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天上人间夜总会所发生的事，在我心里乱成一团。这一切是多么可耻，我思绪沉重，太可耻了。我没有想到这年月的聚会就是这样子。还社会精英哪，他们相互缠绕在一起，简直就像一窝冬眠的蛇，敖博说过。敖博可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甚至有点愚蠢，但他这一句话却说得一点不假。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再演奏流行音乐，而是要以艺术作为政治战斗武器。
我本以为他这样做是在帮天上人间老板吴辉的忙。可是，吴辉却不能原谅他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表演，因为他的表演把他肯出高价的客人由小资情调梦想说教者变成了摇头愤青。
到那时为止，吴辉也仅限于无限期解雇当晚打架斗欧的那个保安和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敖博和段信军―他的乐队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拉手。
然而，好景不长。在敖博他们被赶走之后，吴辉却因为另外一位神秘的客人在天上人间被欧而遭致勒令停业整顿三个月的严厉处罚。
那位神秘客人据说是吃霸王餐遭到保安的毒打，而当时吴辉并不在现场。尽管客人吃霸王餐之事时有发生，尽管他们不肯付小姐小费，甚至盛气凌然地当众欧打了三个保安，要知道他拨出手枪就已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那些保安个个都是当兵出身，枪都玩腻了，哪吃他这一套。
我直到现在几乎难于想像，没有了工作和报酬之后敖博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段日子，他像个幽灵一样终日游荡在九江的大街小巷，无家可归。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没有过真正的朋友，没有哪个姑娘正眼瞧他一眼，有时几天都不和旁人说一句话。就这样，他日复一日的过，没有人生目标，没有生活乐趣。
七月一日晚上十一点，我从图书馆到家的时候，敖博还没睡。我在他房门口停下来，想进去同他打个招呼。屋里传出悠悠的吉它声。这是一曲哀愁的西部民族风格音乐，犹疑而伤感。大概是敖博即兴创作，听不太清旋律。我一动不动地听了两三分钟才敲门进去。敖博打开门后，看了我一眼，又转身仍然沉浸在演奏当中。只有屋角的一盏小灯亮着，在一缕幽光的映衬下，房间显得很空旷，还添了几份神秘的感觉。我坐在窗边的一把旧皮椅里。窗外，这个城市已经进入梦乡，帘子随着午夜的和风轻柔地摆动。他合上眼睛，耳畔忧郁的吉它声宛如流水淌入心田。渐渐地，我感到浑身的骨骼、肌肉、毛孔都在一天的疲惫之后，和着乐曲悄然舒展开来。我相信这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化，变得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敖博的歌似乎是我唯一能够相信的东西，当然，他的爱情更让我感到温暖，他的愤怒是我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拘谨，他的温柔就是我的声音。
敖博忽然停止了弹奏。他细长的手指放在琴弦上，凝视着伤痕累累却擦得锃亮的吉它。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
“结束了。”他冷不丁的一句话让我不知所措，我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我要去了。”敖博的话自言自语，好似继续着一个已经谈了几个小时的话题。
“什么？”我端详着眼前的好友，看他是不是喝醉了，说胡话。
“我搭明天下午五点的火车离开。我不能在这里无所事事，虚度大好青春，就让一切从这里开始吧。”
我感到头晕目眩，似乎听不懂敖博的话。
“你要去哪？”
“先去台湾再去瑞典。”
“为什么要去那里？”
“为了斗争需要，因为那里有杀掉中国音乐的价值！”
“你说什么？”我都给搞糊涂了，“为了斗争？”
敖博爽朗地大笑起来。他走到窗户前，倚在窗框上，揪开窗帘，看着外面。“我忍耐得太久了，”说着，他的声音严肃起来。“你很难想象一个受尽苦难，在苦水里泡大的魔鬼会是个什么样子，这种鬼当然肯定只有中国才有。‘鬼也无权’，‘鬼也无尊严’，这样的鬼，做鬼都做到这个份上，他还算是个鬼吗？但对于有些人就象哈利法克斯所说‘忍受他们就已是一个奉承’。在中国，自由死亡后留下的是什么？是残骸。生活中的一切都在令人迷醉的酒精中化为乌有，哪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勇气、忠贞、尊严可言。是生活本身在逼你造反。你越麻木，你就越感觉不到。我们逃避得已经够久了！从现在起，我生命的所有意义就是为人权而战！不是为音乐而战。为了让我们这些鬼能变成人，我倒想抢先一步。这辈子我都在徘徊等待，这次我要主动出击。”
“你觉得这样好吗？”我不解地问。
敖博又笑了笑。“别问我，老弟，永远别这么问我。”他表情肃穆，“这次或许是我重生的机会。你想想看，我现在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有什么体统可言？这是一个巨烈变动的时代，是一个激情奔放的时代，我永远无法适应全新的事物，但我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肯定我的存在，无时无日不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我在专辑《欲火中烧》、《怎么办》、《要命的音乐》和《唱出来的革命》里早已表明了。尊重人权、信仰自由；尊重反抗、信仰革命就是我明确的人生目标……”说到这儿，敖博露出笑容，“或许我这么做牺牲的是盘古，但盘古将会创造世界。我想再弹一会儿吉它，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木木地应道。可脑子里不断有个声音在重复：他的音乐必定会遭到封杀，前途遭到拦截，他们一定会逮捕、审判、清洗他。”
敖博又坐在椅子上，抱着吉它，眉头紧锁，奏出一支我从未听过的音乐。
第二天，敖博就离开了九江。他不许我和段信军去火车站送他，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家具、书籍，甚至衣服。临走前，他审视地看看一年来所有的家当，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说：“这些都用不上了，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他只拿起一本《英国皇家特种部队教材》塞进口袋，预备在去台湾的旅途上拿它消磨时间，还开玩笑：“人越是一无所有，胆子就越大，没有了这些，有些事可以做得更为彻底。”一切准备就绪，敖博冲我们挥了挥手，带着圣人似的微笑，并以他独一无二的方式甩了甩那被汗水粘在长有几颗青春豆额头上的头发，就这样永远告别了住了一年的家。我望着他的背影，鼻子酸酸的，心中有种预感，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