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明的幸福生活没持续几天，我上了一趟医院之后回来很严肃地对他说，周启明我正式通知你，今后你在我跟前要老实点，知道为什么吗？他傻乎乎地摇头，我更加严肃地说：“我升官了，管人多了。我以前只能领导你一个人，我现在要领导两个人了，我成了真正的组长。”

周启明这个笨蛋，硬是听不懂我的意思：“怎么回事，那个人是谁啊？”

我笑骂：“周启明你是不是猪八戒变的。那个人是你儿子！”见他还是不明白，我只好将一份“早妊”的诊断书拿了出来。

周启明看了之后大喜过望，在地上蹦了三个高，转了四个圈，又咧着大嘴仔仔细细将那诊断书看了第二遍，然后就一个劲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接着他就掀开我的上衣，要趴我肚子上跟他儿子“交流”。我照他脑袋就是一巴掌：“你别冻着咱儿子呀。你这会儿哪能听到他的动静，他还不到三个月呢。”

周启明说：“我的天，你怎么这时候才上医院检查。再说，你怎么也没什么反应啊？”

我说：“你还懂个‘反应’。人家军医说了，人跟人不一样。我也多少有点，我没跟你说就是了。”

“那你这些日子也不知道小心点，你真是个马大哈。”

他立即就跟我约法三章，不让我买菜不让我做饭不让我洗衣服干家务，让我尽一切可能为“小周启明”（他问我怎么知道是个儿子，我说我靠的“直觉”，他竟然就完全相信了我）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我笑话他说：哪用那么娇气啊，没事的。周启明不听，他立即调整自己的状态，从“神仙”一下蜕变成“小厮”，只要他在家，就一定要全方位地伺候我，以至于我感受幸福感受的多了，不由也产生了让他提前退休的想法。

人家都说“福无双至”，这话到我们这里不灵。我正在幸福中的时候，我们单位把电话打到了农机局：朱运穆让周启明转告我，即刻中断休假，马上“归队”，原因是接到军区后勤政治部通知，调250工地组织干事陈子华，到军区后勤生产部“助勤”。

去生产部“助勤”，在我看来是个天大的喜事，但是在250工地来说，关心的人却并不多。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助勤”不等于“调动”。尽管从我们工地出去的那些“助勤”人员，最后没一个回来的，可你还是不能说你去“助勤”就等于调走了，你只能说你是暂时到“上面”帮助工作。

我回工地之后，立即根据吕主任的安排，向临时兼顾“组织”的保卫干事许建洛移交我的工作。许建洛以前干过一段组织干事，这里的名堂他都很熟悉，因此移交十分简单。交代完工作以后，我就开始收拾我的东西。我不是调动，所以不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带走；我一时半会肯定回不来，所以主要的东西都得带走。我当干部之后买了一个柳条包和一个皮箱，一些暂时用不着的物品放入柳条包，其它的装入那个皮箱。皮箱我带走，柳条包暂时寄放在政治部的仓库里。这样我“助勤”以后，我那个宿舍就可以倒出来了。那宿舍是我跟管理处副处长潘永恩借的，我决定走的时候再还给他。

那天下午我收拾东西的时候，艾琴和严忆欣都来帮忙。后来严忆欣有事先走了，艾琴就问我：“排长，小严跟你说这房子的事了吗？”

我不解地问：“说什么房子？”

艾琴小声说：“严忆欣找丁处长了，想要你这间宿舍。”

我说：“这不是单身宿舍，这是家属宿舍，我跟老潘临时借的，她怎么能要？”

艾琴皱皱鼻子：“这小丫头片子能得很，我听说好像是丁处长已经答应他了。”

我不以为然地说：“她也太没数了吧，她是个战士呀。要是给的话，这房子也该先分给你。”

艾琴说：“什么干部战士，当时说的是她跟着我干，让我领导她。她也就是老实干了有一个月，就开始不听我招呼了。从禹川学习回来更了不得，她简直想和我平起平坐。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书记也不叫了，一口一个艾琴怎么怎么着，人家别人都告诉我了。”

艾琴说得这些，让我很是意外。因为小严在我跟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样子。如果艾琴说的是真的，这个小妮子也确实有点不像话。不过转念一想，以前在排里的时候，艾琴这个人就有点小心眼。她当副排长那会跟另外一个副排长张丽华闹得不可开交，实事求是的说，两个人都有责任。因此我觉得艾琴的话也不能尽信。不过说到房子，还是应该优先考虑我的艾“粉丝”，因此我马上就说：“艾琴，那我这会儿就把钥匙给你，我走了你在这里住。反正我又没正式调走，老潘也不可能跟我要房子，丁处长也不好意思撵你。你住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

艾琴说：“算了，我不跟她争了。反正我们今年就结婚，到时候肯定得分我们宿舍。小严愿意住，让她住就是了。我其实就是看不惯她那种张狂劲。”

艾琴走后，天就快黑了。这时严忆欣又来“帮忙”，跟我说三说四，就是不提房子的事情。我忽然觉得，我作为一个年长她两三岁的“姐姐”，应该尽一些教导和指点的责任。因此我就很认真地给她上了一课，内容从脚踏实地的学习、工作，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到女性的自尊自爱等等。她听的很认真，不住点头称是，一点也没有艾琴说得“张狂劲”。尤其是关于自尊自爱这个问题，严忆欣诚恳地跟我说：“陈干事，上次政委批评有些人老上我那屋子里去，我知道机关有一些议论。实事求是地说，我也有一定责任。我以后一定会注意。陈姐你帮助我进步，我一直很感激你。其实有些方面，你也好，其他领导也好，是有些高看我了，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无人要的弃儿，就是一个又老又病的部队职工的女儿。所以我自己有数，我时刻警惕自己，绝对不能在作风方面犯什么错误。你尽管放心就是。”

严忆欣的这种自我批评和严肃表态，让我对她的观感有所改变。毕竟在一个单位相处半年了，感情还是有一些。我想，既然艾琴公开表示不要这间房子，那我为何不送她一个顺水人情呢？所以当我离开250工地的时候，我就把房子的钥匙给了严忆欣。但我同时多了一个心眼，我把这件事跟潘永恩说了，我说的很明白，我到了后勤之后，这间房子怎么处理，我没有任何意见。

后来的事实是，我刚一调去后勤，还没等潘永恩找严忆欣，丁处长就找了老潘，跟他说，那间房子小严想住就叫她在那住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而且——他加重语气又补了一句，想跟他争辩的老潘就没脾气了。

丁处长补的那句话是：“而且，工地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哪个领导，他没明着说，老潘也没细问。按照正常逻辑，这个领导应该指的是马豫马主任。一来因为管理处归马主任领导；二来杨政委是管政工的，没有什么理由过问一间家属宿舍的安排问题。

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大半年之后，杨次山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跟严忆欣发生了“作风问题”。这间屋子，成了杨次山光明仕途的“终结者”。

我离开250工地的那天是1975年1月7日。因为只是去“助勤”，所以我走的时候很低调。我除了跟警通连的秦平峰、吴太白、马卫青打了招呼，然后跟我们政治部的人“再见”之外，没惊动更多的人。我本来应该跟我那“杨朋友”好好话别一下的，可惜他在禹川开会没在家。

工地后勤部有一辆车去河阳拉电瓶，因此直接将我和我的行李送进了市革委大院。住了一晚之后，我于1月8日正式到军区后勤生产部报到。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跟宣传科干事戴若思在一起。

戴若思今年27岁，比我大四岁，算是正儿八经的“戴姐”。她老家是四川宜宾，父母都是三线军工厂的“老军工”。戴若思1966年入伍，一当兵就在军区后勤司令部总机班当话务员，跟我“同行”。后来她先后在第一招待所、直属仓库等地当过保管员和衡器库副主任，三年前调任生产部宣传科干事。她前年结婚，爱人在第一招待所财务室当会计，她有一个儿子，刚刚十个月大。

那天我先到部长办公室去见姜新友部长，他跟我说：正式下令之前，你先到宣传科“帮助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戴若思编辑印发生产部的“情况简报”。另外宣传科科长刚调任，一个干事因病住院，一个干事在地方执行任务，现在科里只有两个人，他俩跑基层的时候，你就需要在家里值班听电话。

交代完之后，姜新友打电话叫副科长蓝田，结果蓝田和戴若思都来了，两人向我表示了热烈欢迎，蓝田还说，小陈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这些日子我跟小戴忙得晕头转向，白天晚上都快分不清了。

姜部长就跟他开玩笑，说那没关系，别分不清哪个是你老婆就行。

蓝科长和小戴把我领回科里，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们这个科属于生产部的政工口。主要负责安排指导部属单位的日常学习、理论教育、政工培训、思想政治工作、编发宣教材料等等。全科五个人（加我六个），在二楼的东头占有四间屋子，一间科长室（现在是蓝副科长占着），赵干事、苏干事一间，戴若思自己一间，还有一间是仓库，放的是书籍和宣传品。

我跟戴若思一个办公室，坐她对面的一张办公桌。

安置好了以后，戴若思又领我到生产部的各个科去转了一下，认识了不少人。我很快发现上级机关就是不一样，这里的干部待人热情，言语得体，各方面的素质明显比工地的干部要高。另外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的那个直接领导小戴聪明伶俐，能言善道，而且在生产部的人缘相当不错。她对人地生疏的我关心备至，照应的十分周到，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