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龙非凡及时的止住了国民革命军前进的步骤，所以刚刚有些改变的历史又倔强的回到了它原来的轨道之上。

被国民革命军发出的通电暂时止住调兵动作的各国列强在看到清政府已越来越控制不住目前的局势，国民革命军的不断推进和义和团势力渐渐渗入北京、天津的时候，彻底下定决心出动兵力，直接出面来镇压目前对他们的利益威胁最大的义和团运动，同时不断向清廷施压，要求尽快剿灭甘肃的叛乱。

早在1900年4月的时候，英国三艘，美、德、意三国各一艘兵船就开到了天津的大沽口。而到了5月的时候，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到清廷的总理衙门，要求清廷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镇压在北京附近和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团民。总理衙门在5月22日关于此事的奏折中说，这些公使“皆有派兵自行保卫之说。”也就是说，他们表示要派兵入北京。俄国公使这时特别向总理衙门通报说，“各国政府以为中国自己不能管辖其民，势必派兵来京，自行保护”，并说俄国在中国并没有传教活动，“是无利益可图”，而且“念中俄数百年友谊，不忍看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所以在驻京各国公使开会时，俄国公使曾对主张派兵的各国公使“从中开导，极力劝阻”云云。但实际上，俄国的出兵行动不但与其它各国一致，甚至还尽力争取领导的地位，足见俄国的狼子野心。

1900年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京，并且把这项决定通知了清廷的总理衙门。英国公使甚至向总理衙门的官员说：“任何的阻力都无法阻挡各国公使调兵保护使馆的决心。至于兵力的大小，是调来一支只负责保护使馆的卫队，还是调来可以镇压有组织反抗的大军，将视中国政府作为而定。”

腐朽懦弱的清廷不敢拒绝西方列强的这个无理要求，只能采取拖延的办法，要求各国缓期调兵。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代表要调兵来中国的各国列强于5月30日到总理衙门向主管的大臣表示，“无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国公使已做出决定要调兵入京”，他们威胁说，清廷“如果坚持反对，那么结果如何就很难预料了”。清廷顶不住压力作出了让步，经慈禧经准，总理衙门同意各国调兵入京，只要求数量能少一些，并且通知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为从塘沽登陆经天津入京的列强军队准备火车。

公元1900年5月31日至6月2日间，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八国的军队，共四百五十余人，由天津先后进入北京。

同时，各国的海军舰艇开到大沽口的已近四十艘，其中更有十艘炮舰驶入了大沽口内。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6月10日，在英国的倡议之下，从三千多人中抽出一支包括上述八国的官兵共二千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帅，前往北京。直隶总督裕禄虽然想阻止他们成行，但列强军队仍然取得了所需的火车和车厢。但是这里，铁路已经遭到武装的义和团团民的袭击，他们费了五天的时间只行进到从天津到北京不到一半的路程，由于义和团的不断袭击，列强军队伤亡很大，同时由于后勤保障困难，这支军队不得不很狼狈的向天津撤退。

清廷在得知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离开天津往北京开来的消息之后，惊恐异常，认为如果任凭八国军队开进北京城，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命令裕禄加强大沽口和天津附近的防务，如果再有外国军队准备乘火车北上，就要求他尽力阻挡，这可给裕禄出了个大难题。裕禄实在没有办法，在6月14日给清廷的回奏中委婉的表达了其无力阻挡各国列强军队入京的行动，而且如果以武力阻击，必然发生战争，可是以现在中国的实力，不要说是八国，就是一国也无法抵抗。同时他认为，各国之所以要调兵入京，都是因为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及天主教堂引起的，现在朝廷只有对义和团实行“剿办”，才有可能使各国满意，不再出兵，而且就算出兵，也可以借现在的局势想办法补救，这暗含着可以借列强军队来帮助“剿匪”的意思，一如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一样。他这样做是希望把责任推给清廷，要清廷早下决心镇压义和国。

从6月15日起，连续四天，慈禧召集各部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商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而各部大臣之中，基本上分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一定要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不再派兵入京，万万不可得罪洋人，这一派以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为代表，可以称之为投降派；而另一派则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如果强行剿办，势必立刻在京畿地区引发一场大祸，而且义和团有“法术”，可以靠这种法术来战胜洋人，所以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他们来一战消灭洋人势力，将洋人赶出中国去，这一派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他们可以称之为主战派。

投降派的意见，同时也代表着洋务派官僚的立场，其中封疆大吏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经过两派人在御前会议上的激烈争吵，最终主战派获得了胜利，慈禧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决定招抚义和团，并利用他们与洋人一战。

就在御前会议期间，西方列强又实行了一个新的严重侵略步骤，6月16日夜间，在天津大沽口，由俄、英两国官员代表英、俄、法、意、日、德、奥等七国通知清军守将罗荣光，说是因为清朝当局“并不全力剿办”义和团，而且在入海口安设了水雷，显示了与各国为难之意，所以各国要求次日清晨二时清军必须让出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和兵营，以便各国屯兵，疏通天津到北京的道路。17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把同样的通知交给直隶总督裕禄，但事实上各国舰队这里已经炮击大沽口炮台，并且迅速占领了这些炮台。

直到6月19日，北京还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失守，仍然以为大沽口的守军还在与列强军队激战，在这天的御前会议上，慈禧正式宣布采纳投降派的主张，对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宣战。

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历史依然按照原来的轨迹向前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