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进城了，我们也长大了，才知道故去的姥爷周仁轩是广饶县大王镇前甲村人，解放前在济南和青州等地都有产业。据青州市商业志记载：1929年8月，城区周仁轩等人在中山街（现偶园街）创办“民生工厂”，经营印刷，织布，缝衣，印染等业务，共有职员工人70余人。姥爷在青州还有“润源涌”等几家商铺，生意也都很好，据姥姥回忆说：那时候流通的是银元，商铺每天的营业额都会有专人收集好再用独轮车推回家倒进盛钱的大缸里。姥爷在济南上过财会公立学堂，干过盐官，人长得帅，也很讲究，有时到街对面的理发店去理发，刮脸也要换上长衫，戴上礼帽，风镜，披上围巾，总是保持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据青州市志记载：1933年周仁轩与济南保和电料行经理司法斋共同在城里开办“天丰磨坊”，装有瑞士进口12英寸钢磨两台，电力磨一台，40马力柴油机一台，并安装英制35千瓦发电机一台。磨坊夜间发电，供城里，东关，北关部分官衙，商号，居民照明使用。白天磨面，日产机制面粉200袋，除供应本地居民以外，还远销临沂，沂水，临朐，寿光，临淄等地，为当时青州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和发电厂。地址就在夥巷街以南，偶园街以东，据说当时有大小房屋一百多间，后来成为了益都无线电厂的厂址。1935年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天丰磨坊面向社会集资募股，征得山东安保司令赵明远以及富商于东亭，马百声等部分资金，扩建为“青州永年电气面粉公司”，1938年日伪军进驻青州后所存面粉被食用，电厂及输电设备也被强行掠夺。1948年青州与济南相继解放，姥爷也看到了民族工业的独立和希望，于是主动把自己在两地的产业都上交给了国家，从此姥爷成了红色资本家，政协委员，后来还被政府安排到济南任某银行的副行长兼董事。
青州永年电气面粉公司由华东局生产部接管后，将面粉公司改为新益面粉厂，1958年交地方，改为益都县第一面粉厂，1971年由城里迁往市场粮库南院与榨油厂合并为益都县粮油加工厂。发电厂则改为新益电灯公司，1950年更名益都发电厂，1960年，辛店——益都35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益都发电厂停止发电，重点运营架线，电力输送，销售，养护等业务，名称改为电力公司，后来又改为供电局。母亲是姥爷最小的女儿，小名十妹，从小就接受教育，嫁给父亲是因为姥爷故去了，两个弟弟还未成年，一家人要吃饭。而父亲是个军官，既能支撑起这个家庭，又能解决姥姥和两个舅舅的生计问题。
父亲抗美援朝回国后同村的好几家闺女都到奶奶家里倒提媒，父亲也没答应，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女子为妻。而母亲很美丽，很贤淑，让父亲一见钟情。况且父亲还回忆说，自己小时候跟着姑父去城里有事时就多次从周家大门前走过，也见过周家孩子们玩耍时的情景，因而对母亲有着更多的好感。相亲那天，父亲刚好回家探亲，便特地先去城里修了头发，才去见得母亲，为的就是给母亲留下个好印象。回到连队后便找来最有文才的一个战友帮他写情书，然后再照抄一遍寄给母亲，三五天一封，热情之言尽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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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急之中连侬晓得这类南方话也抄进了信中，母亲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于是便把错别字和段落圈出来再寄回给父亲，父亲很认真，总是把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再工工整整的写一遍寄回来，这样一来二去，母亲也被父亲的挚情和率真所打动，也就同意了这门婚事。那一年母亲才18岁，刚刚符合当时的结婚年龄。
结婚前几天，父亲特意跑到上海一家钟表店给母亲买了一块瑞士产的英纳格手表作为结婚礼物，然后请了假期，赶回老家与母亲结的婚。从此，父亲的工资一分三份，一半寄给母亲填补家用，另外一半自己留一小部分，其余的全都寄给老家供奶奶生活使用。就是这样，父亲仍然把自己那一小部分积攒下来寄给母亲，因为母亲家人多，又生活在城里，开销大，而自己在部队是花不着钱的。母亲也很节俭，除了生活开支以外，就是把钱攒下来供两个弟弟上学使用。
婚后不久，母亲又考入了益都工业技术学校财会班，上学期间，母亲总是晚来早走，很少与人打交道，生怕同学们知道自己结婚了会笑话，母亲很珍惜自己这份学业，毕竟还是一个大女孩而已，换到现在也正是上大一的学生。有了大姐以后，母亲更是每天早早的赶回家去喂奶，给两个弟弟做饭，帮着姥姥拾掇家务，直到毕业后分配去了卷烟厂，因为学的是财会，又是中专学历，因而直接就去厂财务科做了会计。大舅上学时不善言辞，却很调皮，有一次为了摆酷他偷偷把母亲的英纳格手表拿到学校里去了，母亲发觉后便连夜赶到益都卫校的宿舍进行索要，却遭到了大舅的拒绝，母亲也不着急，只是静静的在宿舍里听来听去，就在其他几个同学面面相赫的时候，一阵清脆悦耳的表针走动声从大舅的臭鞋里传了出来，母亲二话没说，拿出手表扬长而去。后来，大舅有了对象，人家要求买块手表，并且表示不用进口的，只要国产上海牌的就可以。大舅又找到母亲想办法，母亲二话没说，便从箱子里拿出了自己的英纳格手表，爱惜的抚摸了半天后给了大舅，要知道这可是结婚时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啊！平时根本舍不得戴，只是偶尔拿出来听听动静，上上弦再放回去。随即，母亲还拿出自己积攒了多年的余钱来给了大舅。
进厂后的第二年，母亲休假探亲去了父亲的部队，结果生病超出了假期没能及时返回卷烟厂里上班被开除了。父亲也没在意，便继续让母亲留在部队里做了随军家属，那时家属随军现象很普遍，都生活的很好，母亲也觉得没有任何事情能比的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是最美好的了，因而也就没有再去理会。就这样，母亲随着父亲在南京生活了将近十年，这期间又添了二姐和哥哥。
随军的生活幸福而又快乐，所有的军官家属们都生活在一个大院里，有士兵站岗放哨，打扫卫生，既安全又整洁。大家伙都是革命战士，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亲切和友好，邻里之间谁有好吃的都相互赠送。白天，男人们上班，学生们上学，女人们则在家里忙家务，照料小孩，然后再到大院里洗衣服，聊天。
节假日的晚上，操场上会播放各种各样的露天电影，即有国产的《上甘岭》《永不消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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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也有国外的《苦菜花》《看不见的战线》《列宁在十月》等。孩子们写完作业后也会跟着大人们去沾沾光，母亲总是看的眼泪稀里哗啦的，在这里，人们相处的都很愉快。老家的奶奶和姥姥也时常来小住半年，节假日里父亲都会领着全家出去游玩，顺路再去探望一下也住在南京的大姨，这种日子虽然过得单纯，却让母亲很开心。大姨是1948年3月份青州解放后参的军，随后便跟随着华东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留在南京某部队里工作至转业。听母亲说，大姨学习成绩非常好，上学时几乎总是考第一名，最次也没有掉下前三名来，每学期都能为家里省下三袋面的学费，因而深得姥爷和姥姥的喜爱和器重。青州解放时，大姨刚好从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便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因为有文化，学历高，又是四师的学生，便抽调到了华东局某机关任机要秘书。
四师成立于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初为青州府师范学堂，后来更名为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著名诗人臧克家曾执教于此，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到校为师生演讲，并为校刊《教育动向》题词，1954年四师迁至省府济南，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中高级干部，因而四师的学生很受欢迎。
听母亲回忆说：这是她人生中最幸福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后来老家的大爷和小舅在运动中出了点小问题，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被迫提前转业。就这样，父亲把南京所有的家当都送给了他的战友，然后与母亲领着姐姐抱着年龄还小的哥哥空身回到了青州。最初住在城里姥姥家，母亲这时才发觉姥爷留下的字画，古董，书籍，信函甚至照片都没有了。姥姥解释说：现在“破四旧”，红卫兵到处抄家，闹得四邻不宁，大舅更是担心他的前程，先是把家里的古董全砸毁了，后又逼着姥姥烧了那些字画，书籍，信函，地契，股票和照片。据说都摊了煎饼，一共摊了十几次煎饼才全部都烧完，说完后，姥姥哭了，母亲也跟着落了泪，这有什么办法，那时的人都那样。再后来他们又回到父亲的老家傅家村安了家，一住就是五年，这期间又添了我，据母亲说要我是因为回到了农村需要壮劳力干活这才考虑到再要个孩子。生我的那天很顺利，父亲早上用自行车带着母亲去的中心医院，下午就出生了，随之也就出了院。大爷家的叔伯大哥留刚推去了独轮车，怕偏沉一边还放了块大石头，另一边则坐着母亲，四婶子抱着我，父亲买了二斤油条推着自行车跟在后边就回了家，这一年是1970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九。
母亲常对我说：农历五月出生的人善良，性情温和，伶俐，行而正道，自能成功，三十一岁后方能大得利益。但是缺乏耐心定性，易急躁，心肠软，耳根软，好恶分明，喜自由，禁不起别人刺激，若能修正心性调整处世，越老越有成就。而我却从来没有记到过心里，自然也就没有注意过这一切。
直到父亲的工作问题被落实后，我们全家才回到了城里，母亲本来就是城里人，再加上姥姥和舅舅们都住在城里，所以对城里格外的熟悉和亲切，也就特别的开心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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