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塔地宫中也曾发现辽代重熙十三年刻写的题记砖，上刻有“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辽代时，朝阳称霸州，题记砖中第一句是说，僧俗众人第三次重修北塔事；第二句是说“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
3、天宫中鎏金银塔内还有题记铜版和银经卷，上边写有：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与舍利同时葬此银塔……
肖戟飏：“而这其中还有举世罕见的七宝塔！在七宝舍利塔中安放着木胎银棺，银棺里有一座方形单檐金舍利塔，塔内有一个非常精美的金盖玛瑙罐。两颗佛舍利和五粒鎏金珍珠就珍藏在这罐里。
而这种包装相套的珍藏方式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安放真身舍利方式大致相同。而通过文物可以看出，除了皇家没有人制作七宝塔这种价值连城的供物，而这里珍藏的舍利也除了佛祖外不可能是第二人。
虽然北塔舍利装藏方式与法门寺地宫(铁函一鎏金函一檀木函水晶椁子一玉棺)大致相同，但北塔的七宝舍利塔却是举世无双的。《正法华经·七宝塔品第十一》中有记载：“七宝三塔殊好色若干变。五种之华而雨其上…；—，金银、琉璃、水晶、珊瑚、琥珀、砗渠、玛瑙以为宝盖。……于时其佛临欲灭度……其舍利身在七宝塔。”
《法华经》云：“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复见诸佛般涅盘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又云：“尔时佛前有七宝塔……种种宝物而庄校之。；五千栏椐，龛室千万，无数幢幡辅导严饰，垂宝璎珞宝铃万亿而悬其上。……其诸幡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高至四天王宫……。”按佛经云，此塔是多宝佛塔，内有多宝佛全身舍利。由此可见诸佛经中多谈七宝塔，都是安放佛舍利的庄严之物，
但事实上我们所见却很少。几乎可以说北塔的七宝舍利塔是世界宝物，难得一见。在朝阳能得一见此庄严，那也必是有殊胜因缘和福报的。
辽代出土的佛宝物，供奉的佛舍利塔很多，但尚未见有其他记载有此庄严供养，即使是北京灵光寺的招仙塔和王崇仁先生捐赠给国家的五重舍利塔也不见此庄严供养，因此说北塔供佛舍利，七宝塔是第一庄严。
肖戟飏说完之后陈奇接着说道：“唐朝的时候盛行礼佛....唐太宗第一次诏启佛骨是在唐太宗李世民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陕西武功之行馆，当时他父亲李渊任岐州刺史。李世民4岁时，
李渊曾到陕西户县草堂寺为他还愿。《全唐文》记载说：岐州刺史李渊，为子李世民因病先前曾于此寺求佛，后蒙佛恩力，其病得愈，李渊造石佛像一铺送给寺院。以求佛祖保佑他全家健康，平安。义宁元年（617），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征讨薛举，战于扶风，凯旋之时亲自批准为法门寺度僧80名，僧人惠业也“特蒙敕准”为法门寺唐代第一任住持。贞观五年（631），
岐州刺史张德亮奏请开启法门寺塔，供养真身舍利，太宗敕许之，自此开了唐代诸帝礼佛之先河。法门寺的舍利迎奉和其后的辉煌鼎盛其实自唐太宗就已经开始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对法门寺佛骨素有信向，
来寺礼拜……听到古老的传说，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开，以佛指舍利示人，令人生发善心。张亮听到之后，在贞观年中上表请求开启舍利以供大众瞻仰。得到许可，遂后开发地宫，在深一丈多的地方得到两个古碑，
是周魏时代所树。……开剖出舍利，将其展现于僧俗大众。数千人一时同观……京城内外，举家上下，扶老携幼同来观看，聚集于法门寺，每天有数千人……
这次开示舍利，只是在法门寺“通现道俗”，香花供奉，而没有迎奉至京师宫中瞻礼、供养。但佛骨旋风，初起之势已不可挡。有关此次开示的盛况及灵异，《法苑珠林》记载说：放在高处的舍利，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人看见舍利如玉石般，
白光四射发出耀眼的光芒；也有人看见其为绿色；或看见有佛形象立于半空中；或看见菩萨、圣僧；或看见红色光芒；或看见五色杂光；……也有人什么也看不见，问明原委才知道他一生做了许多坏事。有好心人教他努力忏悔，有用火置于头顶，或用火烧手指，或刺破手指将血洒于地上，极尽虔诚，才得以看见。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不可胜记。
其后，张亮又上书朝廷，奏请将建望云宫殿的木材调来，用以修葺塔寺，掩盖先前一片荒凉的法门寺塔基。得到了唐太宗的许可。
这是法门寺历史上记载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建，用为皇帝建造望云宫殿的木材建法门寺塔，可见朝廷不但对法门寺很重视，并且一下子提高了规格，这也为以后唐代诸帝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创造了先帝有例的藉口。
唐太宗诏启塔基，影响深远，对李唐王朝“三教调合”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儒教本是国教，道教祖师姓李，被李唐王朝视为本家。
惟佛教是外来文化，极易受到排斥。太宗的做法便明确了佛教的地位，使儒、道、佛三教鼎立之势由此形成。
唐高宗李治，文德皇后所生，唐太宗第九子。历史记载李治是一位以孝为本的儒者，同时又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他做太子时，曾于贞观二十二年，令所司将京城一座废寺改建为“大慈恩寺”，
全寺总10余院，共1897间，度僧300人，另请50大德“同奉神居”。在寺内又另造“翻经院”，供玄奘法师作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