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都上小学了。我们村去小学要翻过三座山，我俩要走一个来小时。每天早上天没亮我们就得往学校里赶，不过我们两唱着山歌走山路，倒不怎么觉得山路难走。山上那些伐木的伯伯们听到我们的山歌，干脆找个石头坐下来歇口气，抽口旱烟。有时他们会给些野果子我们吃，让我们多唱几句，等下再赶路。每两座山之间都会有山沟，我们去学校也要过两条山沟。村里管这山沟叫河，沙田河和细水河。水沟对山里的小孩子总是有些诱惑的，如果水不是太凉，我们会在河里玩得全身湿透。大概同村的孩子很早就回去了，她爸爸（我叫他阮叔）或我妈妈有些担心，会来找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阮颐铃也学会了撒娇，有些山路稍好走一点，她会娇声娇气地要我背她，我很喜欢背她，我蹲下来说，“媳妇儿，上来！”渐渐地，在背她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有些不同：她身软软的，像没长骨头一样，胸部渐渐有些鼓，身上还一股香味。背着她时，她的呼吸轻抚着我的耳腮，弄得我脸发红发烫。后来我慢慢地不喊她“媳妇儿”了，她大概见我不喊她“媳妇儿”，叫我背她的次数也少了。
山里的孩子读书晚，五年级时，我已经十三岁了。班里那些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有了一些男女概念，能分清哪些人是男生，哪些是女生，也知道女生将来要成为男生的媳妇儿。他们都说阮颐铃是我的媳妇儿，我有些喜欢他们那样说，不过阮颐铃会骂他们。老师有一次听到了她骂人，跟她说女孩子应该说文明的句子。不过她能把那些造我们谣的人骂得面红耳赤，自己却心平气和，我觉得她很了不起。
颐铃有时也脆弱得让我心疼。比如，她会因想妈妈想得流泪。说起她的妈妈，也真是怪，已经六年没有回山里了。开始两年，村里议论她是和别的男人跑了，村里都有人劝阮叔再找个女人。不过第六个年头，颐铃的妈妈突地给家里写信了，而且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上百来块钱，那时候农民的工价是两块钱一天，一百块钱还是有些多的。于是，村里的人议论，她在外面肯定挣了大钱，她还不忘她山里的这个家，村里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她走后的第六年末，也就是我们念五年级的那个寒假，她回来了。
那时，山里还没有下雪，可村里的那小溪已经结冰，我、颐铃和妹妹阿妮正捡石子往小溪的冰面上砸，我们玩得很有劲儿，一个怪物爬进了村子。小孩们（当然也包括我、颐铃和阿妮）都一窝蜂地往村口涌；山里的女人们瞧见这阵势，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挑着马桶，跑过去观望；山里的汉子为了保持他们是当家人的镇定与稳重，他们只得在远处眺望。有人说那怪物是车子，有些人争辩说不是，理由是它虽然有四个轮子，但它开动时没有像拖拉机那样轰轰隆隆地响，还有这怪物只能装人，不能拉石头砖头之类的。他们争吵不休，后来那些经常进城跑生意的男人们骄傲地说，那是车子，是轿车，人们才暂且相信那怪物是车子。
“怪物”进村让山里的人觉得新奇，让这山里的人们更新奇的是，颐铃的妈妈竟从这怪物里走出来了。她穿着开领的毛衣和紧身的牛仔裤，外面套着白色的裘皮大衣，勃子上虽缠着围巾，可胸前还是露了一小块。老人见她这装扮，小声的骂着，“怨孽呀，怨孽！”离那“怪物”近一点的男人们有些不好意思地死死地盯着她胸前那一小块地方。被村里说成二流子的伙子朝她嚷，“陈家嫂子，你看你那脸蛋，水灵得和十八岁的姑娘一个模样，你可别再走了呀，要不，我可要得相思病了！”
和颐铃她妈妈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男人。他额头上的皱纹很有层次感，眉毛很浓，把他那绿豆眼衬得更像绿豆了，大鼻子像是硬装上去的，单看他那嘴唇找得到一点安慰，可配上他着面孔，看着怎么都让人觉得别扭，胡子虽然刮得干净，但怎么看他也五十岁出头了。有人说他是颐铃她妈妈的老板，有人注意到了他帮颐铃她妈妈开车门，说颐铃她妈妈是他的老板。他给村里的小孩散了一大包糖果，我们都很喜欢他。
我和阿妮兜着糖果往回走时，才发现阮颐铃还远远地立在原地。我走过去问，“颐铃，你怎么了？你妈妈回来了，这下你该高兴了吧！”她的眼泪好像是刚刚才回过神来，豆大的颗粒像撒珍珠地往下滚。颐铃她妈妈好像是这才注意到她，向她走来。颐铃撞到了她的怀里哭了，半天才喊出“妈妈！”
那男人也走过来了，掏出手帕帮颐铃擦眼泪，又扯扯她的脸皮，用有些呔的语音说，“小朋友，怎么了，谁欺辱你了，跟伯伯说，伯伯帮你做主。”
阮颐铃非常兴奋，她脸上的泪珠儿闪着光。颐铃她妈妈和那男人牵着她的手往家里走时，她很骄傲，不断地向那些经常欺侮我们的人做鬼脸。连我也觉得很解气。
阮叔老早就往这边迎了，他温柔的眼泪润湿了他麻木的眼神。颐铃的妈妈向阮叔介绍那男人说，“这是吴总，我两年我孤身在外，一直是他照顾我，帮了我不少忙，算得上是我的恩人！”又夹着舌头，学着那男人有些呔的腔说，“这是我男人。”她说这话时向那男人使了个眼色，我看见了。那男人很有礼貌地说“瘌痢（哪里），瘌痢（哪里）”，伸出右手要和阮叔握手。阮叔没见过用握手来问好的，不知他这是什么意思，或许见过，只是第一次和别人握手，有些怯场，他愣愣地盯着颐铃她妈妈。她又夹着舌头解释说，“这里不时兴握手。”那男人只得尴尬地收回他那只带着翡翠戒指的右手。
可能是我那时很小，还不太懂事，我仗着和颐铃玩得好，没觉得自己打搅了别人家人重逢，也跟着颐铃去了。
阮叔是高兴得有些晕了，进屋时，他慌慌张张地加快脚步，跑到前面把椅子摞到适当的位置，夹着舌头对那男人说，“请着（坐）！”那男人犹豫了半天没坐，想是嫌这椅子脏，或是嫌这椅子面太硬怕摁着屁股，只是盛情难却，他只得用手扶着椅子慢慢坐下。阮叔装好烟袋递给那男人吸，他说他不吸烟。阮叔又向他递茶，他接是接着了，只是放在嘴唇前嗅了嗅，杯子都没碰着。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很聪明，知道他为什么不喝。
“伯伯，你是怕杯子脏吗？放心喝吧，我爸爸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说这话时只是友善地劝茶，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他大概还是听出了别的意思，有些尴尬。
幸好颐铃她妈妈接过话茬，把我拉过去说，“这是欧阳俊吧，想不到几年不见就长这么高了。”
颐铃见她妈妈夸我，也来劲了，说，“妈妈，你不知道，俊哥哥可聪明了，学校每次考试他总是第一名。”
颐铃她妈妈愣了一下，细细地叨唠了一声“俊哥哥？”
颐铃见她半天没吱声，扯她的衣服撒着娇喊，“妈妈，你怎么了？”
“没什么，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颐铃她妈妈回过神来说。”
阮叔又慌了，拉住她说，“你刚回来，你累着呢，你看他说的话我也不怎么懂，你坐着，歇歇，我去给你们做吃的。”
颐铃的妈妈可能真的是累了，她没有客气的意思，又坐了回去，拉着颐铃问想不想妈妈。不一会儿，颐铃的话题岔得有些远了，讲的尽是我们调皮的事，比如偷粟了，在路上设卡子整那些经常欺侮我们的坏人，她讲得眉飞色舞。她妈妈一直笑笑地听着，没动声色。
阮叔给我们每人煮了碗面条，那年月，面条在这山里用来招待客人并不掉面子。三年没女人的日子早已让阮叔的厨艺不一般，可那男人吃这面条时样子还是极为难受，吃了两口就送回去了。我们正吃着面条时，我妈妈来找我了。妈妈笑得特热情，她笑时，上下嘴唇都向外翻着，有些像盛开的桃花。
“哟，阮家妹子，两年不见，你这乍越长越像个小姑娘似的呢？”
“这是萍姐姐吧？来，快坐。”颐铃的妈妈站起来让坐，那老男人也学着她的样子站起来了。我妈妈不知坐哪儿好，觉得还是站着好。
阮叔听到话音儿也迎了出来，“大姐，你也来碗面条吧？”
“你们吃你们的吧，我刚吃的放下。我来找我家阿俊的。阿俊，人家家里有客人，你怎么不晓得回家呀？”
“没什么的，乡里乡亲的。再说孩子们喜欢玩的地方可都是福地呀！”阮叔说。
“是呀，你瞧我这阿俊和你家颐铃玩得多好呀。我们也是应该多走动走动。阮家妹子现在挣大钱了，别看不起我们这山里的破落户就行。阮家妹子，看在孩子玩得好的份上，你可不要看不起你这穷姐姐呀！”
颐铃她妈妈一直没吱声，阮叔有些尴尬，和着说，“哪能呀，哪能呀！”我听着我妈妈那些话也有些不自在，就拉着她要走。妈妈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牵着我往门口走时还要回过头来笑着说，“你看这孩子。陈家妹子，有空千万要去我家坐坐哈！”
别看阮家坳封闭，可这坳里有百来户人家，平时并不缺热闹的事儿。村东头的寡妇怀孕了，五叔的疲子老婆生了龙凤胎，银花婶婶逼得她婆婆上吊自杀，这些事哪件没在村里闹上半年。想来，颐铃她妈妈衣锦还乡大概也要闹上半年吧。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喜欢闹的人大多数都围到了阮颐铃的家门口。当然这些人中没几个是爷门儿，那些娘门儿从十四五岁到六十岁的都有。每个人嘴里都在骂着些什么，当然也有人指着颐铃她妈妈的鼻子骂“贱女人”、“不要脸”、“骚货”、“妓女”、“丢阮家人的脸”。我对那些骂人的词语极有天赋，我从那些词语中能猜想出，大概是颐铃她妈妈男女关系太随便，做了什么对不起阮叔的事吧。
果然，那“骚货”（也许看在阮颐铃的面上我不应该那样称呼，可别人都那么喊，我确实忍不住）竟然想跟那个老男人。更过份的是，那老男人说，“我没有子女，让颐铃跟着我们吧，我一定像待亲生女儿一样待她，给她最好的。”“他们还想带走颐铃，欺侮这阮家坳没人了吗？”骂声交响曲一般进入了高潮。
阮颐铃也哭着骂着，她使劲地踢着那老男人骂“混蛋”、“丑鬼”、“老不要脸的”，还说“老不死的，你要敢带走我妈妈，我就天天骂你祖宗十八代”。在场的爷门儿都很正义，看出颐铃力道不足，那老男人跟没事人似的，于是就跑上去帮了几拳。没一会他那脸孔衣服不再像进村的时候那样干净了。幸好阮家坳的爷们儿没有打娘们儿的习惯，要不，颐铃的妈妈也要遭殃。不过她还是吃了不少亏，她的鼻尖不知是被哪个长指甲激动的山民划破了。
那老男人看出这山民是不会和他文明地谈判了，拉着颐铃的妈妈往停在村头的轿车跑，大概是求生的欲望，他们跑得很快，村民追到村头时，他们已经钻到车子里去了。愤怒的村民挡在那“怪物”前面，砸坏了车玻璃窗。可车子一发动，他们都让开了，他们担心那“怪物”真会从自己身上“踩”过去，他们不知新中国的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那对“狗男女”就这样扬长而去了。
村民失去了宣泄他们正义感的对象，有些失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要各自散去。突然有一村民喊，“阮二担呢，他媳妇和别人跑了，怎么尽是我们嚷嚷？他人呢？”他们太激动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阮叔。他们有些慌了，他们担心，他会不会想不开寻短见去了。村民们慌忙地寻回阮颐铃家。阮叔就坐在自家的门槛儿上，不哭也不闹，只一个劲也拍打自己的脑门儿。颐铃傻傻也站在不远处呆呆地盯着，像是被吓到了。
乡里乡亲的见了这情景，都得去安慰几句表示同情。三十来岁的人说，“那样水性杨花的女人不要也罢。”四十岁的人说，“为了孩子，你也得想开一点，把孩子好好养大。”五十岁以上的人说，“二担呀，为了那女人伤心不值得，赶明日我们再帮你寻一门亲。”阮叔大概是有些累了，拍脑门的力道小了，村民的心也宽慰了些，对颐铃说，“好好看着你爸爸，有事就喊人。”他们就议论着什么散去了。
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阮家坳一直在议论颐铃她妈妈与阮叔离婚跟了那老男的事，特别是女人。她们用在颐铃她妈妈身上的词是极为恶毒的，比如“那骚货与那老男人生的孩子，男孩没屁眼，女孩是石女”，“那贱女人，喝水也会被咽死的”。她们这种心理就像封建社会的农民喊有钱的商人“奸商”，却又做梦也想做有钱的商人。
村里的孩子跟着学会了一些骂人的词语，而且还能把那些词儿投入应用，他们一见颐铃就喊“小骚货”、“小妓女”。为这事，我没少帮她打架，可每次都是我鼻青脸肿，颐铃埋怨我说，“他们爱叫让他们叫去好了，我不应就是了，你犯不着和他们打架。”我妈妈也埋怨我，“你不跟着别人喊就是了，你和她非亲非故的，犯得着为了她打架吗？你的亲妹妹也没见你对她这么好。再说了，有那样的妈妈，她能好到那儿去，别人那样喊也不一定就冤枉他了。”别人说儿不嫌母丑，可我有些讨厌我妈妈了。
这段时间，颐铃的话明显少了，骂人没了以前那气势。孩子话一少就显得成熟了一些，大人们都夸她长大了，懂事了。可让我欣慰的是她喊我“俊哥哥”的声音始终没变。
后来，村民们觉得颐铃她妈也不是太坏，因为她每个月会给阮叔寄一百五十块钱。人们开始理性得想问题，觉得一切都是那个老男人的错，他们甚至怀疑他一定拿什么威胁着她。但不管怎么样，暑假颐铃她妈妈来村里时，人们还是没给她好脸色，不过她们也没什么过分的举止。从那时候起颐铃她妈妈就是我最讨厌的人了，有时我忘了她是颐铃的妈妈，跟着那些大妈大婶喊她“贱人”、“骚货”，因为她带走了颐铃。颐铃说她过完暑假就回来，可直到我要去镇上念初中了，都没有她的音信。我们是中了大人们的圈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