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昨晚在哪儿躲了一宿？”

“在哪儿？我整整走了一宿。不敢进屯子，也不敢停下来。停下来，这腿恐怕就真的要废了。也不敢走公路，就在公路边的野地里走，深一脚，浅一脚，天亮了才看到东甸子。”

我让他歇着，拿着那条湿棉裤，到外屋地用炭火烘干了。又给小迷糊专门做了玉面米糊涂粥。

小迷糊穿上棉裤，喝了热粥，脸色缓过来了。他默默无语抽了支烟，说：“我不能在这儿呆着，得马上走。万一他们到户里来抓，就坏啦。”

我大惊：“那你怎么受得了！睡一觉再走吧。”

“不行，太危险，我到别的户去躲两天，然后回长春。你等会儿也赶快回长春吧，别以为没事儿，他们那些疯狗，什么都干得出来。”

小迷糊仓皇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走了。出门时两眼一红，说：“老龚、家轩……他们肯定是被抓了，怎么办哪？”

我心里一紧，摇摇头说：“你自己千万小心，咱们回长春以后再说吧。”

小迷糊走进雪地里，回头跟我挥手。

白茫茫的大地上，他的身影是那么弱小。

小迷糊走远了。一个黑点儿，在天与地的白茫茫之间。

回到屋子里，我慌慌忙忙收拾了一下必须带走的东西，猛然想起小米还没买，就跑到邻居家，称了15斤小米，用旅行袋装了。看看再无遗漏，就想走。

这时，忽然听到梁燕眉开门到了外屋地。我知道，她是要准备做头晌饭了。

我迟疑起来，忽然失去了从她面前走掉的勇气。老龚他们的落网，意味着这东甸子我们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如果继续呆下去，我们承受不了千夫所指。所以今天这这一走，等于永远告别。

外屋地有柴禾闲地摇曳，再不会有眼保健操的音乐在课间响起……“和平”，这个少年时代听得最多的词，将永远销声匿迹。我们从此就被推进了漫天风雪中，与狼共舞，奔逃不休。

回到长春，我赶到三马路小迷糊家，报告了不幸的消息。小迷糊的母亲在家，她是个家庭妇女，听了我的叙述，当下就坐在炕上，拍着腿嚎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她没有什么主意，只是哭。小迷糊的父亲从街道工厂下班回来，听了我的报告，沉着脸，默然许久，回头斥责说：“哭什么？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的。这小犊子，我们管不了啦！”

从迷糊家出来，我又到火车站前的老龚家。老龚的父亲在家，他休闲的时候，也是一身戎装，正在书房看书。听了我的报告，老人家眉毛一皱，问了问详情，没有再说什么。拿出一个本子，翻了翻，摸起电话要打，忽然想起我还在，就勉强一笑，要留我吃饭。

我借口家中还有事，连忙告辞了。老龚的父亲送我到院子里，手扶着栅栏门，没头没脑地叮嘱了我一句：“孩子，你记住，你们都还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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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已经天翻地覆，东西都清理好了，该打包的打包，该送人的送人。没过几天，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全家拉到了四平地区的怀德县。

这地方是平原，不属于长春管辖，但离长春并不远。平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只能老老实实种玉米，所以不如东甸子富裕，连电也没有，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们暂时住在队长家的东屋，一铺炕住了全家人。劈柴、挑水、烧火做饭，过起了乡下生活。

我的老父亲，年过40了，从头学习劈柈子生火。队长的老妈看了一会儿，半真半假地讥笑道：“老某啊，你喝了那么多墨水儿，往后全都用不上了吧？”

我也开始在队里劳动了。我知道，生活中的关隘必须硬碰硬的去闯，今后我的路，再没有一丁点儿可以浪漫的余地了。那时候身体还挺棒，我每天都下死力地干，社员们很惊奇，说：“你干活还真是不惜力啊！”

当时有个政策，下乡的干部，可以把自己在外地插队的子女迁到身边来。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活路。于是，在乡下过了一个死寂的春节，三月初，我重新踏上到东甸子之路，去迁户口。

先到长春，再转车。如今这座城市，除了火车站候车室和医院走廊，再无我的一寸容身之地。买了到敦化的票，也不敢到其他人家里去探听消息，就在候车室过夜。晚上，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狠狠地把我盯了半天。

我在心里哀叹，这才不过几天，我在长春的居留，就已经是非法的了！我的省实验，我的斯大林大街，都远离我而去。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这个美丽的城，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历史的前进，就是以粉碎我这样的人为代价的。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小人物，哪里有什么权利谈个人的悲欢？

从敦化坐上长途汽车，我的心就在打鼓：这次回东甸子，能看到谁？能看到些什么？那件偷军车的事，过了三个多月，应该没事了吧？刘队长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老龚他们会在户里吗？梁燕眉还是那样俊俏吗？

到了集体户，已经是下午，下晌饭刚吃过，男生屋子里有人。我推门进去，第一个看见的是小迷糊。

他一愣，满脸惊喜：“哥们儿！”喊着，就扑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