚莉知道刘长贵又冲着她来了，马上收住笑脸，非常严厉地说：“你将嘴放干净些，你说谁哩？”

这时，刘长贵又向常亚莉走了过来，他边走边说：“我说你哩，你还要咋？你自己不生娃，还不让别人说。”

常亚莉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说：“我不生娃，你还怪你呢？我看还是你的事呢！”

刘长贵用手指着常亚莉的鼻子说：“你还犟松哩！我看你这个人真是欠打。”

常亚莉便说：“你打，你打。”

刘长贵走到常亚莉跟前，先在她的腹部蹬了一脚，当常亚莉双手抱住腹部时，又在她的面部击了一拳，当场将常亚莉打倒在地。至此，刘长贵还不肯善罢甘休，在常亚莉的腿部再踩了两脚，然后才匆匆离去。

常亚莉没想到刘长贵真的会动手打她，更没想到刘长贵下手这么狠。她从地上爬起来，擦了一下口角的鲜血，一拐一瘸地回到家里，睡在炕上暗自悲伤。

冯原街上有个张翠萍。此人看年龄也有三十开外，儿子都六岁了，但她却整天穿红戴绿、涂脂抹粉、姿色不减。她开了一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怎么样，每天晚上闲着没有事干，就到麻将馆去转一转。

九月十一日晚上，刘长贵得知姜文海不在学校，又偷偷地跑到冯原街上的麻将馆去打牌。

张翠萍看见刘长贵来了，就搬了一个方凳坐在他跟前看打牌。说起刘长贵的打牌技术来，人们都觉得不怎么样，但他的手气特别好，想要什么牌就来什么牌。这一次，眼看着刘长贵在开茬子时，放下夹“八筒”的烂茬子不开，偏开了一个“五、八万”的好茬子。对门打了一个“四条”，他的下手碰住以后，再打“八筒”，上手也碰住了。当时刘长贵的手中只有两个茬子：一个是“四、七条”；一个是“夹八筒”，任意上一个茬子就可以听牌。他顺手揭了一张牌，是一个“七条”，他听牌了，和（音读hu）的就是夹“八筒”。

张翠萍看到刘长贵和的是绝张牌，用手将嘴一捂，“扑哧”一声笑了。

刘长贵说：“打牌么，有什么好笑的？”正说着，又抡到刘长贵揭牌了，他揭起牌用中指一摸，大声喊道：“哈哈，是‘八筒’，我自摸了。”然后举起手向桌子上一摔，发出“啪”的一声响，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里。

这时老板对刘长贵说：“慢一点，不要激动，小心把桌子摔坏了。”

刘长贵“嘿嘿嘿”一笑着说：“没事没事。”

张翠萍在旁边笑着说：“你的手气真好，老四‘八筒’都摸到了。”

刘长贵趾高气扬地说：“我打了一辈子牌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个手气哩！”

张翠萍在旁边看着看着，就说起来了。刘长贵每揭一张牌，她不是说“咦，夹窟窿都上来了”，就是说“呀，又听牌了”，或者说“看，这一手牌少不了自摸”。

说得其他三个打牌的人手忙脚乱，其中有一个年龄大的人说：“看牌的人再不要乱说，把人的思维都打乱了。”

经这么一说，张翠萍再也没有乱说。

抡到刘长贵坐庄了，他端了一手牌看来看去，迟迟不出牌。他的下手等急了，说道：“快点出牌吗！”

他的上手说：“怎么，没啥打了？没啥打就掀倒吗！”

刘长贵真的把牌一掀，笑着说：“呵，我和了！是‘天和’。哈哈……”

张翠萍将刘长贵的肩膀一拍，伸出大拇指说：“你真行，手气还真好。”

在这一年里，冯原派出所有一条规定：街面上所有的游戏厅、歌舞厅、麻将馆、网吧等娱乐场所在晚上十一时以前必须停止营业，否则将要进行经济处罚。

麻将馆的老板不敢违反这条规定，在晚上的十一点钟以前，就督促人们赶快离开麻将馆。

第二天晚上，麻将馆的老板看见刘长贵来了，指着旁边的一张麻将桌说：“来来来，刘老师，这个桌子刚好‘三缺一’，你坐下来咱就开始了！”

刘长贵走到麻将桌跟前坐了下来，又一张桌子拉开了，老板看到自己的生意兴隆，心里乐滋滋的。

张翠萍一走进麻将馆，看见刘长贵坐在那儿，就搬了一条凳子，又坐在刘长贵的身边看打牌。

她刚一坐下来，刘长贵就端上来一手好条子牌，只有两张杂牌。揭过两圈之后，就形成了一手听口好牌：三个“幺鸡”；三个“九条”；二条至八条各一个。这一次，他和的是条子上的任意牌。

对门打出一个“二条”，他没有和；上手打出一个“六条”，他也没有和；抡他揭牌了，他伸手摸了一个牌，是一个“幺鸡”，本来就自摸了，可是他仍然没有和，而是暗杠了。他再从杠头一摸，是一个“四条”，来了一个“岭上开花”，最后还是自摸了。

张翠萍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将两只手搭在刘长贵的肩膀上，用脸面在他的背部擦了一下。

这个刘长贵本来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经张翠萍这么一擦，顿时觉得浑身发痒。于是转过身去，用右手将张翠萍的脸蛋儿摸了一下。

张翠萍本来就不守妇道，被刘长贵这样一抚摸，简直是魂不附体，觉得心里热呼呼的。

刘长贵掷了一下色子，端了一手杂牌，乱七八糟的，心想：这一手牌肯定要输了。张翠萍也在跟前说：“张呢吗，现在不张了吧？”

刘长贵说：“打牌这事，本来就有输有有赢，要是每牌都让你赢，其他人早就跑光了。”

这打麻将也有点邪气，手顺了想要啥牌它就来啥牌；如果手不顺了再好的牌它都不上，你打“八条”它给你上“八条”，一连能打三、四个。这会儿刘长贵的手顺了，他先揭了一个边“七万”，又揭了一个边“三筒”，再上了一个夹“六条”，对门打了一个“五筒”，他碰住后就听牌了，和的是吊“七筒”。

他知道这吊“七筒”不好和牌，准备上牌后再换一下。谁知道他过来紧接着再揭了一个“五筒”，从扛头一摸，就是“七筒”，他自摸了，又是一个“岭上开花”。

对门将牌一掀说：“算了算了，不打了，我没钱了。”说完站起来就要走。

刘长贵也站起来说：“你不要走，先把手续清了。”

那人回过头说：“我把二百块钱都输光了，欠你十五块钱还要哩，没钱！”就继续向外面走去。

刘长贵抓起一把牌向那人摔过去，然后喊道：“摘你妈的，你没钱就跑这儿打牌来了。”

这几块牌正好打在那人的头上，他揉了揉头部，拿起一把椅子向刘长贵扑了过来。

麻将馆的老板最害怕顾客打架，如果一但有人报警，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他赶紧走上前去，夺过那人手中的椅子，让两个人将他推出门外。转过身对刘长贵说：“刘老师，为十五元钱跟人闹事划不来，算了，这十五元钱我替他给你。”说着就拿出十五元钱给刘长贵。

刘长贵说：“老板，我咋能要你的钱呢？”

老板说：“你快拿上赶紧走，千万不敢让派出所来了。”

“老板，那就让你破费了，真不好意思。”刘长贵说完后，就拿上钱走出麻将馆。

张翠萍跟着刘长贵走出来，说道：“刘老师，你为了十五元钱都跟别人打架呢，直得吗？”

刘长贵解释说：“我们常打牌的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要赖，当你输了钱时就千方百计找借口，能不给他钱时就坚决不要给；第二个特点是要怪，当有些人欠钱不给时，就绝对不能留情面。不具备这两个特点的人进麻将馆，就是给人家送钱去了。”

两个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地来到张翠萍的服装店门口。张翠萍打开服装店的防盗门，对刘长贵说：“刘老师，走，到我的店里边转一下。”

刘长贵本来没有要走的意思，被张翠萍这一留，还真的留下了。张翠萍拉亮里面的电灯，刘长贵就跟着走了进去。这个服装店分为里、外两室，外边挂着各类服装，里边是张翠萍的卧室。

张翠萍的卧室地方并不大，一张双人床就占了一大半的地方。门口放了一张三斗桌子，中间只有一米宽的人行道。刘长贵刚走进卧室，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将张翠萍紧紧地搂在怀里。

张翠萍用双手将刘长贵一推，说：“你着急什么呀？外边的门还开着呢！”

刘长贵一松手，张翠萍走到前面关住防盗门，拉灭门店的电灯，就向卧室走去。这时刘长贵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遇到了干柴一样向张翠萍直扑过去，张翠萍也像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泉一样，和刘长贵紧紧地抱在一起……

早上起床时，张翠萍依依不舍地对刘长贵说：“我今天晚上等着你，你一定要来呀！”

刘长贵说：“有你在这儿，我一定要来。”

张翠萍用食指在刘长贵额部点了一下，笑着说：“老色狼”。

刘长贵用嘴在张翠萍的两个脸蛋分别亲了一下，然后穿上衣服离开服装店。

从此以后，刘长贵几乎每天都跟张翠萍在一起，实行公开同居。九月十七日晚上，张翠萍对刘长贵说：“咱俩要名正言顺地过日子，这样胡乱下去总不行吧！”

刘长贵问：“那你说咱俩这事该咋办？”

张翠萍说：“咋办？你赶快离婚吗，我要跟你结婚。”

刘长贵笑了笑，说：“要是我离了婚，你离不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