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的“定式”。

至清代，则鼓吹“室女守贞”，要吹捧殉夫的“贞烈”为“仁至义尽”。

从文化生长的土壤上来看，宋代理学的兴盛是“贞节”观念获得理论支柱的重要时期。

前面讲的程伊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他还主张男子不能娶寡妇，“凡娶以配身者，若娶失节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这样，使女子在不可“更”二夫的同时，又添了一层新的束缚——它由男性来完成。

是宋儒理学最先提出“未婚守节”的概念的。这样，使妇女提前进入“贞节”的樊笼。

而这种事，跟一些女性自身的“不觉悟”也有关：即迎合男权文化，自愿成为其中的殉品。有人还用“残体自伤”的誓志行为来为“贞节”高唱赞歌呢。

例如，战国就有梁国寡妇高行，拒聘不改适，以刀割鼻明志。自此，仿效者众，周郁妻戳鼻，魏溥妻割耳，王凝妻断臂，曹文叔妻刈耳又割鼻，清人方启祥妻为表“不二”决心，竟在脸上刺下“守制”二字，使“贞节”二字带上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正如“性派对”行为者桂妞所尖锐指出的：“这些可怜的‘女英雄’只知道伤残自己，为什么不把男人的‘根’割下来呢？”

尾声：燃烧的文明纹身的“荆条”

现代人“纹身”既是成人标记，又是美的需要和个性的张显，可是，当女性把“贞节”的字符用来“纹身”时，她背负的则是带刺的“荆条”，是灵魂的收缩和对男权文化的臣服。

“男子贵信，妇女贵贞。”

“贞节”成为社会公认的女性价值的核心和人品的典范，并把它提高到与男人的“诚信”一样的高度，说明女性要在这个男权社会立足，必须背负着这根“荆条”。

众所周知：“信”被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人格的一种确证，三种重要品格“信、知、勇”，“信”居第一位。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讨论了“信”，共出现“三十八”次之多。而与“信”同属一个家谱的有“忠诚”、“孝顺”和“官”等，它们都是传统的“家文化”、“孝文化”之种，是将人性束缚的“荆条”和“绳索”，它与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

有人统计：与“忠诚”有关的中文单词总计103个，而英文中只有43个；与“孝顺”有关的中文词有45个，而英文中只有4个；与“官”字相关的中文词有323个，而英文中只有160个。

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儒家文化的封闭和狭窄，因为数字越大，意义越丰富，条条框框越多。

古往今来对“信”的礼赞也是浩如烟海，数不胜数。

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回景公见晏妇老婆很丑，又很老，景公就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晏子听了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夫人虽然又老又丑，但她是我的结发之妻，年轻时也很漂亮，但人不能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我已享受了她的青春美貌，你今天虽然赐我美女，但我怎么能背信弃义、抛弃与我同甘共苦的老妻呢？

而最动人的则是“抱柱”的故事：一位叫尾生的人，在桥下与人约会，后洪水至，为守约不移而被水淹死。

“为信不另娶”和“为信而死”都表明了男人的“诚信”之美。但这种美却是建立在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和对信仰的追求上，是主动的，不是被迫或强加的。

它与女性为“荆条”沉重的“贞节”而沦为“次等人”、接受种种苛刻的检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历史上曾流传着许多为这根“荆条”度身煅打的“法宝”——检验女性是否“贞女”。

比如，所谓的“守宫”法：“守宫”本是一种虫名，一般放在器皿里以丹砂喂养成，长到满十斤后，把它捣碎，点到肌肤上后，终身不会褪掉，但一旦发生性交，就会消失。因此，民间认为它可以耻止淫乱，保卫贞操，所以称为“守宫”。

民俗还有一种“灰检法”：用细干灰铺放于桶之内，教女子解了下衣，坐于桶沿，用绵纸条栖入鼻中，要她打喷嚏，若是破身的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如果是童身，其灰如旧。连朝廷选妃，都用这种方法，可见它的神奇。

此外，中国北方某些地区有一种“燎裆”风俗，即迎接新娘时，指定一个“法女”拿着点炮的麦草火把，在新娘胸前肋间和两腿间一下一下燎着，其目的是检验新娘是否贞节。

若女孩子与人有过肉体接触，便不是女儿身了。

据说，失了节的女人，最怕以火燎烤下身。身体近火之后，阳气上升，若为贞女，则没任何反应；反之，因热气上窜，抵至喉颈间，人就要顺气不止，面部潮红，耳根发热，浑身奇痒难熬。

而在古代的江淮一带则流行着所谓的“贞节帕”。据《性理三书图解》，此间男女成亲时，新娘由自己的母亲陪同步入洞房，见到女婿后，母亲不仅给他一些果酒礼品，还同时把一块方巾塞入女婿衣袖中，这叫“叫亲”；女婿恭敬地接下来，并此来印证是否有“落红”。

有的还将染有初夜血的白巾拿给众人看。

这种“贞节帕”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区还很盛行。夫妻性生活本来极其隐私的，况且礼教的压抑文化也使人讳言、慎言“性”，而今为了表白“贞节”，平时具有的羞耻感早已没有了——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悖异”：该隐私的公开化；该公开化的反而极其隐蔽。

为了让女人的“贞节”更加“制度化”，女人还接受了“裹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