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我身穿黑色的外套，推着我的黑车，陪着她走在漆黑的小路上。那一条很短的路似乎被我们走了几个世纪。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安馨馨。”

多好听的名字啊，相比之下，我的名字幼稚至极，我不好意思地说：“你好，我叫……”

“你叫耿小乐！”说着她还坏笑了一下。

我有点懵了：“你怎么知道？”

“别人告诉我的。”

“谁啊？”我像只猪一样窝了一个学期，居然还有人注意我。

“那你就别管了。”语气中透露出了一点小姐气。

“好吧。不过有人能惦记我，真感动。”

“刚才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他挺逗的。”

“李彦，我哥们儿，”我说，“你是几班的啊？”

“十二班。”

“那可是快班啊，你中考成绩一定很好。”

“还好吧。”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途中我表现得十分紧张，连自行车都推不稳，一路上撞到了一次电线杆，剐到了一名买菜归家的中年妇女，还被一只突然从角落里蹿出的黑猫吓了个半死。

到了车站后，正巧赶来一辆公交车，安馨馨小跑几步上了车，回头对我说了声再见。

就在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前，我匆忙对她说：“安馨馨，那天的光盘不是我……”

“我知道。”她歪着头说。

车门关上了，安馨馨隔着车窗向我挥了挥手，我傻笑着。这一挥，挥去了我整晚的睡意，我失眠了。

30

新学期伊始，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新气象，但并不都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变化。首先，林放走了。育英中学每年都会从高一年级中选派三五名尖子生前往新加坡公费留学，今年的第一名就是林放。林妹妹走了，我们很伤心，因为再也没有人每晚为我们打滚热的洗脚水了，再也没有人在入睡前给我们讲黄笑话催眠了，再没有人能像背英语单词一样准确地记住寝室里每个人的生日，并且在你清晨睁开眼的第一刻大喊“祝你生日快乐”了。林妹妹走了，考试的时候再也没有不可替代的第一名了。其次，比起林放的离去更令人悲伤的是，407不复存在了。据伟哥说，学校教育处对我们六人上一个学期的表现十分不满，最后经过刘产的证实和伟哥的同意，决定将407寝室拆散，高一五班四个男生寝室重新编制。林放走了，407散伙，短暂的欢乐时光一去不复返。

我和高飞很有缘分，又被分在了同一间寝室，又是对床。我的下铺是罗星烁，同寝的还有刘嵩，新寝室里依旧没有几个省油的灯。秦汉和李彦同被安排在了我左侧的寝室，周宇凡孤军奋战在我的右侧寝室。梁书文原地不动，依旧住在我对面的寝室，不幸的是下铺换成了阿猪。

新学期一到，我立志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原本我发这个誓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只因为这是我从初中以来每逢新学期必须要例行的公事而已，这样至少能够让我由内而外地多一些新气象，同时还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负罪感。不过这次我将我的开学宣言赋予了一层崭新的含义，除了为我妈和自己，还为了一个女孩儿而完善自己，我必须改变我自己。

每个人似乎都计划着要在新学期里有一番作为，就连伟哥也不例外，他在新学期的开篇演讲中说，五班人要齐心协力，团结一心，紧紧围绕在以伟哥为核心的班集体下，共创美好未来。新学期我对伟哥的印象有所好转，原因是他在开学之初曾对我语重心长地说：“耿小乐，你上一个学期的进步老师全都看在眼里了，尤其是你期末时的数学成绩，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相信你这学期可以做得更好，期待着你再一次的飞跃。”伟哥为了以物质奖赏来引诱我再接再厉，同时也为了避免我再给他惹事生非，居然给了我一个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官职，令我很是吃惊，因为这相当于我的一种社会地位的提升。虽说我不是什么利欲熏心的官迷，但是我不做官的日子里饱受官僚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常常发表反动言论以示不满，就连阿猪还是个扫除小组的组长呢，每到大扫除之时我们一组人还要听他吆五喝六，而他自己则站在一旁拈轻避重、指手画脚，心里很不平衡。上任之初我还一直对伟哥老师的大力栽培心存感激，后来我仔细一回想，实际情况与表面现象好像有出入：五班的前任班长是林放，林放走后，由原来的团支书接替班长一职。由于刚刚升入高中，团员发展工作尚未得到开展，迄今为止全班还只有四个人是团员，我就是其中一个（初中时与班主任私交甚好）。四人里如今一个接任了班长，一个当团支书，一个是团组织委员，剩下宣传委员的空缺还必须由团员担任，数来数去，全班就剩我一个团员了，用不着谁来任命也是非我莫属，伟哥他妈的耍我。

在新学期同样被委以重任的还有李彦，伟哥授予他体委一职——每一个男同学都觉得很耀武扬威的职业。李彦不同于我，他是真的被“委以重任”，因为新学期的春季运动会开赛在即，有很多事需要他来张罗。在我们几个同出同入的男生里，除了当学委的梁书文外，伟哥最信任的人就是李彦了，这大概和他长了一副刚正不阿的面孔有关。

李彦从办公室载誉归来后第一个就找到我，激动地说：“小乐，我当体委了！”

我衷心地祝福他说：“太好了。”我高兴是因为我以后的早操再也不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