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是俗世凡间，佛门亦不例外。
云山寺虽然是太姥山上最大的一座寺院，其实它依然属于“小庙”。那时寺庙里老老少少加一起有僧人近二十个。有几位六十多岁的老和尚，多数是小和尚，年纪在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之间，还有两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僧人，另外还有两位四十多岁的比丘尼。这些人当中，只有包括我师父在内的两三个老和尚以及比丘尼是受过大戒的，其他都是沙弥。也就是正式的有证的僧人就四五个，剩下的都是实习生。而那些小和尚几乎都是由家人送到寺院里来的。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的小和尚都有一个共同背景，那就是家庭条件普遍不好，念不起书或者不读书的，父母就把他们送到寺院里来学经忏，想以后他们可以凭此谋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佛门中派生出了一种叫“赶经忏”的业务，系专门给他人（主要是死人）念经超度并获取报酬。那些“赶经忏”的僧人，业内称之为职业和尚。福鼎是个盛产和尚的地方，也是个盛产职业和尚的地方。云山寺有那么多小和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对“赶经忏”“职业和尚”自然是鄙视的。因而，我在云山寺对于佛门“唱念”方面的学习基本仅限于日常课诵要求的那些。而就算日常课诵的那些“唱念”，我也认为是多余的，觉得那些只是徒具形式，与修道无关。但由于那些唱念被认为是佛门的基本功，出家人的“饭碗”，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了。在坚定毅力的支配下，没多久，我就把日常课诵全部掌握了。除此之外，让我最花费心思的当然是研读佛典了。事实上，佛经并不是很难读，相较于那些艰涩的古文，佛经的文字表述已经非常白话了，而且很多还都有注释和讲义。我每每读到奥妙处，以为深解义趣时，总是涕泪感怀，抚案自怜，恨不生佛世。
我师父是个文盲，对佛法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可他偏偏好为人师，总喜欢给别人教导些“佛法”，而且，为了显示其高深莫测的修行境界，还经常在一群居士中宣扬其编造的种种荒诞神迹。例如什么他曾经在山洞里面修行时遇到佛菩萨的点化啦，什么他降伏了哪些鬼神啦，什么什么他有哪些超能力啦等等。这样的师父，自然是没法指望他在佛学造诣上能给我什么有益的指导了。还好师父有时候也是个很开窍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文化，教不了我们什么，为了提高庙里一群十几岁孩子们的文化和佛学知识，他专门聘请了位老师来给我们上课。那老师还是个还俗僧人，读过中国佛学院，能书会画，颇有学识。
老师参考佛学院教学模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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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了一些课程，有书法、佛学基础、古文、中印佛教史、写作、梵呗等。于是，我们每天除了铁打的二个小时的早晚课诵和寺院的杂务劳作外，就是学习各种课程。这段时间于我而言，日子过得清苦而充实。我的文化水平、佛学知识等都得到了明显地提升。
虽说我师父大字不识一个，且是半路出家，但他的“抱负”倒不小。在他整个的出家生涯里，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庙，特别是在他出家生涯的后半段时间里，一直在大兴土木。我在的那会，正好在修建玉罗汉堂。玉罗汉有五百尊，均由缅甸汉白玉打造，每尊玉罗汉重达数吨，加上相应的殿堂建设，亭台楼阁，整个工程耗资巨大。我一直都没搞明白，师父为什么要修建这么大的工程以及他当时是用什么方法筹集到这些巨款的。总之，我只记得当时整个寺庙都围绕着修建玉罗汉堂这件“大功德”转，各种重活、累活，没完没了，我们这群小和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寺院里免费的劳动力了。
云山寺的生活无疑是清苦的，但过得倒是无忧无虑，虽离家别亲，但有一群小和尚相伴和一些居士们的照顾，倒也不觉得孤苦。而且，得益于老师的教导，我们一群小和尚也学了很多丛林规矩，不至于那么野气了。但青春的生理躁动多少还是给我带来了些困扰。为了对治这些“人之大欲”，我尝试了佛经上的一些方法，比如不净观、白骨观，为此，我还专门托居士给我弄了张人体白骨图画贴在了我的寝室墙壁上，天天观看。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我慧根浅陋，对治的一段时日后也没能够让这些欲望消退，看到漂亮女性的身体还是充满着渴望，经常早上起床时，内裤是湿湿黏黏的。幸好我们住在山上，也没人来勾引我，否则，我真不敢保证我能够守得住戒律。
家人和亲戚偶尔会到山上来看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接受了我的这种身份，只是有时候还会劝我回家看看，我均未答应。每次母亲来看我的时候，她都会向我倾诉起家里的困难：房子弄不起来，哥哥年岁渐大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影响到他娶媳妇，父亲有一天没一天的干活，赚不到钱……。而我总装作跟我无关的样子，没有任何表态。其实，我心理也很清楚，我离家后，家里的境况并没有多大改变。这多少让我感到忧愁，但我总是尽量不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情。我认为，既然出家了，改变家里的境况已经不再是我的责任了，作为一个僧人，我也无法给家人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只能是希望他们自求多福了。
作为一座在景区之内的寺庙，云山寺虽然在平日里没有多少香客，可一到节假日，往来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我师父为了给寺庙增加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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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竟也在山门口摆起了摊位，做起了生意。由于摆的摊位多了，人手不够用，也把我给派了出去。我是百般不情愿，奈何师命难违，我最终也不得不搞起了小摊贩生意。于是，摆张桌子，拉个靠椅，铺上瓜果零食、矿泉水、方便面等，竞有模有样的做起了生意，完全不像个出家人。开始师父还让我卖“乡巴佬”、酒等这些荤货，我是死活不肯，师父也只好作罢。不过这生意倒也省心，卖东西就按寺里给的价格单子报价，也不讲价，也不讹人，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偶尔碰到一些年轻的游客会好奇地调侃下我，我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应对下，没人时，我就拿本经书在看着，倒也能自得清闲。“下海”后，师父又安排了其它一些“生意”给我做。由于山上没什么宾馆，有时候游客就会来寺庙里“开房间”。到了节假日，寺庙里的房间就会供不应求，作为寺里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师父指示我要尽量多创收点，这也是为寺里做贡献。为了寺庙的收入计，也为了多做些“贡献”，我竟也每次恬着脸与游客讨价还价起来，整个就是个店小二，简直俗不可耐。每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总是会严重质疑我出家的意义，甚至，偶尔还会在内心中泛起对家人的愧疚。
总之，云山寺让我感到越来越不自在，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个修行人，这与我当初对出家的设想大相径庭。而老师在平常的授课中，也以他自己的经历给我们讲述了佛教界目前的一些情况，使我对当前的佛教现状也有了一些了解。他一直劝我们这些年青人不要一直呆在这个山上，应当走出去，看看外面广大的世界，多学习知识，开阔眼界。他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若要走出去，我们就应该去报考佛学院，去考北京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或者其它有名的佛学院。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几个小和尚就开始关注各地佛学院的招生信息。当时，我师父对此是反对的，他特别反对我去报考佛学院，他不想我离开云山寺，他希望我能够留在这里和他一起完成修庙这件大功德，按他的说法，等他圆寂后，把寺庙交给我打理（或者说是经营）。他总是对我说道，读佛学院的学生，多数后来都会还俗的，你去读佛学院以后也是会还俗的。
基于我当时已经对师父抱有的成见，师父的这种“衷告”，我压根就没当回事。
我已经决意要去读佛学院了。
那一年，全国发生了极其严重和罕见的瘟疫，一时间，恐慌弥漫着整个社会。政*倾尽全力控制疫情的漫延，到处都是疫情隔离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我当年不顾一切要求出家的道场，再次踏上了“求道”的新征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