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芒什举起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我有义务查出这起事件的真相。”

“你这话在这儿可做不得数。”尽管那个男人长着一张麦片粥色的脸，他的双颊还是升起绯红的蘑菇云。

“没的商量，非如此不可。”拉芒什据理力争。

第四个人转头转向他左边那个人。第三个人抬起下巴，耷拉着眼皮往下看。

“让他说下去。”语气平静。这位拉比很有耐性。

拉芒什转头看着我。

“布伦南博士，继续你的分析，先别去管头骨和其它未受损的骨头。”

“拉芒什博士……”

“如果行不通，我们再谈那个常规协议的问题。”

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也不喜欢在得不到最大量信息的条件下工作，或是在并非最佳的检验程序下工作。

我确实喜爱并且尊重皮埃尔·拉芒什。他是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一位病理学家。

我看着我的上司。这个老人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地点了点头。“我和你在一条战线上。”他暗示我。

我的目光在艾弗拉姆·弗瑞斯的脸上游走。目光所到之处我都能看到教条和实用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对抗。这具尸体好比一座礼拜堂。这具尸体同时还有各类管道、神经节、便溺和胆汁。

目光所到之处我看到了死亡之痛。

这种痛苦和我几分钟前听到的痛苦如出一辙。

“当然了，”我语调平和。“在你们取掉头皮之前给我个电话。”

我看着赖安。他眨了眨眼睛，警察赖安暗示死者的情人赖安。(这句话看不太懂^_^——批注)

我离开验尸房侧厅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啜泣。她的同伴，哦不，是同伴们，现在却沉默下来了。

我犹豫了，不想干涉个人性的悲痛。

真的是这样？抑或是我在为保护自己找借口？

我经常见证这类伤痛。当活着的人面临着自己的生活必然转向，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这种正面冲突。再也无法一起进餐。交谈再也无法进行。不能一起大声诵读小小黄金书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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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苦难，却帮不上一点忙。我永远是局外人，眼睁睁地看着车祸、火灾和枪杀发生以后的剧情。我仿佛就是嘶鸣的警笛，是围起现场的黄色警戒线，是装尸袋上的拉链。

悲伤欲来，排山倒海，我无能为力。我痛恨这种无力感。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懦夫。我走进家属接待室。(排版有点问题，这两句分成两段更好——批注)

两个女人并排坐着，但是并没有挨在一起。年轻一点的要么30岁要么50岁。她有着苍白的皮肤，浓重的眉毛，卷曲的黑色头发绑在脖子后面。她穿着黑色的裙子和一件很长的黑色毛线衫，高高的蒙头斗篷遮住了下巴。

那个老一些的女人满脸皱纹，她让我想起了北卡罗莱纳山一带制作的干苹果似的玩偶。她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裙子，裙子的颜色介于黑色和紫色之间。裙子上本来应该有三个纽扣的地方用松散的线错综着穿了起来。

我清了清嗓子。

“干苹果奶奶”朝上看了看，眼泪在满是褶子的脸上闪闪发亮。

“弗瑞斯太太？”

她粗糙的手指拿着一块手帕绞来绞去。

“我是特普伦斯·布伦南，我负责解剖弗瑞斯先生。”

那个老女人把头转向右边，她的假发晃到了一个不太好看的角度。

“请接受我的哀悼。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受。”

年轻一点的女人抬起一双美得令人窒息的淡紫色眸子。“你是说真的？”

问得好。

丧亲之痛很难熬。我知道。我对于丧亲的理解是不完整的。我也知道。

我失去了罹患白血病的兄弟，当时他才三岁。我失去了祖母，当时她已经活到90多岁了。每一次，悲痛都像活物一般侵入我的身体，深深地扎根在我的骨髓和神经里。

凯文仅仅是个死了的孩子。奶奶活在记忆中，而我不是。我爱他们。他们也爱着我。但是他们不是我生命的全部重心，而且他们的死是早就在预料之中的了。

突然失去了配偶或者孩子，人们是怎么面对的？

我不敢想象。

年轻女人按着心口。“你才不会知道我们有多悲痛。”

没必要反驳，我想。再拙劣的哀悼也是哀悼啊。

“我当然不会理解，”我说道，看了着她，又看了看她的女伴，然后目光又收回到这个年轻女人身上，“我太自以为是了。”

她们俩都没有说话。

“我很抱歉你们失去了亲人。”棒槌学堂·出品

这个年轻女人停顿了很久，我都以为她不打算回答我了。

“我是米里亚姆·弗瑞斯，艾弗拉姆是我的……我的丈夫。”米里亚姆的手抬起来，然后停住了，似乎不确定它要干什么。“多拉是艾弗拉姆的母亲。”

她的手朝多拉那边摆了一下，就放了下来。

“我想我们在尸检期间不应该出现在这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米里亚姆的声音听起来悲伤而沙哑。“我说完了，所以……”她的声音变小了，但是目光还是停留在我身上。

我试图说一些安慰或是鼓舞甚至只是镇定她们情绪的话。但是我的脑中却想不起个词儿。最后我说了一些安慰人的陈词滥调。

“我确实能理解失去爱人的悲痛，节哀顺变吧。”

多拉的右颊猛地一抽，她的肩垂了下去，头也低了下去。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把我的手放在她手上。

“为什么，艾弗拉姆？”她哽住了。“为什么我惟一的孩子会死去？白发人是不该葬黑发人的啊！”

米里亚姆用希伯来语或者意第绪语说着什么。

“上帝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米里亚姆又开始说话了，但是这次却是一字一句地斥问。

多拉的目光慢慢上移到我身上。“为什么不把我带走呢？我已经老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她皱巴巴的嘴唇颤抖起来。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夫人。”我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

一滴眼泪顺着多拉的下巴滑落到我的拇指上。

我看着指头上那一片孤零零的湿润。

我咽了口唾沫。

“我给您泡杯茶好吗，弗瑞斯夫人？”

“我们没事，”米里亚姆说，“谢谢你。”

我拉着多拉的手。她的皮肤很干，手上瘦骨棱棱。

在这里待着也没有用，于是我站起来递给米里亚姆一张名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会在楼上。如果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请不要犹豫，给我打个电话。”

走出了这间探视房，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留着胡子的监视人正越过大厅朝这里看过来。

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上前一步挡住了我的去路。

“很好。”他的声音极其刺耳，就好像肯尼·罗杰斯在唱“露西尔”一样。

“一个失去儿子。一个失去丈夫。”

“我看到你去那里慰问她们。很明显，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这是怎么了？

这个男人犹豫了一下，好像是在就最后几个关节和自己辩论。然后，他伸手到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

“这就是艾弗拉姆·弗瑞斯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