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月，这是九江一年中最美好的初夏时分。六月的阳光明朗热烈却不灼人，在我住的公寓楼下，总有清风从沙果树梢拂过，带来夏日繁华和清香。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洗漱完毕，简单吃上一碗面条后，就换上外出的衣服，偶也和吉它手敖博、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一起去长江南岸斜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排练。小雪每周都回来休息两天，每次都把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洗好，并叠得整整齐齐。一切程序都和往日并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敖博却不愿意再演奏流行音乐。敖博和我也经常为此事发生争吵。他说，我写的那些歌词越来越“迷幻”，“―迷路的迷，幻想的幻。我就这意思，你明白吗？”他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好像这还不够，继续两眼怔怔地盯着我，慷慨激昂地说，“我以为就你而言，大部分作品可能只有乐队自己喜欢，或者‘云山雾照’或者‘囫囵吞枣’。其结果呢？是越来越小众，离大众越来越远。中国广大都市新青年如果荷尔蒙分泌过剩的话并不以摇滚为伍，而是以‘摇头’为乐。相信他们应该不会上穿着‘格瓦拉的狗头t恤而贩卖的是破灭的中产阶级小资情调梦想说教者’的当。”在他个人看来，盘古的音乐应该有益于反抗者，有害于一切安分守已者，尤其对既得利益者和中产阶级极其有害。他要以艺术作为政治战斗武器。用他的话说那就是“革命才是‘真正的摇滚，’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揭竿而起，杀人如麻，推翻暴政―是这样一种源于革命圣地南昌的夺权意识、红色意识、仇恨意识、噬血意识。我对此无法认同。他因此说我是摇滚的叛徒。
对敖博这种做事不计后果的方式，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也不赞同。他以为敖博并没有深刻反思“责任”这个沉重的话题；当他把愤怒与挣扎变为激情之后，仅仅局限于发泄和威胁，长期原地打转，导致恶性膨胀，有碍于本身长足的进步。所以，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做生意发大财。全世界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人，他准备挣了大钱后，把我们全供养起来，什么事也不用干。他的发财目标宏观计划大概如下：1983年年底资产一千万；1984年下半年的三个月内给我们每人发一辆宝马；每人还可以得房子一套，当然马上可以升级为别墅；发美女无数，应有尽有；……两年左右时间成为江西首富，以此类推最终目标是超过李嘉诚，等等等等。结果就在他制定此雄心勃勃发财计划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和他的梦想一起被其父母和领导骗进了南昌市精神病医院。确诊为“妄想症”。―强制治疗3个月。就在他自己知道被送进的是精神病医院时，他对他父亲只说了一句话：“爸爸，你这样送我进来，我以后出去怎么做人哪”。
六月底，敖博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器手，“花痴”段信军，一个能干的人，早年也曾经自己组过乐队搞过摇滚。在南昌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打击乐器手，外型和唱功都非常好。至于“花痴”绰号的由来，那是因为他每次去演出时，总会碰到一个卖香烟的女孩，那女孩也总是脉脉含情地看着他，等他演出的时候，她就进来捧场，每场必到；她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姊妹，也没嫁人，所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后来她卖香烟积攒的钱越来越少，最后为了看他的演出，大冬天把棉被都卖了。段信军知道这个女孩这么迷恋他，终于买了一床新棉被送给她。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敖博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已完全公开了他的所有理念，对社会积极鼓动，一不做二不休。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的那扇小门了。九江真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城市，太过平淡温和。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4个月的时光。在这漫长的夏季，我一心一意想的是怎样把我那一堆字体难看的手稿都变成铅字。3月份发表的那部中篇小说的稿费早已经用完了，再接下来大有变成灰暗的七月的危险。我必须将这些歪歪矶矶的文字换回一个个铜版，否则剩下的日子只能在不断的节省与忧心中度过。来九江这么久，我甚至还没有舍得自己花钱给小雪买过一件衣服，想来也觉得有点悲哀。
我忘了提，那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吉它手敖博、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一起喝酒时认识的那个梳着两条小长辫，大眼睛的小妞曾给我来过一个电话。那小妞的声音小得几乎自己都无法听见。当我确定她已生病并且一时找不到人帮忙时，在问明她确切的住址后，我决定陪她去一趟医院。
其实小妞是我对她的昵称，第二次同她见面时，我才知道她名叫林芳。她住在九江机械厂一幢单位公房的一楼。那公房位于大中路的一个小院子里，门廊已经朽坏，向地面下斜。院子地势由高至低，靠马路的大门口处在最高处，公房则一幢幢都矗立在低洼处。院子里除了长有一些杂草以外，还有满眼的合欢树。我敲了半天门，里面却沉寂无声。我又在门上敲，敲得更响了。门终于打开了。
“进来吧。”
“你病了吗？哪里不舒服？”
“昨天晚上有点发烧，身体开始不停冒虚汗，手脚乏力，头昏得厉害。”小妞说道，“我打电话给几个友女，可她们都不在。所以我就想起了你，找到你的电话。”
我听出她的声音几乎快要哭出来，又说，“我带你看病去吧！打两针来得快些。”
“真不好意思，要麻烦你了。”小妞说罢，垂下了双眼，她脸色苍白。
小妞今天穿着一件漂亮的格子罩衫，是沿对角裁剪的最新款式。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她的脸上，两条长长的小辫子已完全松散开来，而额头上正流着汗，整个人看上去十分虚弱。
过了片刻，我在小院门外拦住一辆出租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一个小伙子驾的车。小妞穿越人行道，她登上了出租车。
我让司机把我们捎去一七一医院，并一路安慰小妞，告诉她一七一医院是军队医院，今天会比其他医院人少些，不用排很长的队。军医有军人作风，比起那些所谓大医院，起码不会把小病当成大病治疗。
马路对面，有漆成黄色的宽线条。行人一小群一小群地穿过，汽车停在黄条的两边。阴井盖，人行道上的方格，所有瘢痕，久积的干痰，烟头都有增无减。我想，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废物扔在地上，灰尘在不断地落下，马达在汽车发动机罩里疯狂地旋转，火车在飞快地向前行驶，火星四溅。一种沉闷的振动此起彼落，潜入身体，渗透到器官内。还有这么多疯狂的脚，鞘翅，薄膜，爪子！人类是不是都病了啊？或许这些才是真正的战争信使？因此才会招来这一群群苍蝇，鳃角金龟，秃鹫，翼指龙和吸血鬼：它们似乎在那些已经毁灭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它们在寻觅血液、流汁。
我一路都在迸发着这些奇怪的念头，不知不觉汽车已开到了医院门诊的大楼前。下车后，我搀扶着小妞来到门诊大厅，并让她坐在墙边的椅子上休息，之后又到窗口挂了急诊号，买了病历。
我们到了内科诊室，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在坐诊。小妞的眼神开始变得有些慌乱，我平静地对大夫说：“医生，麻烦您借一下笔。”
“把病历填好，有没有过敏史要记得填！”老大夫又转过脸问小妞，“你哪里不舒服了？”
“胸部涨痛，右边乳房里有硬块，一碰就很疼。身体也有点发烧，冒虚汗，手脚乏力，头昏得厉害。”
老大夫在听完小妞对病静的描述后，又断定是乳腺囊肿，并让小妞到隔壁病房做检查，然后就在诊条上写着，并告诉我，需要做细胞化验，拿结果给他看。
走在楼梯上，小妞却站着纹丝不动，好像意识到有不幸。她笫一次听到大夫断定自己是乳腺囊肿时，差一点就昏倒了，要不是我用胳膊半撑着她，就一步也挪不动了。我看见她那双曾经不停闪烁聪睿的大眼睛不再明亮，暗淡得令人心疼。
她问我乳腺囊肿会不会是癌症？她说，“如果是，我就不治疗了，免得浪费钱。在病发前我要去一趟云南，看看向往的香格里拉，万一疼得受不了，先吃止疼药，不行了就搞些鸦片麻醉自己，葬在那片真正的蓝天下，会让灵魂净化。”
我告诉她千万不要这样胡思乱想。直到办完缴费、盖章一切手续后，小妞进了化验室，我便觉得没有理由跟着她进去，就走到门口，坐在椅子上等结果。二十几分钟后，我们拿着化验结果单到了楼下。
老大夫看完化验结果后，又说，“没错，是乳腺囊肿。主要是由于内分泌紊乱引起的。”
我不懂什么是内分泌紊乱，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又问老大夫，“这病严重吗？”
“先开药吃吧！吃药是能治好的。当然，万一控制不住就不要拖，尽量做手术，不要吃辛辣和刺激的食物。发现疼痛加重马上来医院治疗，拖的话则会引起病变。”老大夫很仔细解释说。
我拿着处方要去拿药，但被小妞拒绝了，她不愿意再让我掏钱。
她说，“让你垫钱这怎么行。药我会改天去银行取回钱后再拿，又不麻烦你了。”
“瞧你都病成这样，能不能不谈钱？除了把你当朋友，起码我还是个男人吧！”
“对噢，是个好男人！”小妞温柔地说道，并笑了起来，“你对我真好。”
“这样我们做朋友不是更容易了么？”我淡然地回答，一副罪恶难改则安之若素的口气。
小妞的脸又红了。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把我的话一半当真，一半看成是在逗自己。和小雪一样，小妞性情温顺，这样青春年少就注定要将花容月貌空耗在针尖与药瓶上的话，那真是暴殄天物了。后来，又说了几句颇为愉快的话之后，我忙着到窗口拿药。
送小妞回家时，将近六点钟，窗外已不是那么明亮，在看着小妞把药吃下去后，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
敖博的乐队在天上人间夜总会除了用音乐创造滚圆的泪珠外，还肩负另一个任务。他们九点到，取出乐器，十点左右开始演奏。天上人间的客人一满―半满也算是满座―艺术总监这个穿着打扮非常奇怪的小帅哥，戴着一顶西式圆礼帽，蹬着高筒皮靴开始粉墨登场。他从台上跳到台下，低头哈腰，先来一番自我介绍、恭维话一套套，迎来一声发自四座的欢乐的“啊”。他道了谢，旋即又隐没在舞台后面的一圈半明半暗的光影里。随后不到5秒钟，音乐响起，灯光变幻，歌手上场，天上人间开始营业。
来这里的客人有：商人、政府高级官员、银行、电信和一些企业高管，也有警察、医生、教授、记者及船员，简而言之，全都是有权有势有钱，我们今天称之为“精英”之类的人物。他们有些携带女友、女秘书、女学生、干女儿，有些则要夜总会的妈咪为他们安排小姐，但没有一个带上自己的夫人。他们围着小方桌而座，在优美的歌声和音乐声中，大口地喝酒、高声闲聊。他们谈论金钱、女人、职务升迁、是非长短、社会不公、人生失落、被破坏的婚姻及家庭不和。他们全都愿意把话讲出来，把憋在肝里的、悬在心上的、填在肺腑里的话全都掏出来。
而有些时候，尤其是在一些客人连续喝了几打啤酒或洋酒之后，天上人间夜总会里就会突然大发作，很容易酿成放荡行为。老板吴辉不喜欢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一见到几位先生解裤带，几位女子解衬衫扣子时，便吩咐乐队奏乐，用音乐去对付刚露苗头的不知羞耻的举动。可是，另一方面，正是吴辉自己，见到一些特别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后便跑过去频频举杯敬酒并领着他们去开包间，于是为他们由发作转向放荡开放绿灯。
我所知道的天上人间夜总会里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对于吉它手敖博来说，如果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吴辉的妻子任萱萱，可算是一个交际花，爱逢场作戏。她不常来夜总会，如果来的话，她总带着吴辉不愿见到的那些男朋友。一天晚上，她带着副县长石和平和长头发摄影师赵铁林来了。这两位先生是天上人间的常客，身上总有花不完的无聊和苦闷。石和平苦恼的是自己在副县长的职位上呆得太久了，凭他的政绩和才华不应该在原地踏步八年，用他本人的话说：又红又专，至少也应该是副省级。赵铁林苦闷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七十年代为了一个花心的女模特而放弃了大学留校任教的机会，可是这个上饶女子却嫁给了一个日本商人，替他生了四个孩子。这使赵铁林耿耿于怀，又使他每天都离不开烟和酒。有点阴险的石和平劝吴辉的妻子任萱萱喝洋酒。她喝了，眼泪来了，开始把心里话往外掏，揭发老板吴辉。她讲的事情，我得要加以保密，因为这事关天上人间的商业机密和吴老板个人的隐私。吴辉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这非得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来阻拦才行。他们拦住了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任萱萱跟她的男朋友石和平和赵铁林溜走为止。
吴辉激动而慌张，我看见他双手在颤抖。他几次走到大厅后部的卫生间一边掏出餐巾纸拭眼泪，一边咒骂着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一瓶刚刚打开的洋酒和一只高脚酒杯，也不掺兑任何果汁饮料，强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吴辉，今天兴致勃勃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个桌台的客人一打啤酒，说罢就分给大家。
当时，连一向觉得人生这类痛苦的经历犹如一出好戏的吉它手敖博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相当紧张。他拿着吉它准备演奏。希望用音乐使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但吴辉偏偏禁止乐队演奏。他命令dj播放一些慢节奏的抒情音乐。
不过，当天晚上，天上人间夜总会却发生了另外一桩更让人感到震惊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在黑猫酒店所遇到的那位四十几岁，体态肥硕，一撮丝绒般的褐色胡子的老板？不错，正是他，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省政协委员、优秀企业家江遇财。那天晚上，他本人也有幸光临了天上人间。起初我们并不知道他来了。因为他不在大厅，他要的是最低消费5000元一间的总统包厢。我见到他时，他已来到了大厅的服务台。当时，大厅围了不少客人和夜总会内部的保安人员，我看见服务台前面的一张旋转的高脚椅翻倒在地。
一个矮小、丰满，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黑短袖绸布镶有金芙蓉图案的上衣走到服务台边，一把抓起江老板的胳膊，并用另一只手猛抓他的脸。江老板揪住了那女人的头发，就往服务台上撞，撞完之后，他就拿烟缸砸那女人的头，他一边砸，一边粗野地咒骂，倒如：泼妇、老不死的、扫帚星。“你他妈的给我滚出去！”他大声尖叫，“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臭三八！”那女人的前额上裂开了一条口子，血从裂口涌了出来，她满脸挂着血和泪痕。当老板吴辉赶过来时，那女人已被打昏过去了。吴辉站在江老板正对面，板着面孔，不无鄙视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江老板，“够了！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我打我老婆，关你事！”江老板也不甘示弱，并再次抡起烟缸要砸那女人。一名保安冲上前抢下他手里的烟缸。江老板二话没说，抡起手背甩了保安一耳光，边打嘴里还叫嚷：“你打我啊！我求求你打啊！”
那保安愤怒了，他挥拳击打他的嘴巴，并将他按倒在地，骑在他身上，紧紧拽住他的双手。他被保安打得鼻青脸肿，气喘吁吁，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警察也来了，江老板和保安被警察带走了，那女人则被夜总会用车送去了医院。
这短短的一幕不仅吴辉深恶痛绝，连敖博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太过份了，没见过这么恶毒的男人！”
“就是！出来嫖娼还那么理直气壮。”
这种可怕的吵闹声，这种野蛮的斗欧行为，竞然发生在自己的场子，八成使吴辉失望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他从服务员那里了解到，原来那客人是带着一名女大学生情人来夜总会过生日，本来就有点醉酒，不料被自己的老婆跟踪逮个正着。他恼怒自己老婆不留情面，大庭广众之下硬是把他揪出来。于是，他极为不满地吼道，“这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欠揍！”但当他了解到此人就是财大气粗、名噪四方的江大老板时，可能害怕江老板背后的势力，就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舞台后面的我们探过脑袋来，先捅了一下敖博，随后捅捅打击乐器手、“花痴”段信军，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结束这场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