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梭罗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古今中外的文人江湖史，有一道绚丽多姿的风景线，那就是有那么一批才分出众，志存高远的真文人们，在世俗世界的表达不畅或表现过度后，干脆选择隐逸江湖，从大众生活视线中消失而去山野荒郊中寻找更自我、更朴实、更天真的生活表达方式。
这里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心如死灰，灵若大鹏而作逍遥游的庄子；也可以看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孔子，他们倡导的“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道德要求在后世只有稀稀落落的隐士们能努力大体做到并构成真正不同凡响的美丽乐章。
西方的文人隐士也层出不穷，伏尔泰、勃朗特姐妹、托尔斯泰、尼采、叔本华等都曾因种种原因退隐郊野。但西方文人隐士与东方隐士一大不同是隐逸后仍坚持不懈地表达自我，恣肆歌唱并将这隐逸后更加自傲的自我铁锤狠狠地砸向世俗世界。
比较东西方文人隐士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这里，我们选择两个名头很响的大人物加以扯淡：中国的陶渊明（约公元365-427）与美国的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
一个痛苦悲伤的心灵
说道陶渊明，人们大多想到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到他的“归去来兮”“桃花源记”；想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并痛快淋漓喝酒的过瘾和畅快。而大都不愿意面对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颗不断流血的自卑而痛苦的心灵！
陶渊明出身没落世家，曾祖陶侃是东晋重臣，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母亲是名士孟嘉的千金。但其八岁父逝，家道早落，虽“少年壮且厉，扶剑独行游”“少年好人事，游好在六径”但“弱冠逢世阻”“弱年逢家乏”，正是这种贵族的血缘，早年的无忧好学，突然在成长过程中遇到贫困不幸，孤傲的心灵变得自卑与委屈。其自卑的心灵突出表现在其《命子》诗中，此诗把陶家高贵的血缘提到尧、周、春秋战国的名门望族，至东西汉及东晋更是门庭显赫。但陶渊明开的这张夸张的家谱清单除了证明自家与东晋时其他名门不同是其为望家世族而不是暴发户外，更主要其名录多是虚伪假构的。连他最骄傲的曾祖长沙公的嫡系后代路过浔阳，而陶渊明主动求见相聚时，对方居然不知道有这门亲戚、不认识陶渊明而形同陌人。所以陶渊明的高贵族缘其实给陶心里带来的更多是酸楚和不平衡。
但更让陶心灵受伤的是陶一生也曾多次入仕，既为饭碗也为梦想。先是江州祭酒、次为镇军参军、后任彭泽县令，前后十三年混迹基层官场江湖，结果更多的是格格不入，高傲的灵魂得到的是更多的苦痛与伤心，最后干脆以一曲《归去来兮》与仕途告别，可以说，陶渊明是不想做隐士而不得不做了隐士。
最后只能够种豆、植柳、采菊、喝酒。过起了安贫乐道的喝酒放浪而衣食酸楚的文人隐士生活。
陶渊明的被动式隐士生活虽说是因没落贵族心高气傲而世俗生存能力较差所致，但其与同时代的竹林诸贤相比还称得上是幸运的，因为竹林诸贤名头太响，想躲官场追杀也躲不了，而陶公在世时只是没落布衣，除了名播庐山周围乡野之外，在世时的名头远比阮籍之流来得小，其回归田园也就安静地回归了。其日子越过越差，饱一顿饿一顿地也还活了70多岁，后半生几与酒相伴，结果是留下了五个酒精遗传下弱智的男儿，和同样在酒精浸泡下美丽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及一百多首天真美丽的田园诗。
一个精灵古怪的自然主义海报式青年
在陶渊明以后大约1500年，生机勃勃的美国资本主义大肆扩张时代，产生了一个与当时时代格格不入的主动式隐居者：亨利·戴维·梭罗。此君在西方隐士中的名头与陶渊明在中国的名头相当。
梭罗1817年7月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44年后，在同一个村子里死于肺结核。此公天生聪明，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在哈佛念书时倾听过当时美国文人名头最响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讲演，立即被爱默生迷住了：
“公众和私人的贪欲，把我们呼吸的空气变得浊重而油腻…这个民族为自己的心智定出低下的标准，因此，它不断地损害自己……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爱默生的《论自然》中迷住梭罗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神性”的思想，即个人拥有获得精神高贵和庄严的力量，从而超越世俗和物质，通过对自然的热切的沉思冥想，与神圣的更高的自然法则保持和谐一致。
爱默生也发现了天才梭罗，他给梭罗申请了哈佛的助学金，雇佣他进自己主持的超验主义杂志《日晷》，还雇他担任他弟弟孩子的家庭教师，资助他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甚至在日记里称梭罗为“我的亨利”，把梭罗看成自己的产品。在梭罗逝世后，年长他十多岁的恩师爱默生这样评论他爱徒：
“他没有赖以糊口的职业，他从未结婚，他单独生活，他从不去教堂，他从不去投票……他不吃肉，不饮酒，不知烟草为何物……他没有理财的天赋，但知道如何在贫穷中免于和粗俗……他与世无争，没有贪欲，没有激情，没有上流社会的闲情逸致…”
就是这么一个长期依恋出生地康科德小镇的古怪精灵的家伙，一生居然也没有什么认真的著作，生前出版的两本书都是有些被朋友和听众们所迫而拼凑起来的：第一本《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实际上属于日记和对话的拼凑，出版后几无人问津，第二本书《瓦尔登湖》则是由一个讲演汇集整理的，出版150多年来则越来越火！
更让人惊讶的是，就是梭罗，这个小镇上的古怪精灵，在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生活过程中，一个小镇上小小的讲演“公民抗命”居然成了美国一百多年来最佳短篇文章，不断地被中学或大学课本刊载，成为影响美国后人最重要的短篇文本之一。而“公民抗命”(civildisobedience)成了梭罗作为一个思想者贡献给英语世界最有价值的时尚新词。
这个开篇就侃：我由衷地赞同这句格言――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我希望看到这个警句迅速而系统地得到实施……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人民选择用来行使他们意志的一种模式……
严格说来，就是一个《瓦尔登湖》，一个《公民抗命》，两个短短的文本，让梭罗成了美国文学史，或许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之一！
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两年的起因也很简单，他倡导一星期工作一天休息六天的制度（一个白领在盼着上班），为此，在1845年，他仅花28美元多一点就建起了自己栖身的小木屋，而每星期仅花27美分就足以维持生活，要维持这种简朴的生活，他一年只须工作六周就可以挣足一年的生活费用，而剩下的时光完全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生活干吗要那么复杂、那么累呢？
可以看到，与陶渊明老先生相比，梭罗显得更从容不迫。梭罗的隐居是主动而积极的。
两个有趣的传说
为了更清晰地看清陶渊明老先生和梭罗小先生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看看广为流传的两个传说。
公元402年7月，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广发英雄帖邀请谢灵远，刘遗民、雷次宗等一百二十多位天下名士于弥勒佛像前建斋立誓，欲死后共赴极乐世界。受邀者中就包括陶老先生。陶老先生的“拟古”其六记述了其欲行又止的独立特行：
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