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就连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也被质疑：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是否就是固定不变的？加格认为，变化的社会实践会改变身体，例如，女性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壮。在女性体力强壮成为社会可接受的事实之后，女性的基因和内在生理学也改变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社会喜欢娇小的女人，这些女人的生育机会就多些；如果社会喜欢高大的女人，她们生育的机会就多些。因此，生理学和社会实践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换言之，男女的生理差别也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习俗的产物。社会性别并非固定的自然的男女生理差别的反映，而是为身体差异建立意义的知识。（jaggar；etal。；290）社会建构论的一个论证是这样的：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明攻击性（常被当作由男性生理决定的）与社会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关。当社会条件允许时，女性可以变得同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坏。例如女律师就全都表现出敌对性、雄辩性和统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出现在女性在学术上挑战男性学者提出的关于人性的偏见方面。（nelson；etal。；58）    想看书来华人书香吧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4）
据此社会建构论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建构的，都不是自然的分类。由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仅仅来源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生理性别）。（cromwell；33）男性和女性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后天获得的。极端本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而极端社会建构论则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论争双方各自坚持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相应的是“自然”与“文化”的两分法。前者强调天生的自然基础；后者强调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个人选择。社会建构论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多种理论：性别的文化建构论：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的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动和柔顺，亚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女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社会角色理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不同，由于劳动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在社会上活动。许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社会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来自身体的区别，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体力大小的区别等，但是更多地决定于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心理分析理论：男女两性的起源和发展是长期的争论，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可以知道，虽然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社会建构论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与生理决定论针锋相对的观点。以生育问题为例。在生育问题上，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生育的孩子有限，而男性生育得却很多，他可以同很多女性生育。由于精子数量多，所以比较便宜；卵子数量少，所以贵重。反本质主义观点则认为：男女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社会经历和源自社会经历的观念的不同。再以沟通和影响问题为例。社会建构论对交流和对他人的影响力的性别差异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地位特征理论认为，由于女性比男性地位低，所以男性对他人的影响比较大；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由于男女社会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内，所以男性的影响较大；既存性别模式理论强调儿童积累的性别知识影响其行为，由于环境是分性别的，儿童就会学着用性别分类来整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规范化和强化训练最终造成了分性别的行为模式。社会直接强化对正确性别行为的奖励，对错误性别行为的惩罚，或者通过直接强化，或者通过观察学习，人同时获得了对性别角色的知识与性别认同。在性别的劳动分工问题上，社会建构论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男女工作类型不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安排的。工作的性别不平等是为男性利益服务的，然后被非正式的习俗和正式的法律体系加以强化。一旦这些社会结构障碍被去除，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样工作，男女两性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水平。此外还有女性美德是天生的还是社会建构的这一问题。男性在婴儿期同女性一样无法自立，要靠社会上的其他人来抚育，因此男性的社会性不应当低于女性。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关心照料他人的人，但是她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美德，美德倒是女性处境的结果：因为女性总是在照料他人，致使女性对个人自由评价较低，对相互支持和安全感评价较高。社会建构论的渐成气候虽然是这几十年的事，但是一些思想家很早就萌发过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她就具有建构论的意识。她曾指出，在文学史上男女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不是生理原因造成，而是由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大多是物质性的（grosslymaterialthings），如教育、职业和政治过程的机会不均等。19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穆勒指出：“所谓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智力差别，不过是他们在教育和环境上的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低劣了。”（穆勒，第304页）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对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波伏瓦的名言是社会建构论较早的一个表达：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乔多萝也指出：对性别差异的意识并非天生的，而是后来发展起来的。（meyers；15）乔多萝将男性性别认同与男性统治等同起来，认为它是男性统治的原因。一般认为，生理性别是生理的真实，社会性别是社会的产物。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第一人，性别与权力共存，在两分的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根据福柯的观点，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表现在性实践中。福柯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抵抗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国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快乐学的知识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就连压制本身也是生产性的。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5）
通过自然和文化的对比来定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尝试是罗宾（gaylerubin）在1975年发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她的理论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转引自glover；etal。；pxxiv）199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开展了一场辩论，达尔文主义哲学家克罗宁（helenacronin）提出，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深刻的心理差别可由达尔文进化论加以解释：由于男性为争夺女性而竞争，女性谨慎选择配偶，这就意味着，男性由自然决定比女性更具竞争性，更野心勃勃，更有地位意识，更投入，更一心一意，更不屈不挠。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接受的几百万年的事实。男性有一套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女性有另一套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跨历史跨文化地保持基本不变。（tripp；2）社会建构论者格里尔（germainegreer）则指出：“我同意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也相信，男人为创造男性气质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们行为方式的许多方面是高度文化式的，极端变化多端，能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够被很快加以改变的……事物不能违反生理学，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文化参与制造了生理学。”（转引自tripp；2）格里尔认为，社会性别就是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按照格里尔的模式，社会性别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可变的不确定的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的思维、行为和互动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对所谓生理学“事实”有着不同的解释，比如对母性的解释就很不同。从政治上看，克罗宁的模式是保守的：如果人类行为和心理只是在长期的进化中才能改变，那么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看到变化。格里尔的模式则是激进开放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不停地适应和发明，发展和变化。如果性别结构是文化环境建构的，那么它就像文化一样可以受到政治的干预，发生巨大的改变。过去不可想象的事物最终将会变成可以接受的。3、化装和表演理论在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流派中，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精彩论述为我们开启了观察性别问题的崭新视角。尤其是瑞维尔（joanriviere）的化装理论（womanlinessasamasquerade）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更是重写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的理论。瑞维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分析对象，后来成为心理分析家。她的内心是男性的和高度智慧的。她本人在男权社会中就是化了装的，假装成一位传统女性。她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做到既有智慧，又做女人，如何做一个知识女性。她的思想原本已被埋没，后来由于拉康在著作中提到她和她的化装理论，才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她所谓的化装就是戴上女性的面具，化装成女性。她的情况属于女性在内心认同男性，但在表面假装成女性。在化装时，一个女人似乎在模仿真正的女性，但是所谓真正的女性不过是模仿和化装而已，它们是一回事。对化装理论具有最强烈感觉的人是尼采，他受到女人、真理、面具和女性主义的烦恼，他说：如果女人没有做二等角色的直觉她就不会有追求时髦的天才。“她最艺术的一点是欺骗，她最关心的是容貌和美丽。”拉康也从社会建构论角度专门论述过性别角色问题。他认为，社会性别角色是面具，而不是规范。他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列火车进站了，一对小兄妹面对面坐在火车包厢里。当火车停下来时，他们透过车窗可以看到站台上的建筑。哥哥说：“看呀，我们到女厕所了！”妹妹马上反唇相讥：“傻瓜，你难道看不出我们到了男厕所了！”（转引自tripp；169）这个例子旨在说明：第一，像孩子一样，我们看不到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关系的结构，我们受到结构权力的影响，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根本不能辨认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控制和局限我们的行为的程度。第二，两个孩子都用对立的性别来界定自己的位置。男孩只看到女厕，女孩只看到男厕。另一性别的事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秘密。第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别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并不是自然或生理的事实。总之，社会性别在拉康看来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主体的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性别特征之上，而是建立在与另一性别的符号对比之上的。第四，从所指到能指的整个体系最终是人为制造的，并没有自然或公正的理由。一个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女性，另一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男性，并无先验的理由要求这种划分。性别的划分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习俗完成的。第五，无论依据生理和社会性别的划分是多么人为，这一体制却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西方社会将继续将厕所作男女区分不是偶然的。女人如果穿男人衣服，就会被执法者要求提供她是女人的证据。第六，拉康并不主张解剖学即命运，但暗示文化为以解剖学为依据的性别发了通行证。男人要按男人的规则做，女人按女人的规则做。“解剖学的区别并不等于性别差别，但是解剖学的区别塑造性别差别，成为性别差别的唯一标准。”（转引自tripp；169…170）    华人站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6）
对于拉康关于性别的思想，女性主义作出这样的评价：第一，他改变了传统对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看法，引入了社会建构论。第二，他认为女性的性是男性的补充。女性的性是被动的，来了快感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拉康的心理分析是###中心论的另一形式。（tripp；178）女性主义学者斯柯特（joanscott）对它评价也并不太高，她说：“拉康的火车并没有使女性主义走得更远一些。”（转引自tripp；171）只不过是社会建构论而已。她认为，社会性别就是将一个社会建构的类别加在事先确定的分生理性别的身体之上。她提出应当将注意力从生理性别转向社会性别，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交汇点上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观念。劳丽蒂斯（teresadelauretis）将生理性别差异放在生理决定论一边；将社会性别差异放在文化建构论一边。她主张打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认为社会性别并不是身体特征或早已存在于人体之中的什么东西，而是某些社会技术的产物和过程。（tripp；172）法国作家威蒂格（moniquewittig）认为，唯一的答案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全面解构。因为社会性别是性别之间的政治压迫和对女性的统治的语言指标；生理性别则是“发现社会作为异性恋霸权”的政治和哲学分类。在社会中，女性被打上生理性别的烙印；在语言中，女性被打上社会性别的烙印。她说，社会性别“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不可能性，因为它试图完成存在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女同性恋话语是对话语的重新彻底检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分类不是理解完全自我的方式。抛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抛开男女区分，社会将由本体论意义上的完整的主体组成。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女同性恋现象所引发的语言学革命。（tripp；178）威蒂格指出，与性别的多元化不同，在与性别有关的语言中，男性的角度总是被当作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类（mankind）指称人类，用男性的他（he）指称男女两性都在内的他。她将语言革命视为社会变迁的先导，她认为，仅有经济变迁是不够的，必须制造关键概念的政治变迁。因为语言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机体”，为它打上烙印，强烈地塑造它。（glover；etal。；pxxix）威蒂格指出，维护男女不平等，语言起到重要作用。它在无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为主体行动的能力。女性只能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被定义，不能独立地被定义，不能因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义。因此，那些拒绝异性恋关系的人就等于拒绝成为男人或女人。威蒂格主张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称代词（i；you；he；she；e）。她发明了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没有性别认同的人，这个人称代词非动物，非植物，非矿物，是不确定物。关于两种“自然”的生理性别的种种特征是由社会性别制造出来的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在出生时两性器官不明显的人。医生以性别角色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创造出“自然”的性别——用手术取舍某一性别。这就证明所谓男性气质或男性气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戴弗（devor）讨论了变性手术对于性别理论的意义。她认为，被医生通过手术途径赋予的生理性别，被制造出来的第二种生理性别，并不比原来的生理性别更自然或更文化，人能够变性这件事本身，使我们认识到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变性手术既不是女性主义的，也不是解构的，它反而应当被视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强制遵循：如果想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的社会性别，就必须首先得到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这究竟有没有必要？戴弗反对用变性手术或选择性别手术处理此类问题，呼吁“性别混合”，并认为性别混合“能够成为从当前的男权性别主义社会性别模式过渡到废弃社会性别概念使之变得无意义的未来状态的一个过渡阶段”。（转引自tripp；180）从表面看戴弗和威蒂格有像处，但是戴弗并不是去寻求一种前社会的完整主体，她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相结合的相当宽泛的领域，使性别这一概念不再成为制造歧视的基础。德里达的性别解构论认为，不应当将性别差异理解为性别对立。我们应当超越性别两分，这一直是哲学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释的问题之所在。德里达有一个关于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尔和夏皮洛从中看到了农民、女人，德里达却通过他们的分析看出：对立——左与右，男与女，城与乡，农民与画家——以及能够看出这种对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当对象被划分为相辅相成的对子（男与女，###与阴道，内与外）时，性别才成为可见和可想之物。（tripp；181）德里达寻求的是非两分的、非对立的性别，它“有着不同性别声音的多重性”，“非认同的性别特征表现在那些由不同设计所承载、划分和多重化的每一个个人的身体上面”。（转引自tripp；181）于是性别差异就像伊丽加莱关于女性所说的那样：“她们的快乐不可能有什么规则，也不可能有什么话语。”（转引自tripp；181）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7）
德里达的想法被批评为乌托邦，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从未有人有过此种经历。但是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赞成超越性别的两分和对立，认为这是德里达思想中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的论述。德里达的写作是明显的乌托邦，它构造了我们现行体制之外的另一处地方，而在我们的体制中，性别作为一种严格的身份存在于既存的异性恋模式当中。这种乌托邦思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要求对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不断探索和再探索。”（tripp；181）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是社会建构论身体政治的一个主要论点。社会建构论认为：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绝女性气质。所谓女性气质是“一种对接受下来的性别规范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体的许多风格一样。”（巴特勒，1985年）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进一步解构了异性恋霸权，颠覆了当代社会把它当成是统治的、必然的、强制的性的逻辑。她反对生理性别通过社会性别继而通过性表演出来的理论，发展出一套“性别表演理论”。性别身份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一种必须重复表演的行为。巴特勒深受福柯影响，主张性别是通过重复的表演行为从话语中形成的。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将一种持续的扮演当作真实的”。生理性别是“将话语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实化了”。（转引自tripp；14）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写道：“前话语的‘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过程中及其作为行为的确定参照点并不存在……生理性别已经就是社会性别，已经被建构了……性别的‘物质性’是被强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tripp；14）对于巴特勒来说，“女人”和“男人”不再被当作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类型，是先于社会性别的文化构成的存在。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是“公共行为”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戏剧性的隐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巴特勒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性别是早上起来才决定今天要做哪个性别的人，晚上又换成另一种性别的人，人可以像一种消费某种商品一样来消费性别。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一个婴儿被培养成一个男性或一个女性，这一培养结果是长期反复练习和强化的结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halberstam）在专门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气质”之后得出的结论那样，作一个“性别颠倒的人”可以是相当“自然的”。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回顾性的投射，是它的虚构的起源。生理的性别被当作起源或原因，而事实上是制度、实践和话语的结果。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的意识是通过重复的表演或对我们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引用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巴特勒质疑生理性别作为自然事实先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存在，她说：“社会性别之于文化并不象生理性别之于自然。”（tripp；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只是一种假象，然而这一假象对于文化来说是必然的，是它表达自身的基础。巴特勒的目标不是解构社会性别以发现自然的生理性别，在性别的最深处并不存在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基本事实。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话语因素实际上制造了对于前话语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实际上，生理性别反倒是社会性别的产物，社会性别在时间序列上应排在生理性别之前：“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事实上，社会性别被自然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被建构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或肉体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173）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东西，社会性别只是表演（drag；performance）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持续的自我解构。它建构了所谓自然，只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建构而成的。在解构过程中，结构的碎片被视为自然的，其实它们是建构的。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儿》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动是权威讲演的形式，大多数的表演都是声明，也表演某些行为，行使与之相关的权力。巴特勒的社会性别的表演性质是下列当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戏剧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例如酷儿国（queernation）；时尚的和典型的性别模糊的身体艺术形式，例如文身和身体穿刺；性欲少数族群的公开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装。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别化身体的当代表现的流动性和表演性；我们对性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从外表“读出”身份的困难。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8）
总之，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它期望性别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成为一个男性”或“成为一个女性”，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心理和社会的权衡”。（glover；etal。；7）4、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有三种立场：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女性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和社会身份；第二种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解构女性这一身份；第三种是策略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将承认“女性”身份的存在仅仅当作一个暂时的策略，从女性长远的利益出发，还是应当最终解构性别结构。本质主义的立场是性别问题上最长久也最常见的立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为了将女性问题从个人领域进入社会领域，使用“女性”这一概念似乎有着绝对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只有知识女性中某种人的声音能够被公众听到，只有她们的利益被提上议事日程，随后更广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坚持女性身份的学者认为，不应认为“女性”这一概念只是策略本质主义，因为策略本质主义似乎隐含着女性这个类别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意思。她们认为，应该将女性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充满差异的概念。但是相对于男性，它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etal。；297）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本质主义立场又被称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identitypolitics）的立场，它的主要观点是：反身份政治的人们忽略了性别不平等问题，使得女性主义运动丧失了动员群众的话语基础。持这一立场的人们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女性这个类别不复存在，怎么会有女性运动？这岂不成了女性运动的取消主义？答案是：女人既然已经由社会建构出来，要想改变现状只能在社会和文化中改变。于是，当代女性主义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一方面有建造“女性”身份并赋予它坚实的政治意义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女性”这一类别和粉碎它的过于坚实的历史。坚持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这个词可以保留，这样做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仅仅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群体。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身份政治只是策略需要，但必须承认身份政治的许多形式的本质主义基础的性质和局限性。她们认为，身份应当被视为由话语建构的、必要的，但永远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引起了很大的论争：因为她不仅解构了男女的分类，而且解构了同性恋异性恋的分类。很多人崇拜她的理论，但是不喜欢她的神秘难解的腔调和精英的态度。她们认为她将“女人”和“同性恋”都视为很不稳定的分类，这就为女性政治和女同性恋政治造成了困难。身份问题上的第二种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以巴特勒的观点最为典型，它如何解决解构性别划分结构与现实###的矛盾呢？“女性”的概念是否有本质意义？巴特勒说：有人认为反本质主义是“寒潮”，使女性主义不能去寻找任何女性的共性，使女性丧失了结构性的共同基础。（jaggar；etal。；295）对此，巴特勒作出了两个回答：第一，“有政治必要性作为女性讲话或为女性讲话，我不想与这种必要性争论，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女性内部的差异。”（巴特勒，王逢振，第86页）这就是说，巴特勒并不完全否认“女性”这个身份的策略意义，但是她希望人们在使用这个类别时，不要忽略了它内部的差异。第二，“如果担心一旦不能再把主体及其属性、性或者物质性视为当然，女性主义将会一败涂地，那么明智之举是考虑一下让那些从一开始就设法使我们处于从属地位的前提保持在原位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巴特勒，王逢振，第94页）把“女性”的身份视为天经地义的存在，视为“自然”的存在，那么男尊女卑的男权制也就是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了。这是女性主义绝对不能接受的判断。巴特勒在《暂时的基础：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一文中指出：“与后现代主义相反的一种努力，则试图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论都需要一个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假定它的主体、语言的参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体制描述的完整性。因为没有一个基础，没有这些前提，政治简直不可想象。”“主张政治需要一个稳定的主体，意味着声明这一主张不能有政治对立面……于是，这种单方面确立政治疆域的行动就像一个独裁阴谋，其目的是使关于主体地位的政治争论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第68…69页）巴特勒说，女性主义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从属于一个有着共同特征、兴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体。（dunphy；29）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儿”、“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这些词，这些术语在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它们之前就被说了出来。她认为，“女性”一词在学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9）
一个矛盾的模式是：社会性别不仅是我们接受的，也是我们抵制的。它维持我们的存在，又限制我们的存在。它影响我们的决定和行动。用巴特勒的话说：社会性别是一个“麻烦”。“社会性别不应当被建构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应被视为“结果”，是“身体姿态、动作和不同风格的有规律的重复的产物”。（glover；etal。；157）社会性别既非永远固定的，也非永远流动的，而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限制的。有人提出一种分两步走的方案：虽然女性并不是一种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会把它看成是某种身份，这是当前的现实。我们第一步是争取各种身份之间的平等身份，第二步是解构女性这一概念，不再把它视为一种身份，而是把它视为行为。“承认一种身份、一种标签无论多么有价值，总是有可能将其僵化，固定化，阻碍变化，使观点变成教条；立场被制度化；潜在的盟友被排除；从而使女性主义变成保守主义。”（tripp；40）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还是要横断面（transversal）政治的问题，身份政治将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唯一的、对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样性；而横断面政治则承认具有各种特殊倾向的群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者开始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由此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在90年代引起极大关注。酷儿理论超越了同性恋身份政治，在性别和性的问题上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正统观念，提出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坏固定不变的分类，质疑所有的本质化的倾向和两分思维。酷儿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性为主题，特别是从同性恋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问题，质询对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传统理解。所谓酷儿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难以适应分类。所有那些自称“酷儿”的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难以为他们分类。不止是有男性气质的女人、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都会感到：“我的自我不仅仅是这样的，我比这个要多得多。”塞芝维克（evekosofskysedgwick）为酷儿所下的定义是：“酷儿可以指：开放的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裂、重新选择、不和谐、不协调、不一致与回应、共鸣、意义的偏离与超越，人的社会性别的形成因素并非与其生理性别完全一致。”（glover；etal。；106）如果说在女性和女性主义内部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身份，单一的女性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种立场将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二者都否定了，认为前者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后者不能创造有效的理论和政治。它主张将性别划分只当作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一方案又被成为“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essentialism）。这是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提出来的。公开承认女性概念是一种政治干扰、政治介入，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说明真实情况。“女性”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自然的阶级”，而应当被当作一个为了特殊目的组成的政治联盟（dianafuss）。（jaggar；etal。；295）对女性作为一个社群的强调是一个阶段，这对斗争是基本的需要，虽然女性内部有差异，但是她们仍属于一个阶级。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1）
1、同与异的论争长期以来，在女性运动中一直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之处；另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异之处。这两种倾向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为此将女性主义者划分为要求平等（equality）者和强调特性（identity）者两大类，并将女性运动中的这两大类概括为人性女性主义和女性女性主义。前者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人性，这一发展与性别无关；后者则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女性。前者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后者强调女人应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前者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后者要求对女性的特殊性质和活动加以特别的对待。前者强调女性应当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后者则强调女性特异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应当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强调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如斯坦顿（），否定性别的差异；而强调特性的女性主义者如亚当斯（）则认为，差异的存在对女性不是不利条件，而是有利条件。历史学家将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有关男女两性的同异之争做了精细的划分：从1848年至18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强调男女的共性；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则转而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和个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母性的公开讨论，强调女性的生理能力（主要指生育能力）影响了女性的性格。（bacchi；19）随后，女性运动分裂为“同”与“异”两大阵营。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主张男女应当“相同”，她们不愿生养孩子，追求个人机会与兴趣，接受法理社会的原则；与此相反，那些主张男女“相异”的人则接受礼俗社会的原则，强调传统女性角色，不赞成女性就业，主张在家内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地位。如果从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来看，在女性运动的早期，比较强调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女性运动的目标是去争取男性已有的权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来的女性运动转而强调男女的差异，去争取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特殊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这是对一个多世纪女性运动最粗略的概括，是女性运动总的走势。女性运动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