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天下午，黑子同敖博相见了，此次见面意义非同寻常。两人都同样具有深沉的胸怀，相互招呼点头之际就彼此倾慕了。这一对锐利的目光同另一对锐利的目光交汇―一个是心地坦然神圣的诗歌王子，另一位心地隐蔽，是一个满腹经纶、多愁善感的摇滚歌手。他俩在精力上势均力敌，同他们相比，我可是力不从心。这意味着生活中的一切从此将变得疯狂，犹如置身于漩涡之中。

与黑子同来的有杨承任，刘国全也和空中天使王挽鹭一同来了。我目光逡巡在王挽鹭脸上，她一见我就莞尔一笑，仍像第一次我们遇见时那样：美丽、优雅、亲切。她今天穿了件水红的短外套，里面一件银色的吊带背心，托出丰满而白皙的胸脯，一条vasace的紧身牛仔裤，一双高帮靴子，非常性感迷人。她跟在刘国全身后，显得有些矜持，她一直努力地保持着这种矜持。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妩媚动人的女孩，她的皮肤，白里透红，水嫩，她的身材，丰满匀称，每条曲线都勾勒得恰到好处，男人要不喜欢都难！我们终于又重逢了。我来到院子里。“嗨，伙计，”黑子说，向我伸出他那大手，“小雪怎么没有来？”。“她还在都昌，”我说，“我看大伙都挺好的吗。今天美女和诸位光临寒舍，真是棚壁生辉啊！”我向他们一一打招呼，并把敖博介绍给大伙儿。“这位先生是―”他说，向黑子伸出手去，黑子正打量着他。“很高兴同你认识。我叫黑子，你t恤上的‘a’字是什么意思？”

“absoluteliberty的英文缩写，也就是绝对自由的意思。”

黑子还是弄不明白。我告诉他，这“a”字代表“无政府主义”，敖博是一个摇滚乐手。

“为什么不是毛泽东头、格瓦拉头，重金属头，说唱头和涅磐头的图案呢？我在国外经常看见一些摇滚乐手、爵士乐手，甚至还有嬉皮士、雅皮土青年穿印有这些头像的t恤衫，在酒吧和沙龙聚会。”

“红旗代表共产主义，黑旗就代表无政府主义。一般情况下a字是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普遍标志。”敖博说。

“‘暴力粉碎机器’乐队的一支很有名的mtv，里面画面充斥着无数人举着黑旗冲锋的镜头。他们就是一支左倾的无政府主义乐队。现在也有一支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当红大牌乐队―‘体制崩溃’。”

“为什么非要把音乐同政治搞在一起，”黑子说，“我不明白。这应该属于‘先破坏再说’的那一类吧。”

“‘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

“你这句话是巴枯宁说的。”我说，“巴枯宁也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行动的哲学，最后转向最极端形式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

“你说的对，伙计，”敖博说，“他把人的发展归纳出三个特征，即人的兽性、思想和造反。他以为造反是站立起来的人的自然特征。造反具有一种几乎是神秘的意义。”

“这其实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因为否定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和一切国家政权。”

“岂止是否认！他更主张用无情的破坏手段，废除国家，取消继承权，不要政党，不要###，建立一个人人享受‘充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社会’。”

“这观点我不能接受！”黑子激动地说，他以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寻求人的绝对自由无疑是给自己搭建一座空中楼阁罢了。而敖博似乎是有意要他相信这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断解释，好像人生到世间，最痛快、最愉快的事，莫过于革命的事业！“你们想一想，与其蜷缩于淫威之下苟延残喘而幸生，何若磊磊落落、赌一点自由新血，与魔王破釜沉舟一战而亡！”他慷慨激昂。

杨承任在敖博的后面，走廊墙壁上那幅呆笨、退化了几亿年的恐龙画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走上前想仔细瞧瞧，又向后微微挪动，一会儿弯下腰，一会儿踮起脚，想从各个角度看个究竟。他摇摇头，大吼一声：“他妈的！”他压根儿说不清对这画该如何评价，索性不去管它了！他重新回到房间，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踱来踱去，以半带讥讽的口吻大发一通议论：“听着，伙计们，我实在无意在你们绝对自由的劲头上泼冷水；不过，在我看来，是时候了，你们得认认真真想想，你们是些什么人，要干什么。”没有回答，只听见咯咯笑声。“我想知道，你们成天呆在这儿到底目的何在。你们在这儿七嘴八舌，高谈阔论是为了什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敖博，你估计你最终可以活几年？”也只听见咯咯笑声。“黑子，你干吗也对摇滚发起烧来，你是军人，难道你要去当摇滚的炮灰吗？”黑子低着头，全然不知所措。“刘国全，你干吗要把王挽鹭也带来，难道你想要她在一万米的高空也去摇滚，让餐车上的咖啡壶猛地跳出来，滚落在过道里，让热咖啡倾倒在旁边的乘客身上？”刘国全摇摇头，王挽鹭脸上一抹红晕。我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丁仆，你干吗要把小雪扔在都昌，你那肥屁股纹丝不动坐在这儿，难道就心安理得？你的家在哪儿？你真没活干吗？”

杨承任说起话来故意一本正经，嗓门儿又尖又高，让人听起来，如他所说，就像摇滚音乐似的，其目的是为了吓唬大伙儿，以为那声音犹如滚石一般在响。“摇滚这个词害了很多人，”他告诫我们，“你们迟早是要卖掉鼓，卖掉贝斯和吉他，去换蛋炒饭的。”他狂迷的目光显得咄咄逼人，盯着我们。

那个晴朗的下午，我们一见面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后来蔡胜利和他的妻子也跑进我的房间凑热闹。看来他想同别人聊上几句，可他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大伙儿都冲着黑子说个不停。敖博站在那儿，在黑子、杨承任、刘国全、王挽鹭和我面前眉飞色舞，说得正起劲，并请我们稍等片刻，转身朝自己的房间去取下那把墙角边放着的木棉牌吉它。他跳进我的房间，神色忧郁，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望向开着的窗户。他开始自弹自唱起一首由他作词谱曲的《搞政治》，我们突然安静下来。

让我摸摸政治的脸部和阴部

最后政治控制不住

它撅起了屁股

想让我搞

我一下就把政治搞得好痛

他唱得很带劲，身子随着节奏摇个不停，只是在等待下一曲缓慢而悠长的乐声时才暂时歇一歇、吸一口气。“真他妈的摇滚！”大伙儿忍俊不禁地笑得掉出了眼泪。“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他向窗外望去，嘟着嘴唇，仿佛压根儿没把谁看在眼里，连杨承任也只能舔他的屁股似的。“我不能越轨，越轨我就死了，”他不时转过身，“我不能脱轨，脱轨我也完了，”他摇着头，显得那么疲惫，仿佛对这世界深恶痛绝。“两条铁轨掌握着我的命，我的命，”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像在哭泣似的。“我曾帮助许多人迅速去了天堂，”那灵巧的指尖在琴弦上跳来跳去，时而奏出一个和弦音，他仍继续唱道，“可没有人帮我离开这个地狱。”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悲伤，“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吉它的每一处都似乎在颤动。“我想死都死不成”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盯着我们。我是说望着黑子和我。我们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嗨，在这个人人伤感痛苦烦恼的人世上，咱们干的一切有何意义？―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绝望。因为我们在这儿接触到的是可怜的摇滚歌手在喧嚣街道上痛苦潦倒的生活本身，因此他边说边唱。“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声音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等歌声冲向天花板，穿透过去，向星空飞去―他才慢慢把头垂下头，唱着“我想死都死不成”，最后戛然而止，余音仍在空中萦绕。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他连盯都没有盯我们一眼，只低下头呜咽起来。大动人了。

我走过去同他聊起来。后来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准备去楼下的酒店喝酒庆贺一番，可又有什么事能够值得我们如此狂饮喧闹呢？我实在想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此时自己和别人又有什么不同，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文不名的人远比在台上的政客精英们更心安理得。空间茫茫，时间恍恍，问人类要去何方？规就是一张拘留万物的大网，凡是活着的都回不了自己的故乡。

我们来到楼下粗茶淡饭餐馆，大伙围着一张餐桌坐在那儿。先上来的是银鱼甲鱼汤。大家咂咂地啜饮起来。敖博仍然点了一份他爱吃的水煮牛肉。杨承任不吃荤菜，只要了一份西芹炒百合。刘国全端着汤匙一匙一匙地为王挽鹭盛汤。黑子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碗甲鱼汤，嘴含汤匙仍在说话。一箱啤酒同时放在桌上，我们就像喝水一般，咕噜咕噜一饮而尽。敖博喝得满脸通红，浑身大汗，不停地吼叫，跌跌撞撞地冲进卫生间猛敲门，想把门砸破，可那门是实木门有一寸厚，结果他的中指骨碰伤了。那天晚上他在这儿醉得一塌糊涂。我们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闹闹嚷嚷。杨承任挽着敖博的手臂扶他上楼，刘国全和王挽鹭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剩下黑子和我。我们离开大厅上街去兜风。此时黑夜已经降临。我们张口讲话时嘴里冒出的一小阵一小阵的水汽现在几乎看不见了，除非是当我们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子，在反光下才可以看见，但这时水汽变为黄色。我们踏在了林荫道的屋基上。在春夜路灯的背景上，它却拖曳着一条黑黑的痕径。一个由污糟而黯淡的住家所集成的居民区，象垃圾一样地东一堆西一堆族聚在草地上面。再靠近一点甚至可以看见那水泥搅拌机的猥亵狰恶而参差不齐的面目。我们小心地绕过了它，继续在街上转悠。

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来来往往磕磕碰碰的人的面孔好象个个都非常渺小，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似的，踏在脚下的大地也好象忽然涨起一丈多高。虽然有那样嘈杂的声音，或者有一大群人正兴灾乐祸地围着看两口子打架，我们仍然感到很孤独。这是说我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只身走在萧瑟的荒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领带、滑雪衫、毛织物、肥皂、香烟、微型收录机、苹果、桔子、食品罐头、有奖证券、流行歌曲磁带、裸体明星照―或许只是我已经到达或进入另一境界，另一层知觉，另一层感觉―或无感觉之中―那个晚上，我们还碰见一个自称刘浏的人。他和另外几个人正在酒店门外走来走去，不吭一声，仿佛做梦似的在沉思。黑子上前叫道：“嗨，你是不是刘浏？”

刘浏转过身，走到我们面前停下说：“你刚才说什么啊？我没听清楚。”

“我问你，你是不是刘浏？”

刘浏又转过身，走了几步然后又走回来。“你是说，我走起路来有点像刘浏，是吗？我确实是在模仿刘浏走路的姿势，可就是学不像。”

“得啦，伙计，你要去哪？”黑子大声说。

“哈！哈！果真是你！”突然一阵尖急的叫声，刘浏那只肥满的手落在黑子的肩膀上。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黑子故作惊讶地说。

刘浏转过身来，瞪着单薄微小的没缝的细眼睛，嘟出两片肥厚的嘴唇皮，在这上面，几根疏疏落落的胡子生得异常难看。“啊想不到世界竟也这么小，我们今天又见面了。你是怎样来的，黑子？这名字取得不怎么样，总是那么拗口。”

刘浏对不论什么人从来不称呼什么姓氏之类而是要叫全名不可。黑子一脸严肃问他是否结婚了。他哈哈大笑：“没有，没有，早着哪？”。

“怎么，你还没有结婚吗？”

“早着哪！”他仍旧哈哈大笑，亲切地拍着黑子的肩膀。

“真说得好，你问这干什么？但是，等一等，黑―子，也许你没有留心到有谁来我们这里啦？”

“谁啊？”

“沈默本人来到这里啦！他亲自到来这里！昨天从南昌来的。你当然知道他的吧。”

“我不知道。”

“他是搞寻根文学的。我听到过别人说起他。竟没有一面之缘么？天！立刻，就在这一分钟内我非拉你一道儿去见他不可。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就象鱼儿不识水性；做官不会削尖脑袋；当兵的不会开枪。啊，顺便……这位是冯尚佳……且慢，黑―子―，恐怕你连他也不认识，我很荣幸替你们彼此介绍。他是天之骄子，笔名，白浪。白，黑白的白，浪，波浪的浪。真的！我的一位顶顶要好的诗友！我们，现在开口说话吧！”

说了这话，他向着站在身边的一位神清气爽，双颊微红，但是脸相带几分早熟的假正经的漂亮青年人转过身去。我们并没有开口同他说话，只是和他简单地握了握手。他那副生硬笔挺的样子，显然对于这始未料及的介绍，并不见得怎么高兴。

“我说他是天之骄子，这话并不假。”刘浏接着说，“跑到江西大学新闻系看一看那金榜，谁的名字挂在头里？不是冯尚佳，不应该称作白浪，不是白浪，还有谁？但是，亲爱的战友，我们要飞到沈默那里去，沈默，啊，沈默，我绝对地崇拜这个人！也不单只我一个，任何人，不论贤贫贵贱，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啊！他正在执笔的著作是多么……哦―哦―哦！”

“那一方面的著作？”我问道。

“不论哪方面，仿马尔克思的笔法，完全新感觉派……只是更深刻，更深刻……在这部著作里面百事都好象解决阐明了。”

“你读过这一部作品没有？”

“不，我没有读过，但是从沈默那儿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期待的，是的，一切！”刘浏紧握着两手叹了口气。“啊，假使中华民族多产生了两、三个象他那样的天才，啊，我们所见到的将是怎样的另一番面目！天哪！让我告诉你一桩事，黑―子―”他把目光又转向了黑子，好像我这人不曾存在似的。“无论你近来从事于何项事业―我可不知道你退伍了没有―无论你有何种信仰―我也不知道你的信仰―从沈默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给你指示的。可惜他不在此地久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去他那儿，去他那儿！”

“你哇啦啦喊什么啦？”黑子恼了。

一直站着没动仍旧装着刚才那副笔挺庄严样子的冯尚佳，会意地垂下眼皮，皱一皱眉头。黑子犹豫不决地望着我，那神态仿佛在作出决定：去，还是不去。刘浏上来揽上他的臂，连推带拉，根本不问问我们是否愿意。这时，冯尚佳问起我是做什么的，接着便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刚才发问的工作性质倒很少关连，而是对其它各色各样的一般问题发的―我手里的烟现在已烧完了，这是说，那纸卷的部分已烧掉只剩一厘米长的淡黄色海绵烟蒂，嘴唇含过的地方仍然呈白色或灰色，但渐渐变为黄色，接着是变为褐色，然后变成黑色的有缺刻的雉堞形图案。黑子说：“嗯？你说什么？”冯尚佳突然热情起来了，他说到最近的几位文艺界权威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生死年月―刚出版的小册子的标题，以及许多名字；他鄙视一切古的，旧的，只有现代文化的精华，才值得评骘，他提起，虽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沸洛姆关于《逃避自由》的书，或者《东方宗教与哲学》一书中提到的《梨俱吠陀》第三章六节赞美黎明之神乌莎一诗。他好象是带着一种真心的喜悦和愉快，咏诵起那段诗文：

啊，乌莎！您善于赐福，富于慷慨之心与睿智聪明，请接受您的崇拜者之颂歌―女神啊，您适时来临，永恒而年轻，一切善美之物都伴随您一起降临。哦！黎明，永恒的女神，您驾着金色的车舆，华彩辉映；您唤醒飞鸟甜美的本性。啊！金色的女神，请让您那玉勒雕鞍、光辉焕发的神骏载着您奔向我们。神圣的女神已为萦绕于空中的乐曲所唤醒，她的光辉已洒向富饶的下界凡尘―辉煌的黎明徐徐降临―阿着尼，请前去迎接她吧，并代我们祈以渴望的富绕丰美―

我真佩服这小子的记忆力。紧接着冯尚佳又谈到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又谈到上古史，讲到孔子，又不惮其烦地反复谈论到《易经》，说此书是孔子所作，又谈到中国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称文学不过是政治战车上的展览品，又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刘浏紧跟着低声问：“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列主义？”并问起我什么是“俄狄普斯情结？”

“弑父娶母，就是俄狄普斯情结。”我告诉他。他在许多谈话中间无意中对鲁迅也下了一句批评，说他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他许多作品都缺乏那种艺术魅力，简直是政府社论；尽管他写了那么些作品，只有一篇才值得一读，那就是《女娲》―

我望着这位新朋友美丽的头发，明湛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心想：究竟那一行是他的专门呢？

“好啦，”刘浏高声嚷了起来，“我们这就去沈默那里。”

四十分钟后，在白天鹅宾馆，我们找到了沈默下榻的客房。

“这位是黑―子―，年青有为的诗人，刚从前线下来，我的老战友。我来推荐给你，”刘浏喊着说，引黑子见一个身材矮短、头发稀疏、肚皮异常地凸起，大概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这人脱下了西装外套，穿一件浅灰色羊毛衫，黑色的西裤，皮鞋擦得锃亮，站立在光线充足家具讲究的房间中央；这是一间会客厅。里面搁着双人沙发床和墙壁装有空调机的房子才是寝室。

“这一位，是丁仆，这位―”刘浏回头向黑子说，“便是他，我多次跟你谈到过的，我最敬慕的老作家―沈默。”我好奇地望着沈默，他前额广阔、眼睛却异常的小，好象只一条缝似的，厚嘴唇，一条软绵绵的鼻子和松驰的颊肉正如放在水里泡过似的，眼光打斜只往地上瞧。

沈默敷衍地笑了笑说：“呒……啊……很好……我非常高兴……认识你们……”伸手捻一捻刮得溜光的下巴，又转过身，一手搭在背上，勾腰把屁股朝着黑子，以舒缓而怪样的摇摆步子在地毯上踱了几步。最让我感到惊异的是：在黑猫咖啡馆里上次遇见的那位头发梳理得光洁的贵妇人居然也来了。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浅黄色丝质长袍，领口低得可以看出粉嫩的脖子，圆滑、光洁的两肩的皮肤和深凹的乳沟。她满脸挂着笑意，仰坐在松软的沙发里；另外还有一些陌生的人也坐在沙发上或者某个角里。

“喂，蔓菱，”沈默转身朝贵妇人，显然他认为没有替她介绍我们的必要，开口问她说：“你刚才讲点什么？”

贵夫人立刻开始以异样的神色说：“于是，她求见那位农委会主任，对他说，‘主任，您没收了我的金银财物，连家宅也一一充公了，现在我上哪儿去找住房？这样来从轻发落我，一个弱女子的命运，不有点过火吗？你，’他说，‘总不能不让我遵守土地改革政策的纯洁性？’又说，‘你们这些名门闺秀就不能尝尝流落街头的滋味么？’你们想这位农委会主任，这位目不识丁赤农出身的权贵怎样处置？”

“他怎样处置呢？”沈默问，带着思索的神气，点燃一根香烟。

贵夫人挺了挺腰干，伸出手，扯了一下胸衣。“他喊了通信员来，对他说：‘呒，马上，带郭太太去我那间房子住下。’”

“那么她住进了农委会主任的房间了？”刘浏攘着手臂问。

“没有。这怎么能住呢？那不明明摆着让她去做那种事吗？要知道这位红色政权的代表是条光棍！”

贵夫人整个雍雅得体的身体都为愤怒而震颤了，她脸上起了痉挛，丰满的胸脯在贴平的胸衣底下剧烈地起伏着。

“住不得！坚决不能住！”刘浏喊道，“总不能没收了房屋，财产连人也一起没收！”

“呒……呒……这样做影响太坏，”沈默说，并没有提高声音。“这不是维护政策的纯洁性……这是一种农民意识。”

“真有这么回事？”我问。

“真有？……”贵夫人连忙分辨，“绝对没有怀疑的余地……简直不……该……怀……疑。”她说时好一股大劲，连身子都扭动了。“这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的。优秀农民企业家―江遇财，你认识他吧。他就是从一个当场目睹者，亲眼看见这桩丑剧的人那儿听来的。”

“哪一个江遇财？”沈默问，“是那个篾匠出身，在江边卖汽车坐垫的家伙么？”

“就是他，我知道，江遇财，有人造谣说他从市长那里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办起了塑料厂才发了家。还说市长受了他不少贿赂。但是这句话是谁说的？余有幸！怎能够相信姓余的呢，谁都知道他犯了男女关系错误―被赶下了台。”

“不，对不起！张蔓菱同志，”刘浏插话，“余有幸是我的朋友，他并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