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赵盾之法：

也称“夷之法”、“常法”，是公元前621年，赵盾就任晋国中军将兼执政后颁布的法律。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令规范，说它是赵盾主导的改革方案更确切。

它的内容包括：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赵盾执政前一年，先且居、赵衰、栾枝、胥臣相继去世。除了赵衰，其余三人均是姬姓公室的要员。公室受到重创，后继者参差不齐，赵盾被推至风口浪尖。

历史既然赋予一个异姓家族获得执掌国政的机会，赵盾自然不会放过。他紧紧抓住这个改变家族和自身命运的机会，大展拳脚。自他上任之后，赵氏一家独大。臾骈本是出身卑微的布衣，竟能升任上军佐，全赖赵盾一手提携。

赵盾执政期间，士氏崛起，栾氏被打压，郤氏崭露头角，中行氏愈发壮大。由于跟赵氏关系亲密，先氏备受尊宠。从六卿的任命就能窥到异姓卿族（注：中行氏、智氏、魏氏属于周朝公族，也姓姬。与晋国公室相比，他们与晋国国君关系较远。为了方便叙述，与“晋国公室”的卿族区别，将他们与士氏、赵氏，一并归入“异姓卿族”。）的成长茁壮。

灵公被刺后，赵盾将晋成公迎立为国君。晋成公提出恢复“公族”制度。此时的公族跟晋文公时的公族相比，外延显然扩展许多。不再区分姬姓与否，只要是卿族均可参与。公族大夫负责为国家选拔培养输送人才，进入权力中枢。

这部法律，涉及人才任用，对刑狱、礼制规定约束，提出要淘汰冗员任用人才。其侧重在解决晋国当时面临的痼疾弊端，与“被庐之法”旨在维护君权等级有很大的区别。

第四、士会之法：

士会执政后，仰慕宗周的礼法，曾于公元前593年重修晋国之法。从他修法的动机来看，应是感慨礼崩乐坏，旨在加强君权，维护公室稳定。这部法律，很大可能与“被庐之法”有许多共鸣。

第五、晋悼公命重修法：

晋悼公继位后，命司空辛、士渥浊重修士蒍、范武子（士会）之法。这两部律法主旨一致，强调维护公室权威。与晋悼公上台后扶助公室，抑制强族的人事制度并行，相互辉映。

第六、范宣子刑法：

这部刑法，是士匄身为主帅率兵攻破曲沃，灭了栾氏之后，整理成文的。后世猜测，它的目的在于厘清国君与卿族的关系，明确二者的边界，维护国家稳定。

六部刑法，三部出自士氏之手，一部出自赵氏之手，另外两部由国君亲自下令修订。

每一部法令的出台，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透过这些律法回顾晋国的过往，涵义更丰富，意义更深远。

晋献公时，苦于公族势力强大，惟恐“曲沃代翼”的悲剧重演，拼命打压公族。“士蒍之法”应时而作。

“骊姬之乱”时，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夷吾流亡他国，太子奚齐、卓子先后被害。夷吾（晋惠公）归国掌权后，对重耳展开追杀。晋怀公上台后，下令追随流亡公子的限期归国，甚至不惜以追随者在国内的亲属为人质要胁。由于舅舅跟随自己流亡在外，文公的外公狐突惨遭杀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公回国执政，势必要对公室做一番补偿。毕竟，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内乱，公室实力大为削弱。加强公室意味着，提高姬姓后裔的地位待遇。于是有了“被庐之法”。

灵公时代，赵盾执政。出身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所以，赵盾是他所在阶级的代言人。“赵盾之法”代表赵家，更代表异姓卿族的利益诉求。

灵公被弑，公室进一步萎缩。晋景公时代，卿族发展壮大。出身理官世家嗅觉敏锐的士会很快意识到，加强公室力量的必要。于是有了“士会之法”。

晋平公时代，“范宣子刑法”出现在栾氏被灭之后。从此，晋国公室奄奄一息，君王权力愈见衰弱。

赵武接手执政时，卿族强大，公室弱小。要平衡二者，天平必须用力倾向公室。维护君权的强大的同时，努力维系卿族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他治理内政的着眼点。

晋悼公一心想要挽救的公室，随着他西去渐渐陈旧。除了韩氏仍在卿位，其余公族要么被灭，要么流亡，要么职小权弱，人微言轻。

异姓卿族，代表的不仅仅是单个家族的利益，他们合起来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士匄是他们的代言人。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封建礼法治国渐渐走向衰败，旧的宗法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成文法的出现就是明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士匄是有才干、有眼光、有智慧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他顺应时代潮流制作成文法令，可见他的高瞻远瞩才识过人。

河有两岸，事有两面。士匄的执政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除了彰显他的过人才华之外，还暴露了他的短板——比如太过严苛。除了郑国子产反映的贡赋太重之外，他对诸侯国的严厉程度也超过往任。

例如盟会必到，有战必出，稍有不顺，就要受到指责处罚。代理人前去也不行，一定要对方国君亲自前往会晤等等。理性思维发达应用在此，显然吹毛求疵，令人心生不满。

为此，郑国子产曾提出异议。

子产曾应晋国要求，到绛都面见执政士匄。他对这次“被邀请”表达了强烈不满。

子产从晋悼公时期回顾，将郑国在晋、楚之间惊惶未定疲于奔命的过程，描述得淋漓尽致。顺带还提及，曾经到访晋国时遭遇失礼对待的旧事。最后，他抱怨道，郑国对晋国是“无朝不至，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想不到却仍被责备，侍奉不够用心。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子产还说，大国政令无准，追随者惶惶终日，生怕一个怠慢又被责罚。他提醒士匄，只要稍加体恤，诸侯自然会依照约定前来聘问。何须强令招来，任性支使？

从文公起，晋国长期占据中原霸主的位置，早已形成一套不成文的诸侯对其朝聘贡奉的规定。形之已久，约定俗成。子产当面抱怨，可见晋国对诸侯的剥削压榨超越以往，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

这是士匄执政遗留下来的问题，赵武必须解决。

除此之外，如何处理与齐、楚、秦三国的关系，也是执政的重要职责。

齐国与晋国已签订“重丘会盟”。齐国新君年纪幼小，崔杼摄政，庆封为辅。权臣在位，根本无心图谋国家大业，一心只想满足私欲。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对外挑事。毕竟，兴兵用甲，劳民伤财，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齐国不足为虑。

至于秦国......自公元前559年，那场没有正式交手的“迁延之役”过后，两国一直相安无事。晋平公主动释放善意，于前一年派韩起到秦国谈和，秦景公也派出其弟公子针到晋国聘问。到目前为止，双方只谈和却未盟誓。不过，既然十年战火未燃，在不出现重大转折的前提下，晋秦无战事。

最后，当然是与晋国关系最密切的楚国。

两国的密切并非甜蜜的蜜，而是刀光剑影阴云密布。交战多年，双方消耗甚巨。谁都不能彻底的把谁打趴下，将对方置于死地。或是打得对方心悦诚服，愿意盟誓，再不侵犯。近年来，晋国与楚国的战事渐渐稀少，但是仍不能绝。

这个时候，有个问题便应运而生——跟楚国继续纠缠下去，还是找个合适的时机商讨：是否还有打的必要？更进一步，是不是要停火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