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公寓在乔治顿p街一排联立楼房的三楼。波利在路边把车停下，我向她道了谢就下了车，从没有灯光的窗子就可以知道克莱尔不在家。

我和克莱尔相识是在我搬到特区来的一周以后。那时我刚从耶鲁毕业，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就像我们班其他五十人一样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她也从美利坚大学刚刚获得政治学学位。她的祖父曾做过罗得岛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都把第一年当成新兵训练营，我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莱尔见面的日子。我们想结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能睡觉就是我们的一切了。

婚礼很排场，但蜜月却很简单，当这段时光过后，我又回到我每周九十小时工作的办公室，在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中，我们有十八天都没有性接触，这是她数过的。

开初几个月她还觉得挺好玩，但渐渐地厌倦了被忽视的生活。我并没有怪罪她。但是那些年轻的同事在神圣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里谁也不抱怨这类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望成为股东，所以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因为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每年至少是一百万美元，按小时付酬也比让妻子高兴更为重要。离婚已是屡见不鲜的，我从没有叫鲁道夫减轻我的工作负担。

到我们结婚快一年的时候，克莱尔已十分恼怒，我们开始争吵。

她决定去医学院读书，她已厌倦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想她也会成为像我一样的自我专注的人，我想这个想法倒不错，这样可以使我大大减轻负疚感。

在公司工作四年之后，关于挑选股东的事他们渐渐露出一些风声。我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同其他同事进行一下比较，我感到我进入这个圈子还应该是最快的，但是我还要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行。

克莱尔决心要比我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些。所以我们两个都愚蠢地滑到了工作狂的极端上去了。我们不再争吵，只是各人干各人的。她有她的朋友和她的兴趣，我有我的。幸运的是我们没犯下生孩子的错误。

我希望我做事与众不同。我们曾经相爱，而现在再让它离开。

当我走进漆黑的公寓时，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我需要克莱尔。当你已和死神面对面时，你需要有人和你谈一谈。你需要感受别人对你的需要，需要别人的爱抚，需要有人告诉你有人在关心你。

我倒了一杯伏特加，加了些冰，坐在公寓的沙发上。我郁郁不乐一个人生闷气，因为我太孤独了，后来我的思绪又转到我同那位先生一同度过的六小时。

后来又喝了一杯伏特加。我听到了她来到门口的声音，她打开门，叫声“迈克尔”。

我一声没吭，因为我还在生气，她走进房间，当她看见我时停住了。“你还好吗？”她关切地问道。

“我挺好。”我轻声说道。

她放下大衣和提包，走到沙发旁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你到哪儿去了？”我问她。

“在医院。”

“当然。”我喝了一大口酒，“我这一天可够难受的。”

“我都知道了，迈克尔。”

“你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在医院呀。”

“我们这九个人当了六个小时的人质，八个人的家人都去了，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亲人，我们算幸运，逃了出来，是秘书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可我离不开呀。”

“你当然离不开，你根本不关心我。”

她搬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旁边，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让我呆在医院，”她开始解释，语调冷冰冰的，“我们知道人质的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可能有人伤亡。在这种事发生时，他们都会通知医院，要每个人都进入待命状态。”

我又深深地饮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话来说。

“我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也帮不了什么忙，”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医院等候。”

“你打电话了吗？”

“我想打的，可电话总是占线。后来一个警察来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断了。”

“那么两个多小时以前你在哪儿？”

“在手术室，一个小孩被汽车撞了，手术时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说。我总也搞不懂医生是如何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二具死尸。

“我也认为太不幸了。”她说，她一边说着一面去厨房里取了一杯酒，我们就在这昏暗之中相对而坐，呆了好一会儿。因为我们平时交谈很少，所以谈起活来并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说说吗？”她问道。

“不，现在不。”我真的不想说。酒和我吃的药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气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么镇定和平静，就是在挥舞着手枪，腰上缠着炸药时也是如此，他在长期的沉默之中也无动于衷。

我现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会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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