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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被占领，俄国人来到中苏边境之后，中国终于明白过来，越南对中国未来的安全是个危险。对此，中国己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并开始大面积的疏散边民，双方都作好了开战准备。

中越两国关系更以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坠落。据当时中国驻越大使对两国关系的回忆：“我必须去（越南）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当两国关系到了只有接受抗议或是提出抗议的地步，其霉烂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而这时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无疑给两国关系雪上加霜。越南侵柬后，整个中南半岛基本连成一片，越南大军南下，直达泰柬边境，陈兵边境示威，泰国也面临着军事威胁，也就是东南亚有全面倒向越南的可能。面对被越南所甩的一记耳光，中国仍旧无所作为。

中央军委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最终决定对越南进行惩罚性回击。军事行动就此提上日程。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在内部讨论过对越军事方案，最终将决策权给了邓小平。起始的方案是小规模进兵，拨除越军在中越边境的几个据点，以吸引越侵柬大军回防，但这个计划由于越军在柬埔寨的入侵过于迅速而流产。

而后就是修改了的大规模进兵计划，既然出兵，讲究的就是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目的很多，最主要的当然是突破苏联对中国的国际包围圈，构筑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线；其次也是对越南的报复，对越南无情无义甚至倒向权贵冷眼相对恩人的报复。这些理由都很实在，也有必要，但在当时，却不好公开，毕竟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很多国家，对中国疑心很重，并不希望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角色。正由于此，中国在对越开战的公开文件上谈到作战原因时，基本上避开柬埔寨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以怎样的名义出兵，对内才能聚民心，对外也能兴义名？中国紧紧抓住了两点，其一就是领土纠纷。中越间确实存在领土纠纷，越南也多次在边境扰事。不过这只是个姿态，这个姿态更多地作给苏联人看的，并不一定是会大规模入侵中国。

七十年代后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越南对中国越是嚣张无情，苏联人的援助就越慷慨大方，黎笋善于演戏给苏联人看，不过他忘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成语，戏演砸了，中国终于要以此出兵。以边境纠纷作为大规模出兵的理由，毕竟还不是很气壮，但中国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名义，也是更实在的名义，即越南对华侨的迫害。

当时的西方人对此次事件的评论，应该说是非常客观的，他们称之为“惩罚战争”。

不管是“惩罚战争”也好，“自卫反击战”也好，在中国，仍有不少人认为这场战争都应该打！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我们的边界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安宁，这样平静。下面还是让我们看看越南人是如何为这场战争做长期准备吧。

1976年6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决定调遣五军区三师到北方，执行总参谋部和三军区的机动常值任务。

1976年7月13日三师开拔，1976年8月初，经过1400公里的机械化行军完成移防。河北省陆南、陆岸两县的机关和群众积极协助三师建设驻地。

从1976年8月开始，三师一边执行机动值班任务，一边进行经济建设和为三军区训练新兵。这个时候三师仍然实行部队的复员、退伍政策。由于大批基层干部、技术骨干的退伍，使得三师发现一旦开战将遇到很多复杂的困难，三师主张动员有经验和水平的干部战士留下来帮助培训干部、炮手、卫生员、通信员以及训练新兵。成立了两个训练新兵和培训军士的营，相继开设了卫生员、报务员和炮手的培训班。因此在短时间内三师培训出了上千名富有战斗技能的战士骨干。这是一个被评价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各项工作刚准备完，1978年7月，三师接到命令编入一军区，防守高谅东南部（当时高平、谅山合为高谅省/译注）。

1978年7月中旬，三师、166炮兵团、军区272高射炮团以及其他总参谋部直属单位已经进驻谅山。

1978年8月9日和10日三师举行师党委会议，通过了师里的防御方案。此后，紧张而又热火朝天地开始开路和阵地建设。部队和谅山人民都奋战在开路工地和各个高地上。三师司令部一边督促阵地建设，一边让各单位训练、学习。5个月后，开挖了113500立方米的土石方，建设了近20000处工事，在边境上布置了上百个混合雷区、障碍场和伪装工事。

1978年10月初，成立了南高―谅山统一战场指挥部，由三师司令阮维商同志任指挥长，中央委员、高谅省省委书记黄长明同志任政委。指挥部的成员还包括省人民委员会、省军事指挥部，公安厅和谅山市政府的同志。同时，各县的统一指挥委员会也成立了，成员包括县委、县队和团里负责指挥的干部。根据上级指示，南高―谅山统一战场指挥部安排三师的部分干部加强到各省属团里，为地方进行严格的战术训练。谅山市和文朗县、高禄县等各县地方部队中的营纳入各主力团里，归团指挥。

到1979年1月末，三师第一梯队长达60公里的防御阵地基本建好；第二梯队阵地建设也正在展开；三师防御区虽然还没完全完成，但也充分的准备了弹药、工事、粮食和饮水。

1978年7月初发生了难侨事件，数万华裔越南家庭涌过友谊关。7月12日，中国方面突然关闭关口，使得这些难侨被迫滞留在荒山野外。8月25日，正当一些医务人员和越南妇女在照顾这些病弱的华人的时候，中国让一些歹徒拿着刀具、棍棒从边界那边过来行凶。在友谊关的边防部队193边防屯的战士坚决还击了敌人，在惩治敌人的暴徒行为的时候优秀的战士黎庭征英勇牺牲。

此后，在各单位掀起了向英雄榜样黎庭征学习的活动。12团刚入伍的侦察兵阮文新，一次巡逻的时候被一帮中国士兵跳出来围捕。一个家伙冲过来抱着阿新，阿新转身避开，用刀插进那个家伙的腰部。这是被金星师战士消灭的第一个中国士兵。

1978年末，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上将，国防部部长文进勇大将，总参谋长黎仲迅中将，军事学院院长黄明草中将相继视察三师。

1978年8月25日的友谊关事件之后，省委和谅山人民委员会要求全省的机械厂停止生产商品，集中力量生产铁蒺藜、铁桩来建设防御阵地。民军、部队和边防力量共同巡逻，随时准备惩治潜入的探子和挑衅的武装人员。

1979年春季，三师获得孙得胜主席赠送的花篮。在迎接仪式上，师政委阮克豪表达了感恩之意并表决心：“如果敌人敢悍然侵犯祖国的边界，我师务必首战胜、连续胜、利落胜，保卫祖国的边界。”

边界这边，中国军队也做了相应的准备。

1978年11月底，广州、昆明、成都三大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美国的侦察卫星对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的整个部署进行了拍照，统计了人数。

《纽约时报》在战前的一星期报道说，在边界有精锐师组成的###集团军。云南，广西。西线，东线。

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场虚惊。

“1月5日。”又一次警告。又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再度绷紧疲劳的神经。

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折腾，误报的代价是普遍综合疲劳症的部分精神不正常。

从动向分析，进入一月中下旬，邓小平在公开场场合绝少露面。作为迹象之一，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不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误报不可漏报的心理作用。无论是对头还是朋友，都没有理由讥笑越军的屡备屡空。全世界的军人都推崇这样一个信条：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