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司马穰苴《司马法》

2000多年前，秦人的军队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点上。然而，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秦军攻城略地、杀人如麻。秦军，这支令人生畏的军队，果真是依靠残暴和野蛮统一了中国吗？

197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对这些兵器的研究，让人们逐渐看到了秦军鲜为人知的一面——司马迁未曾记录的那一面。

——青铜秦剑的魅力

中国先秦时代是青铜器的鼎盛时代，在更早以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铜的冶炼。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都有铜的使用痕迹，考古学家根据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遗迹的发掘，发现夏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二里头发现的“乳钉纹平底爵”，是采用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制造青铜器，只有约0.1厘米厚，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现比它更精美的青铜器，“乳钉纹平底爵”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商、周时代，中原地区青铜的冶炼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司母戊大方鼎”连耳高137厘米，重达875公斤。商、周时期的铜器主要是青铜器，青铜是红铜、锡和铅的合金，熔点在700－900c之间，比铁耐磨且容易铸造，化学性质也比较稳定。

当时人们使用不同的铜锡配比，来制造种类繁多的铜器。据《周礼-考工记》记载，铜有六种不同的配比分别对应六种不同的用途：

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

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

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

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锡含量的多寡，决定了青铜制品的硬度和强度，锡越多，青铜制品就越硬，但也变得更脆。难能可贵的是这六种不同的配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科学的。

青铜兵器的生产与制作在睿智的工匠手中逐渐达到了顶峰，1965年在湖北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鸟篆铭文，剑身用菱形花纹装饰，剑格处则镶嵌有蓝色琉璃和绿松石，虽然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但仍然光彩夺目，锋利无比，一剑割去，十余层纸瞬间即裂。在商、周时代，青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相比而言，当时铁的应用则狭窄得多了。当时的人显然已经意识到铁比铜锋利，只是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制铁方法。纯铁在自然界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铁极易氧化，只有铁镍合金才不易腐朽，而在陨铁中则含有镍，这使人类利用陨铁成为可能。

3500年前，古埃及人学会了利用陨铁。中国人也很早就学会使用陨铁，在1972年10月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一件铁刃铜钺。据科学家考证，这件铜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前制成，其成分即是由陨铁构成。但是自然形成的陨铁数量实在太少，使铁的应用无法普遍。

人类慢慢才学会了冶炼铁。铁矿石在1000c左右被还原变软，沉在冶炼炉底，得到的就是熟铁。铁块比较柔软，类似海绵样，含有许多杂质，必须要经过锻打才行。这种“海绵铁”产量很低，而且得到的铁器还不够坚固。古代波斯的铁兵器就是被如此打造出来的。

中国人的智慧在制铁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发明了皮囊鼓风技术，使铁的冶炼温度提高了200c，得到了杂质更少的液态铁水，冷却后就是生铁。这种使用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铁的质量和产量。生铁硬度比熟铁高，但比较脆，不适于展接和锻接，而适于用铸范，可以浇铸成各种铁器。

中国的先民们的冶铁遗迹大量存在，在河南省的西平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2000多年前，这一带是韩国的冶铁中心。在山东齐国都城临淄，仅冶铁的遗址就有四处之多，最大一处达到40多万平方米。当时的铁器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生产出来的铁主要用来浇铸农具、工具、食器，而无法作为武器。因为铸铁过于脆弱，一经碰撞就会折断。制作兵器只有通过柔化、锻造、淬火等技术对生铁进行处理，才会使生铁铸件变得更有韧性。

这些技术进一步促进了春秋战国时代兵器工业的发展，其中发明鼓风竖炉、高温液体还原法的技术比欧洲早1800年。春秋晚期又发明了渗碳钢技术，通过使用木炭反复加热铁块的方法，使铁的表面渗碳，然后锻造成渗碳钢片，最后再加工成各种兵器，铁、钢兵器已经开始展现它的魅力。

其中在河北易县出土的燕国铁剑，锋刃部分已经达到了今天高碳钢的硬度。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青铜正在慢慢退出历史，铁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令人费解的是，处于同一时期的秦人，似乎没有跟上时代。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四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的秦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在秦统一中国的前一年，强悍的秦军正准备消灭燕国的时候，一个叫荆轲的使者带着燕国的地图来到秦国。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献图投降是假，刺杀秦始皇是荆轲真正的目的。

《史记》上这样描述：刺客荆轲手持匕首，抓住嬴政的衣袖，奋力一刺。嬴政大惊，从王座上跳起，衣袖挣断，匕首刺空。嬴政乘机抽身跳起，绕柱奔逃，并企图拔剑还击，然而，三次拔剑而剑竟然不出。

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佩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

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青铜材料容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这种长度的佩剑随手就可以抽出，可惟独秦王拔剑为何如此之难呢？对于司马迁的这个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

1974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秦人能够制造如此之长的青铜剑！

可以推测，当年秦始皇佩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加长的青铜剑。在刺客紧逼的奔跑当中，要拔出将近一米的长剑，确实不容易。司马迁记载：在一个宫廷医生的提醒下，秦始皇握住晃动不已的剑鞘，最终才拔出了佩剑。

嬴政在13岁就继承王位，9年后正式亲政，随身佩剑是亲政的一个重要标志。据说，他曾经让人为他打造了两柄青铜剑，并在剑上刻了两个字“定秦”。一柄随身佩带，一柄埋在观台下。嬴政死后随身佩剑很有可能与主人一同入葬。今天，在秦始皇帝陵巨大的封土下面，它究竟何日能够面世，却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时间过去了2000多年，那柄曾经埋在观台下的青铜剑至今也没有丝毫的踪迹。岁月流逝，王剑留下了难以破解的迷团。

让专家们困惑的还有一个问题：秦人将剑加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古罗马军团在血战中总结出一条规律：以相同的力量，刺比砍更致命，刺死砍伤。

比对手的剑长出大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

对出土的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根据实践经验，含锡量若接近20%则最为坚韧。通过现代手段鉴定，这把2000多年前的秦剑含锡量约为21%，其准确度达到了惊人的水平。

但秦剑更让人着迷的地方，是它的外形。根据穿刺的实战要求，从剑柄到剑锋，秦剑的制造在形制上变化极其复杂。剑身近格处5厘米的一段，比其它地方宽而且厚，这种设计是为了增强剑身的坚固；由格到锋，兰叶形的剑身逐渐变窄，两锋之间呈顶角，是锐角的等腰三角形；紧接着是内凹的一个束腰，束腰之后又逐渐加宽。束腰对两刃八面的剑体十分关键，可以起到“风槽”的作用，从而增强穿刺的速度与力量。同时，剑身宽的地方厚度减薄，剑身收束的地方厚度加大，宽同厚呈有规律的反方向变化。今天看来，复杂多变的剑形完全符合力学的原理。

考古学家袁仲一教授仔细地研究了秦剑这种奇特的形制变化。他发现秦剑的造型是阶段性的，宽窄是由宽、窄、宽、窄、宽、束腰，前面是剑尖儿，厚薄是由厚、薄、加厚、薄，到剑尖儿，它呈阶段性递减。

这种设计使秦剑的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了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或许，秦剑加长暗示着秦军对格斗技巧的认识有了某种重大的突破。

由于剑身厚薄宽窄的不一样，通过阶段性的变化，剑刺过去以后就有了一定的弹性，不容易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