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

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

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

民间传说则是陶老先生还是去了，在东林寺听慧远侃济世、独善之道、侃今生报来世报、隔世报，陶越听越乏味，当听到“不饮酒是佛家五戒之一，居士与僧众当慎戒之，”陶老先生终于忍不住了，拂袖而去。

而梭罗独立特行的传说则更有趣：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梭罗因为反对黑奴制也反对墨西哥战争拒交人头税。他先写文章抨击战争，并表示将拒绝参军（公民抗命），后来，他碰到康科德的收税官山姆，梭罗表示他要拒绝交税，山姆好意提出减少税额或借钱给他交税，都被梭罗拒绝，梭罗的目标就是要“公民抗命”，山姆警告梭罗若明目张胆地抗税只有把他送进监狱，梭罗安之若泰，就这样，梭罗被送进了监狱。

这可能是历史上很有趣的文人自动入狱事件。他刚被抓进去，梭罗的姑姑就闻讯赶来帮他把税款交了，结果，他只在监狱呆了一夜，但就是这短短的一夜，促使梭罗思考了更多的诸如“公民抗命”“不服从”之类的命题，有人专门甚至研究梭罗这一夜，并形成专著热销。“不服从”在以后世界社会运动史上的流行和梭罗这一夜关系颇大。

更有趣的传说是，梭罗入狱后，爱默生到监狱里去探望梭罗，恩师看到爱徒被关了起来觉得很丢面子，非常愤怒地质问梭罗：“你为什么在这里？”而梭罗这小子居然立即尖刻而坦荡的反问：“你为什么没在这里？”

这就是当代真隐士梭罗的风貌。

陶老先生和梭小先生的后世报

陶老先生在《杂诗》第五首曾这样描绘自己：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这么一个年青时志在四方的才子，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留给后人的基本形象是无志、无欲、天真朴实的田园诗人。

陶在世时，名头既比不上建安七子，也比不上竹林七贤，但经乱世折腾，至隋唐，延降到宋，陶的名气越来越大，这或许与文人在与世俗皇权多次交锋后发现陶渊明之道的真正生命价值有关。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对陶皆推崇备至。苏东坡更有些夸张的写道：：“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凭心而论，陶老先生凭以下几句文辞也命定不朽而傲然于文人江湖：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辞）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

如果说陶老先生是以其田园文词扬名天下，而梭小先生则是以其与众不同的尖锐思想之刀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后人。

梭小先生经后人整理其文章、日记、演讲等至今已出文集22卷之巨，但其简单的思想之井就是两口：一是《瓦尔登湖》，一是《公民抗命》。其伟大之处在于，所有想与众不同生活和表达的人们都可以在这两口井中找到自己要喝的清泉：从讨厌庸俗世界生活的清心寡欲者到反对现代科学进步工业文明的环保主义者可以顶礼膜拜《瓦尔登湖》的清新、宁静、干净、简单、朴素；而讨厌和反对政府胡来的自我主义者则可以从《公民抗命》中找到理性的源泉。人们发现，不仅远在东方的甘地的不服从运动和近在60年代美国本土的反越战运动都有梭罗小先生《公民抗命》的影子，人们更发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早在大学里学习时就被《公民抗命》所迷惑。早在1956年，金发动美国民权运动时，在蒙哥马利组织公共汽车罢乘活动时，他这样说：

“我确信，我们现在正准备在蒙哥马利去做的事情，和梭罗所表达的思想有紧密联系。我们只想对白人社会说：我们再也不能和这个罪恶的制度合作下去了！”

在60年代的抗议文化中，马丁·路德·金更把梭罗推向了斗争的前沿：

“不与罪恶合作，和与正义合作一样，都是一种道德义务。在推广传播这一思想时，没人比梭罗更雄辩，更热情。我们继承了这种富于创造性的抗议方式，这还是他的著作和以身作则的结果。”

在马丁·路德·金的推崇下，死去百年的隐居者梭小先生活生生地成为了当代美国一个海报式青年，其形象可与拉美的海报青年切·格瓦拉相比美。

陶老先生与梭小先生之同异

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东西一老一小的大隐士做一个小结了：

同走隐逸之途，陶老先生醉的飘逸，晃晃荡荡，而梭小先生走得认真，踏踏实实；

同遁隐士之门，陶渊明老先生是后天的，被动的；而梭罗小先生则有些像先天的，主动的；

同写隐士之文，陶老先生有些像东方的二胡、竹笛、马头琴，显得很有些凄楚、哀怨、无奈之美；而梭罗小先生则更像西方的小提琴（瓦尔登湖）和钢琴（公民抗命），显得更沉着、舒畅和力量之美；

同飘逸激荡隐士之风，陶老先生的影响是文字的，文人的，而梭小先生的影响则是思想的，社会的，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