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但是你改变了―”黑子说。
“我老了，是吧？”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阿梅，”那个贵妇人在和坐在她身边的成哲交头接耳絮絮地说了些什么之后，带着若有所问的腔调喊。
“我老了变丑了，”冬梅继续说，没理睬那贵妇人，“但是我没有改变，一点也没有。”
黑子和冬梅聊得火热，我坐在餐椅上，直愣愣地望着他们，没有谁理会我，真是没劲！我感觉自己就像悬崖绝壁上的一块小卵石，只要有人轻轻一碰，就会摇晃，也许会直落下去。我确实喝得太多了！
“晴朗的天空，下着雨”又唱了。成哲大概只记得这个歌的头一句。“天气晴朗居然下起了雨―”褐胡子说，“我是说，你没唱走谱吧？”他带着一阵高声的粗野的朗笑。“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他顿了一下，酝酿起最愤慨高亢的情绪，然后开口喊：“我恨透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文丐。他们总爱挖空心思，瞎编这么一些让人似懂非懂之类的狗屁文章……”他的这番话真是好噱头，引得大家一阵阵大笑。
冬梅则坐在台前一声不响，满脸心不在焉的表情。我在想褐胡子那家伙一定是以为自己有了几个臭钱就可以目中无人了，真他妈的一个白痴！当然，这比起十年前的他来说，真可是鲤鱼跳龙门了。当时自己不就是一个穷困懒散的老篾匠了吗？他终日守在鄱阳湖渡口买汽车坐垫。同样，他和别人一样，经历了贫穷、苦恼、嫉妒、仇视、痛苦、以至沿街行乞的不堪言状的贫民生活。中国式的集权领导、传统，把这些令人讨厌的东西都摊派给了他，压迫得他胡言乱语、抬不起头来。他永远都要感谢x市的那个老市长，正是他乘车渡过广阔的鄱湖渡口，一眼看见他并突然产生某种符合国家政策、方针的灵感之后，决心批给他一大笔无息贷款，支持他去办工厂；他也不用上交税收，犯不着工商、税务部门上门来找麻烦。这样，他不仅率先步入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队伍，居然还当上了x省政协委员、优秀企业家。他那漂亮的车子；他那处女般迷人的秘书，总是带着一种温柔、妩媚的微笑，这让人既渴望又眼红。总之，这些迹象不断地让人坚信：往日那些令人讨厌的、无可奈何的东西，这一切无疑已烟消云散了。太阳温暖着他强健的身躯。
褐胡子也短促地干涩的笑了一声，接着又瞪眼望着那幅《洛神赋图》。其他一些人也都笑了。
“谁说我唱走谱了，”成哲不屑地哼了一声，“歌词也有写错么？我是说朦胧诗、自白诗、超超主义，这些，你懂吗？的确，说起来你也不会懂。美国有个叫安妮·塞克斯顿的女诗人，曾写过一首诗：《赞美我的子宫》，后来，她自杀了，大概同你的年纪一样，四十六岁。”
“这倒有意思。”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后来，女服务员递上了一瓶茅台酒和几瓶可乐。又有一个女服务员，脸带着微笑，动作伶俐地送来了餐巾纸、湿手布。等到她们很快地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大家照常笑着，吸着烟，或者嚼着怪味瓜子。
“阿梅，”贵妇人说过第三遍了。冬梅突然回头朝着她。“张姐，什么事？”
“成哲说他有一本奥斯卡奖的新录相带。不过还是晚上再告诉你吧，”她装俏地回答说。
“陈市长怎么还没有来？”有人拖着声音说，他焦躁地四下观望，手指在面前的桌子上敲个不停。
“市长有外事活动，要陪同日本客商，”成哲解释，“他让我转告大家，请不要等他。”
“我还以为市长会来呢！”褐胡子颇为失望，唉声叹气地说着，“这菜和酒我都已点好了。”
“是呀，市长来不了，他工作太忙了。”冬梅的父亲也插话说。
“市长没来，这有什么关系，”坐在西北角上一直笑着不肯开口的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故意高声大叫，并神神秘秘地爆出一句话：“首先声明我可不想走漏风声，但只要一到五月份换届选举，你这区长就铁定变成副市长了。”
“别瞎说，”冬梅父亲笑着说，“这是组织部门的事。”
“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提名，是不是名额早定好了？”一个年轻的领导冷冷地没精打采地问另一个人。
“我哪知道，”那人同样冷冷地回答，“也许有人这么认为。”
“真令人难于置信！”他在一旁惊讶地感叹，“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公示好了，还搞什么举手表决呢？”
“我听说这次换届书记也由省委直接指派，姓刘，目前还不清楚他是谁的人―”
“啊哈！”有人在牙齿缝里透出一声。“啊，是的，”有人同样在牙齿缝里透出一声。“我不明白，”那个说话的年轻的领导开始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要搞那些所谓的民主选举之类的东西呢？那些东西根本不适合我们。本来，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嘛！搞那些唱高调，花架子式的东西；那些雷声大，雨点小的东西有什么用？当然，搞经济改革提高生产力，在农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我也不反对，但是，政治改革，不符合我们国情啊，那不是越改越乱吗？我以为现在至少行不通。”
“这确实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有人喃喃说。“它伤害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
“但是，”成哲接腔说，瞟一眼黑子仿佛间接发难似的，“我们应该看到这贫穷落后―这危机四伏的事实―当然，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我们十年一贯制造成空前的超稳定及发展无进步状态。但是，我们（对不起，周姨，我想你掉了餐巾了。）―都八十年代了。空气中到处飘荡着西方民主自由式的文明气息。”
“也有人说过那是陷井。”黑子轻声说。这家伙喝那么多酒竞然没事，这不得不让我佩服。
成哲突然停住了话题，他望了黑子一眼，没说什么。
“那人是谁？”有人轻声问冬梅的父亲。
“你们讨论的都是重大政治问题。”褐胡子开始说，“作为个体经商户，我坚决拥护小平同志所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你们说现在的制度有哪点不好？不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吗？我就是要做那只会抓老鼠的好猫。说到这点，我还得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当然是关于我和一个陪酒女人之间的事情，也是这样一个阔绰的餐厅，高朋满坐，有80多平方米。天花板上也挂着这一模一样的支形吊灯。餐桌周围坐着一群男女。宴席十分丰盛，菜肴种类繁多，我点了一些菜，正在很有味地吃着，有一个长发披肩的女郎走来了。她一进门就对我说，‘大哥，您不想有一个并不怎么难看，甚至有点可怜的女人，陪着您一起度过这个美好无比的时光吗？’我说，‘那当然。’她又说，‘您同意了？大哥，我真高兴。’我说，‘我同意了。’我又问她，‘多少钱？’她说，‘您说什么，大哥？’我说，‘你喜欢钱吗？\'。‘钱？嗨，大哥，您真是太了解小妹了。我最缺的就是钱。虽说我不敢肯定金钱是万能的，但有时候，金钱就象太阳，照亮了黑暗，给人带来温暖。―大哥，您看见我这裙子了么？我里面可什么也没穿，但我不感觉到有什么寒冷。不信您瞧瞧。\'她这样说完，躬腰揭开了裙子。我一看那修长的曲线分明的腿，那条腿除套着一双长统真丝袜，除了在袜头匝着一张伍拾元钞票外，什么也没有。我想那个―她很快把裙子放下了，接着又眼瞪地盯着我。我毕竟大她一把年纪，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地逃出了那地方。当我回过头一看，好家伙！她正坐在那里大吃大喝起来，我说，你慢慢享用，帐我已付了―她说，那好，您先走吧，大哥。我一会儿就去。”
褐胡子说到这里，轩然大笑，其余的人也跟着大笑―只除了冬梅，她阴沉地望了望说话的人，连一丝笑意都没有。
“可是，这很难让人相信。”那个四十几岁，皮肤保养得白嫩，看上去十分得体，头发稀疏光亮的x公安局长开始接话说，“当然，我不怀疑这种事实的存在。问题是这种糟糕的秩序，给社会治安管理问题带来了不少麻烦。这是很危险！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意识，这种假反封建专制作幌子的无政府主义、唯我主义、超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主义，洋教条主义―”他说到这儿气力不加，声音几乎变得微弱：“―这种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现象，就是我们应该制止而必须加以制止的。”他狐疑地看了黑子一眼。
“是要加以制止的。”有人跟着不紧不慢地说。
“我也赞成这么做！”成哲继续说，“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完全不相同。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固然我们这种现有的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如果去搞资本主义呢？固然我相信有一小部分人会先富裕起来，这样，他们可以游山玩水，出国观光，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更多的人却因为失业而饥寒交迫，以至饿死！他们胡作非为引起了这些人的愤怒，于是出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形式主义的改良、改革，后来又是流血式的暴力革命，又是苦难的战争岁月，这种动荡不安是中国老百姓所厌恶和反对的。这样，从而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我们真正的唯一的出路，并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医治这些中国式的体制弊病―”他这样激动地说着，并且站起了身，松开领带和衣扣，后来，他又坐下了，他那漂亮的面孔为一种喜悦的微笑而焕发了，目光亲切，得意，甚至有点讨好地落在了冬梅脸上。
冬梅垂下眼睛，后来又抬起眼睛紧盯着他，“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高深了，我听不懂。请问：‘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们现在是在搞什么主义呢？”
“你是明明知道了，故意这么说，还是的确不知道？”
“不知道，我正想请教你。”
“你这种思想胡涂，太危险了！”她看见公安局长皱皱鼻子，这么说。
“当然，”冬梅的父亲插话说，“她刚走出大学校门，毕竟没有多少政治头脑。”
“这不能责怪她，她很年轻嘛！”贵夫人也解释说，她用一种略带责备的眼神看着冬梅，好象暗示她说，“嗨，你怎么能这样？”褐胡子领导开始把他的手指摸到胡子上，瞪眼望着墙壁上那幅画：《洛神赋图》。
“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还不上菜？”成哲高声说着，并开始哼着“晴朗的天空，下着雨”后来，面带微笑的服务员迅速上菜了。在这谈话中，每一刻工夫都使黑子愈觉得不舒服。他的骄傲，他的率真的平民的骄傲，几乎都反激起来了。他不清楚自己和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不过他感觉到他们的笑话是泛味的，发音的腔调令人难受，动作姿态显得虚伪，流畅的言词中简直有一种不是滋味的东西。冬梅也引起了他忧郁的情绪。后来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把我叫醒，我们开始告辞。
“怎么，你们要走了？”
“是的，冬梅，我明天一早要回老家，我会来看你的，再见，冬梅。”
冬梅说，“那好吧，我们保持联系，这是我的电话。”后来，她送我们走出酒店大门，我们蹒跚地步入夜色中。我听见在我背后响起了一阵全体哗然的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