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一连自己在房间里很多天，终日以酒度日，再这么下去我就变成嵇康或者李白。突然有一天一声巨响响彻全城，然后看到到处火光冲天，犹如爆发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几个大脚丫浮现在城市的顶空，和城市地面无数大大小小的“足浴”相映成趣，原来中国人这么爱洗脚，都制成烟花了。直到打开电视，我才知道原来奥运开幕之夜到了。全城大部分的电视机都在转播同一个台，做同一个梦。

但哲学家老男孩曾说过，那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个共同关注的重大事件来修正每个人已经走乱的时钟，而我经常拒绝和大家的时钟一致，与其坐上一列目的不明且很可能已经走偏的火车，我宁可沿着铁轨独自步行。

小时候我一直恐惧与别人不同，现在我一直害怕雷同的人生。

我住的小区附近的街道被军警管制了，偶尔经过的汽车高速驰过，我能想象坐在其中的官僚达人面无表情的冷漠和傲气，人们被拦在人行道上看焰火，面无表情，偶尔爆发出一阵低低的欢呼声。

我在全城寻找老男孩，我不能忘记那种老男孩来的时候那种真真切切的存在感，像是信仰和神性一样的东西在召唤，能一瞬间就让我全身的血液沸腾，燃烧，然后化身凤凰，鲲鹏，扶摇直上九天。那是一种另一种最奢侈的生活，哪怕在一个小房间里，但所有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一个人把自己的时间烧成灰是最奢侈的感觉，而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

我找遍了他去过或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我曾和他吵过几次架的地方。那天晚上到处都是军警，爆炸声不绝于耳，我手里提着一瓶酒，弯腰穿过硝烟弥漫的街道，沿着暗夜里黑色的马路踽踽而行，如僵尸片里的行尸走肉一般。他曾经很喜欢去的地方无非那么几个，电玩室、足球场、学校、咖啡馆，我找过几个地方，未果。我走回了小区，路过了爬满绿色蔓藤的幼儿园围栏，我探头探脑地看到里面那个彩色的世界，我翻墙而入，终于，我在大肠一样的滑梯里面找到了他，他躲在里面，头发蓬乱，一边啃手指一边歪着嘴巴似乎在冥想。

“喝点儿？”我把酒递了过去。

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从滑梯上用一个非常笨拙的姿势滑了下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有烟吗？”

我掏出裤兜里的软盒的三块钱一包的大前门，烟已经被弄得弯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就只有这个了。”

他接过去，用手掰直了，接过打火机，点燃了，吐了一口烟圈说：“你丫不会是动真心了吧？”

“没有，哪能啊。”

“你破坏了我好几次行动，我都开始怀疑你是内鬼了。”

“哪次？”我装傻道。

“上次回南方那次。”

“那不是你自己不要吗？”

“我不是说那个小妹妹，我说的是张圆圆。”

“我就那么几个发小，你是打算让我声名狼藉，众叛亲离？”

“说得好像她不是我发小似的”。

我俩对视，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别忘了我们从小就在一起，”他像一个领导一样，“你一定要相信我，还记得我们大学就拿几万的奖学金，写书挣稿费，我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等你写出那部小说，你一定会重新理解今天发生的事的意义。你完成了作品，作品也完成了你。”

“好吧，我相信你。”我伸过手去，他握住了我的手。

5

我领着他走在大街上，路灯下我能看到我们俩一高一低两个影子，我们没有回家，到了章一韬家住了下来，喝了不少酒，我们还招呼上次打赌脱衣服那个姑娘来家里开派对，她们买了不少好吃的开始做菜，其中一个女孩从厨房里掏出一个锅，问另一个女孩：“这是什么？”章一韬插嘴到：“那是一个月之前做的一锅鸡汤。”那个女孩说：“都成鸡精了吧。”

我们不停地喝酒，章一韬的妞儿也在，一个英国女孩，英国华人tina，他说他俩吵架都是用英语，叫床用日语，还说她特有个性，每年都有几个月去大理，在一个道观里种大麻，种够了就回北京。

那一阵，天天有不同的奇怪的客人来，章一韬一一给我介绍。有一个叫老徐，据说是大明王朝徐达的后代，我们都叫他徐王爷；还有个哥们叫祝威，这哥们牛逼了，章一韬说八零后一个著名女作家当年死活要跟着他，他坚决不从；还有一个叫昊子，著名演员，中戏01级的，据说招进去的时候还是小生的模样，颇有李亚鹏的风采，出来的时候已经胖得认不出原型了，后来只好演演历史上的昏君霸王之类的角色；还有一个是大卫，以色列人，长的像《伯恩的身份》的主演，他之所以留在中国，是因为有一次来中国旅游，在三里屯和一个姑娘一夜情后，回国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说，我怀了你的孩子，他是个负责的男人，就再次来了中国。

“我说章一韬，”我说，“虽然你是个程序员，麻烦你编故事也专业一点，如果是你突然接到一电子邮件说，有人和你一夜情怀了你的孩子，你相信吗？怎么确定就是你的呢，别说她是第一次啊。”

“爱信不信。”他压根就不屑解释。

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他们都是oldboy，老男孩和他们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通宵达旦地喝酒，唱歌，跳舞，也不用担心影响隔壁。章一韬说隔壁住着一群马达加斯加的人，平时都是他们吵，他们的叫床声音响彻云霄，终于轮到我们闹一次了。章一韬的吉他弹得不错，我们放肆地唱着。

“多谢，多谢，这次到大陆来，大陆的朋友很热情。”我们模仿某个香港普通话不太好的歌星给大家致谢，“山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真难听，”大家都嘘我们，“还挺把自己当一盘菜。”

这像是一个舞台，谁来了谁走了我们都不知道，于小可再次来找我的时候，我们正和房东吵架，据说是房东接到了隔壁的投诉，还有人说是直接报了警，场面很混乱。

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说话尖声尖气像个太监，先是争执，但万万没想到他还敢先动手。他先推了章一韬一把，我马上给了他一脚，我的大力怒射是我球场上绝技之一，房东立仆，保守估计也他的小腿起码是青了，他爬起来后直接打了110，警察来的时候，他又是掏烟，又是套近乎：“你是双派的吧（双榆树派出所），还是……你们所长是？”

于小可这个时候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她叽里呱啦和警察描述了谁先动手的，谁是自卫反击，她知性的打扮和一口京片子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正义勇敢的目击者的形象，北京姑娘的热情善良也感动了警察，并且她还积极主动留下联系方式说随时可以作证。而谈到她工作单位，她说到她所在的xx出版社也让警察更加确信，我们这群人只是因为作品要出版了而太过兴奋。

警察把当事人分别教训了一顿，然后走了，房东咬牙切齿地阴毒地看了我们几眼，一瘸一拐地走了，最后，于小可挽着我的手和章一韬告别，我们回了家。

6

冰箱里一排一排的嘉士伯啤酒像是地对空导弹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地板干净得有种像滑冰场的感觉，床单和窗帘都换了宜家买来的新的，最可叹的是厨房和洗手间，窗明几净。我看着宜家买来的相册里一张张从小到大,机器人的照片,真的就跟一个厂子里生产的各种型号的芭比娃娃堆在一起，从一岁到二十三岁。

“十七岁的这张最清纯。”我指着其中一张，她穿着白色裙子站在西湖边，旁边“三潭印月”几个大字清晰可见，她脸上带着少女的羞涩，迷惘，有种欲说还休的味道。

那天晚上我被她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北京姑娘还亲手给我拖地板而深深感动了，尽管我还短暂地怀疑过她是请家政做的，但从她心灵手巧给我削了一个苹果后我打消了疑虑。那天晚上，我们体会了很久没有体会的激情，她像我小时候所有接触过的南方女子那样柔情似水地对我，我相信了她之所以那么冷淡是因为预热期不够。第二天，我们开始停止了消极对抗，达成新的协议，积极地参与改造对方。

我听从她指挥，剃掉了长发和在足球场上引人注目的小辫；她听我的开始留长头发；我勤学苦练一口京腔，从音调到儿化，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说一百句“牛逼”，一百句“傻逼”；她刻苦学习吃辣，我们去京城各家湘菜馆点最辣的菜，在鼓楼的胡同里吃传说中“变态辣”的鸡翅，那个“变态辣”的鸡翅的辣椒比鸡翅都多，一口下去都咬不到肉。于小可吃得满脸大汗，狂吐舌头。

最重要是情调，我努力培养她一点，尽管暂时还看不到太多效果，但我坚信，在不久的未来，她能够特别温顺可人。

她积极配合我改造成我从小熟悉的江南多情女子，她答应我如果不合我在一起也要早点回家，每天睡觉前，发短信，不能逢情调情怀等词必反，努力学习肉麻，争取每条短信都有个“亲爱的”、“宝贝”之类。

有天她回来郁闷地说：“今天下楼买东西，差点叫那个老头亲爱的。”

当然，我也尽力配合她做一个北京爷们，除了会吹牛这个我早就学会并不断努力精益求精的本事，我还得满足她受虐的倾向，比如在哥们面前尽量对她凶猛点，最好得让她拍案而起，夺门而出，当然我做不到那么令人发指，只是偶尔朝她狮子吼。

她会不时提醒我：“你要对我坏点，别那么好。”

我们尽量挖掘一些共同的爱好，我们发明了一个脑力游戏，叫“洗词”，帮一大堆被打为贬义的词洗白，我们鬼鬼祟祟地在小屋子里，我叼着一根烟，样子特别像中央领导人，常委什么的，用手点点纸，说：“坐井观天这个词也不错，这个词居然被划成了贬义词。搞贬义褒义这种划分方式，就像把人简单地分成好人坏人一样片面。”

“北京老胡同里就是坐井观天呢？”

“我去过一个老胡同，坐井观天特别舒服，要每天让我坐井观天我都乐意。”

“以后我把我们家老房子开个书吧就叫坐井观天。”

“这个词平反了，洗了。”我大笔一勾，“下一个”。

“魔高一丈。”

“我就挺爱魔高一丈这个词的，很有力量感。”

“我觉得这个词也不错，怎么就归到贬义了呢？”

“洗了，洗洗更健康。”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词语的世界召开大会，表彰我对于词语界的贡献。一个理着平头夹着皮包，看起来像是词语界的头头的“词”给我颁奖，我笑着朝着底下黑压压的词语们挥手致敬，带着一朵大红花，他们含冤数年，一朝平反，激动得热泪盈眶。

醒来后，我还挂着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