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一头雾水，但如玉还是不想去拨开它――确切地说，是不敢，至少不能在这个时候。这倒不是因为翠苇正处于感情冲动的时候，他怕闹个老大不快，而是因为要拨开它，还需要耗费相当大的勇气和感情代价，而目前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感情资本来承担过问这件事儿的后果，他甚至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一定有。

说来也怪，翠苇在平常的日子里无论跟上司（当然不包括如玉）还是跟同事、无论跟男的还是女的、无论跟老的还是少的接触，从来都不会发那么大的火？就算对方错了，只要不对她的人格造成伤害，她也不会发火；她不光不会发火，还一贯表现得那么有教养――这不是作者说的，也不是如玉说的，大家都这么说。为什么她每次跟如玉好不上三天，就必须大闹一场呢？

我到底错在哪儿了？可我跟翠苇以外的人接触，不也跟她一样吗？难道我们俩注定就不能走得太近？要不，我们俩就是前辈子结下的冤家？

就这样的问题，如玉不止想了一次两次，也不止想了一天两天，可就是找不出答案。

找不出就找不出罢，硬找也是找不出。感情上的事儿本来就是这么奇奇怪怪、扑朔迷离，既不像数学那样，可以通过公式而计算出来，也不像会计那样，通过配比而核算出来，它只能通过心理感应慢慢地体会出来。

如玉跟别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他很注重反常态思维。他想，人处在这个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竞争，竞争不仅表现在对名利的争夺上，还应该表现在对道德修养的比试上。翠苇的口碑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我的口碑也不错――这只是我个人认为的。那么我们俩为什么不能来一场道德修养的比试呢？你能宽容人，我也能；你不能宽容人，我却能。这样一来，我不就把你给比下去了吗？

这样一想，他的心里就舒服多了。

所以，下午上班后，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只要能捕捉住机会，他就为她加点儿水或者做点儿其他什么的；可她不管有没有机会，都不会跟他多说一句话，甚至人家把水送到她的跟前了，她连个“谢”字都不说。

他并不在乎这些，仍然面带一种善意的微笑。他只盼着下班以后，他把她请到那个她要带他去而没有去的饭馆里，跟她说说笑话，喝喝饮料。那样，一切的不快就会瞬间即逝。

可是，上班后不久，国税局就打来了电话，让他去开会，说是关于财税大检查的会议。

妈呀，天天是这挡子破事儿，就跟叫魂似的，一刻也别想让你安宁。

有什么办法？叫去就去呗，但愿别再节外生枝。

如玉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为了增强今年财税大检查的力度，六华分局决定从企业抽调十名业务骨干充实检查小组，如玉就在这十名骨干之列，而且他的名字是由分局的一把手亲自点的。散会后，这位局长又特别把他招进自己的办公室里，说了一些与大检查无关的话，其中就说道：“自从听了你的讲课，我一直就对你十分关注，觉得你不仅在业务技能上有两下子，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许我们今后合作的机会还会更多。”局长大人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观察着如玉的表情，似乎还有言外之意，如玉却不敢想得过多，只有感激说：“多谢领导的鼓励，我一定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好。”

晚上，分局本来准备了招待，如玉因为一心牵挂着翠苇，所以他不得不编了个瞎话，说单位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这才脱身。

如玉回到公司，还不到下班时间。他首先向蒋总汇报了会议的内容，蒋总虽然说不上支持，但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说：“一定要把财务部的工作安排好，另外出去以后，要随时开机，以便联系。”“记住了。”

他回到财务室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

赵法用颤抖着的手提着毛笔，很吃力地在一张报废了的印刷材料的背面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句唐诗。刚写完最后一个字，就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他以为蒋总走过来了，就赶紧把毛笔藏起来，把刚写的字顺手丢在身后的保险柜上，又赶紧装得跟没事儿似的，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玩弄着一个曲别针。

这个急速的动作立即被翠苇捕捉到了，她忍不住一笑，又下意识地瞅了如玉一眼，却发现如玉也在瞅着她笑。她止住笑，立即恢复成下午刚上班时候的样子。也许她觉得这种伪装跟赵法没什么两样，于是又别出心裁地增加了两声不必要的咳嗽，以示与前者是有区别的。

如玉也不再笑了――他不是不想笑，是不敢笑，他怕再笑下去，翠苇的面子上会不好看。

门外的脚步声瞬间被哈哈大笑声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