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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是中国旧历春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千里冰封的漠河，到热浪汹的曾母暗沙；从最早见到日出的乌苏镇，到最晚迎来日出和送走最后一抹晚霞的斯姆哈纳村，神州大地，人们同样在迎接流光异彩的一九七九年新年的来临。

十年前，同样是中国旧历春节。那时黑黑的天上似乎总有飘不尽的横幅，泛黄的路灯，就投射在“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跨马路横幅上。被跨着的马路，便是菜场了。只是路灯照明的不是夜，而是黎明时分。猎猎北风，瑟瑟裤腿，啸啸人声。鸡鸭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蔬菜摊……每一个摊位前排队排队尽是排队，在为买到最后一条带鱼而亢奋，在为排了一个钟头队却没有买到做汤团馅的生猪油而沮丧，在为掉了一张一直紧拽在手心里的鸡票而成春节之长恨歌。1970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报道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菜场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对于排着队的老百姓来说，做什么人呢？做排队的人。菜场还未落市，食品店排队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十年弹指一挥间。1979年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于3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口可乐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建交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一年，日本影片《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第一代的梦中情人；在这一年，《跟我学》（follow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在这一年，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二十五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在这一年，一吻定江山。《大众电影》作为当时唯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的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在这一年，北京新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出现全裸的女性画像，要不是画的是少数民族，还略带抽象，估计有人恨不得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谁都得佩服北京人的精神，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

在这一年，忧心如焚的邓小平在困境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而一举改变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

1月28日，清晨8点，当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07象雄鹰一样，昂首从北京机场冲向蓝天时，此时天空却下着蒙蒙细雨。邓小平坐在机窗边，看着苍茫大地，感觉天地都灰蒙蒙。他点着一支熊猫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出，浑浊的烟圈弥散开来，而邓小平的思绪也随着烟圈而散开。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美国总统卡特已准备好了欢迎盛典。他本应该笑，一个月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面溃败，改革者昂首挺胸。作为改革派核心力量，他赢得了民心，势利的美国时代周刊则急着把他登上了1978年人物周刊封面。

不过此时的邓小平实在笑不出来。就在两个月前，黎笋和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条约，而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黎笋在签约后加大批判中国的力度，指责“北京和帝国主义结成新的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并说“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河内便无法打败南越政权“，简简单单的一句，彻底把中国几十年来近200亿的援助抹去了。而勃烈日涅夫则高兴地称“（越南）为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碉堡”。现在越南占领了柬埔寨，在积极筹划越、老、柬三方签订友好条约，实际上就是印支联邦。苏联苦心经营十来年的亚洲安全体系，已隐约成形，而在中国背后捅一刀就是中国援助了几十年的越南。作为新领导班子的实际掌权者，他必须要率领中国冲出包围圈。

这一段时间来，七十五岁的他频频出访。在此之前，邓小平已访问了日本与东盟三国，访问的地点虽不相同，但主题却只有一个，建立反霸同盟，既反对全球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邓小平外交突破是从访日开始，但访日之前的激烈辩论却似乎比访问本身更耐人寻味。在中日建交后，订立了一系列双方友好合作协定，但是最抢眼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却一直没有订，原因是日本方面怕得罪苏联，不愿接受中国的反霸条款。

1976年后，福田赳夫上台，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又左盼右顾，下不了决心。这一段时间，邓小平多次接见日方人士，剖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谈到反霸问题，邓小平说，“霸权主义不只是针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危害。反霸是原则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就在日本政府左右为难之际，美国政府却力劝日本接受中国反霸条款尽快与中国达成友好条约，福田内阁受此激励签约的态度也积极了。

1978年8月，福田派园田植外相来华，商洽敲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终于鉴定了条约。对于条约的意义，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条约的中心内容是反霸，虽然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

很显然，这是指着苏联人的鼻子骂苏联人的娘。苏联人当然明白其中滋味，早在中国与日本洽谈间，苏联就对中日接近非常关注。在这期间，苏联人也对日本一直抛媚眼，勃列日涅夫也在紧要关头给日本写亲笔信大谈苏日睦邻友好。

当时的舆论对中日接近推波助澜，话里话外都把矛头指向苏联了。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社论说：“我们相信除了霸权主义的苏联之外，亚洲无论是大小国家，都欢呼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苏联心怀不轨，是昭然若揭的，它不愿看到亚洲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最明显的是苏联鼓励越南排华。

土耳其《光明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又一胜利“，“是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团结反霸的一个有力步骤。”

《墨西哥先驱报》的文章也说：“中日条约是对苏联在亚洲推行扩张主义的沉重打击。”

如果说10月份对日本的访问谈及反霸还是抱着琵琶遮半面的话，那过几天的邓小平对东盟三国的访问针对性就特别强了。

在邓小平对日本访问回国后不到几天，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东盟三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东盟是当时越南与中国相争的主战场，也是苏联推销亚安体系的主要目标群体。仅仅两周前，范文同也去了东南亚，为了拉拢东盟，他给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当时东盟的情况是反对苏联的扩张，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比较亲美。但是对中国也比较警惕，主要原因是中国比较激进的革命输出政策，怕中国式共产主义影响到东南亚的稳定。而这段时间，越南领导也是轮翻上阵，拉拢东盟。在越南对柬埔寨进行武力恫吓的同时，也对近邻泰国进行武力威胁，恫吓泰国不得支持民柬，泰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泰国一方面很厌恶并恐惧越南的强大，另一方面受到越南的威胁而摇摆不定；对中国则又敬又怕，渴望中国的帮助又怕中国的势力侵入。就在这关口，邓小来来了。

邓小平是第一个到泰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泰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在机场接待室，江萨总理深情地说：“您给我们带来了幸运。我们一直等待着您的来访。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邓小平则深有意味地说：“朋友间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在泰国，邓小平多次重申中国支持东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以及加强东盟组织自身团结的立场。强调，要警惕霸权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活动。之后，邓小平在马来西亚作了短暂访问，与马哈蒂尔总理商谈了东南亚局势。邓小平拒绝了为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而两周前范文同访问马来西亚时则公开为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后来邓小平与李光耀谈起此事时，说范文同是“另类共产党”。

1978年10月12日，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李光耀热情地接待了他。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一直忧虑，东南亚局势尤其是越南问题一直困扰他。几乎是一开始，邓小平就冷静地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显然王八蛋是指苏联。”

“对于越军入侵泰国，中国该如何反应，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给出答案，而这答案又恰恰是李光耀最关心的。所以后来在送邓小平送机场时，李光耀再次郑重谈到越军可能入侵后中国该如何办？”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泰国，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

“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邓小平谨言慎行，仍然没有直接回答李光耀的问题。但却留了个悬念，那就是越南要走到哪一步，中国才会作出比较激烈的反应？

这个悬念在1979年农历正月初一揭晓了。邓小平选择了这一天开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波音707带着他开启了新的航程。十五个小时后，专机降落在华盛顿空军机场，窗外白雪皑皑，蒙代尔副总统及华府高级官员已在此恭候几小时了。

次日，卡特总统在白宫前南草坪为邓小平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卡特作了热情而平淡的祝词：“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的春节，是你们的新年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的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卡特的话象苹果一样甜而醇，但接下来邓小平的答词却是辣椒一样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随后的会谈中，邓小平再次开门见山，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并直接力邀美国加入中国的反霸同盟：“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很不安宁，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苏美这两个位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几年来，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越来越小，更可虑的是苏联。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的统一战线坦率地讲也包括美国在内。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自己所负责任的角度来说，有某些不足之处。”

当天晚上，在卡特举行的国宴上，邓小平再次谈到反霸问题：“我们两国曾经在三十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访美的第三天，卡特与邓小平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在谈到即将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时，卡特谨慎地说，“是不是可以采取孤立越南的方式？”邓小平快言快语，他以哑铃来比喻苏联的势力扩张：“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一头通过阿富汗、伊朗、印度直接南下波斯湾。”面对卡特的犹豫，邓小平严肃地说：“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作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

接着，邓小平严厉批评了美国对苏联的绥靖：“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应做的工作。”

就在这天晚上，邓小平参观了美国国家艺术馆，并发表了讲话，内容却与艺术无关，邓小平表示：“中国虽然很穷，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甚至将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以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这段话语气比较强硬，世界的目光聚集于邓小平的表情，然而更强硬的还在后面。

1979年1月31日，在与美国记者共进午餐时，邓小平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然后话锋转向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越南同苏联取得的条约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记者问到了一个话题，即当时中国在广西、云南边境的军队调动，邓小平认真地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在随后邓小平回国，在日本作短暂停留，再次确认了对越作战。当记者问到中国的军事调动的目的时，邓小平自信地说“你等着瞧吧。”完了还掷地有声地加上一句，“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要武力教训越南，全世界屏住了呼吸。实际上在邓小平抵美后的次日，正式会谈后，邓小平与卡特在椭圆办公室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邓小平正式向卡特通报了中国的最新秘密决定，即要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日，中美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由于公报中强调霸权主义，并出现了支配别国等字眼，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那样的突兀显目，苏联驻美大使紧急召见美国官员要求对此作出解释。而面对记者对此事追问，白宫官员幽默地答道：“我要说，这只鞋子（指霸权主义与对他国的支配）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当被问到中国联合公报是否会引起莫斯科对华盛顿的不利反应时，白宫官员强硬地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对外政策。如果情况是那种样子，那么其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