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她不好意思地说，“我也被自己的表现吓坏了。”

“没关系，”我回答，“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冬梅，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

“什么也不用做，”冬梅果断地说，“我作了个决定，我要去部队找他，哪怕他是在战场，他在哪我就到哪。”

“那你知道他部队的驻地吗？”

“他刚回到部队时曾给我寄来过一封信，那上面有他部队的地址。”

“那祝你好运。”我充满温情地说，“要是你能见到他，就请转告，我们很想念他，要他一定活着回来见我们。”

“我会的。”说完，她就头也不回地冲过光线昏暗的走廊，冲过霉斑点点贴有恐龙画的墙壁。回到厨房把鸡蛋煎好后，我端着鲜牛奶和鸡蛋走到房间，正对着明媚的玻璃窗，三口两口把鸡蛋吃了，再仰头把鲜牛奶灌进了肚子。

我打开黑子的日记，思绪飘来飘去。黑子那老练深邃而执坳的目光似乎总在静静地看着我。他真的会有事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们来一封信？那怕是只言片语。要知道在身边战友都相继倒下的战争中，他能存活至今，这本身就是奇迹。

我把日记推到一边，点上这天的第一支烟。晨光满屋，一切重又回到芬芳的静谧中。我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着烟，出神地望着马路对面的街景，和那些来去匆匆的行人。

坐了一会儿，我站起身出了房间，走到阳光下，朝九江师专走去。站在成教处装饰考究的办公室，我一边翻看招生简章，一边打听各相关专业、学科学制和收费情况。坐在我对面的成教处处长头发掉得所剩无几，满脸松驰的肥肉毫无血色，他正撅着肉乎乎的嘴唇签署文件。窗外，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耸的砖塔直冲云霄，长江江面上行驶的船只云吐雾。整座城市沐浴在阳光下，和平常没有两样；一样的城市，一样的景像。成教处长抬头看了我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学制三年，毕业后可拿国家###门认可的大专文凭。有脱产全日制授课和函授两种，学费是6000元……”

那么到底要给小雪报那种专业呢？还有这6000元学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笔费用我得想办法去筹集，决不能让小雪出。

“小伙子，”成教处长放下手中的文件问我，“你打算专修那门专业？”我看清楚他手中的那文件是学生报名花名册，有几十叶厚。他生意兴隆，难怪一脸喜色。

也许旅游专业比较适合小雪，我琢磨，起码这专业和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关联。那就先给她报个名吧。我看了看墙上的日期：七月十五日。这离正式开学日期还有五十七天，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去筹集这笔学费。“旅游专业。先报个名可以吗？”

“当然可以，”成教处长慎重地说，“不过在你正式入学前，你还得参加由我们统一组织的文化考核。各门功课达到合格分数后才允许你报名注册。”

“不是我，是我朋友要报名参加。”

“那也一样。”

“这我知道。”

成教处长伸出手说一声：“祝你好运。”

“谢谢。”

说完，我如释重负，赶紧离开成教处办公室。我感到一身轻松。小雪的事已经处理完毕，现在的时间，可以由我任意支配。或许我该去看看刘国全，自从参加完杨承任的葬礼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或许可以去敲一敲市文联的那扇小门，姚辉云主席不是一直要我有空过去聊聊吗？他的名片放在我床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我记得那张名片早在五月份我就把它撕碎、扔掉了，我不想再同文联之类的太监组织有任何瓜葛。这当然是因为除了我所发表的那些作品没有一篇被这些号称作家、且不知廉耻地垄断着中国主流文坛的话语权和主流文学阵地的家伙所认可外，更主要的当然是因为《火花》杂志总编辑沈默的缘故。我倒觉得他本人更像是一位文学家长。因为他总是在引导你，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想，怎么写，怎么演。其实，这些都是私人的事情.有谁甘愿被他引导呢？中国文学活不下去，除了与政治专制、文化僵化、道德沦丧和信仰缺乏的大氛围有关外，更多是由于有太多像他这样的人，正在肆无忌惮地毒化我们脚下这片已经盐碱化的土地，而真正义无反顾地抢救这片被苦难浸透的土地的人总是少而又少。不过今天我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文联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难道我这条野狗是要自投罗网不成？甘愿被他们驯化成家狗不算，还要去当走狗？我越想越感到不安。有三个小时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姚主席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他将在办公室恭候我的莅临。

市文联在一幢老式办公大楼的二楼。除了挂在一楼大门右边的作家协会白底黑字的招牌非常显眼外，大门的左右两侧还挂有美协、音协、足协、奶协、律协和妇联等形形色色的协会。这么多的协会，我真是被搞糊涂了。我以为至少作协不如改叫“文化保护促进会”更合适一些，它所有的工作全都放在保护艺术家的权益上，比如打击盗版，惩治不良文化公司，就像妇联那样，保护一直在弱势的文艺工作者，其实这才是协会应该做的正当的事情。我走到二楼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左边作家协会的路。长长的走廊，门挨着门互不干扰，拿着红头文件的女秘书，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作协办公室的门口开溜。

作家协会的叶辛正从走廊对面朝我走来。从穿着看，他是个踌躇满志的青年作家。黑蓝色的t恤衫，松松垮垮地套在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这人相貌英俊，身强体健，满脸骄傲自大。几年前，他曾写过两部描写上山下乡知青爱情的小说，反响颇大。叶辛走过来，向我点了一下头。

“你在找人？”他问我。

“是的。”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你女朋友高爱红是我大学同学。”我和颜悦色地回答。

“高爱红，”叶辛满脸嘲讽地说，“早就不是我女朋友了。你也许有所不知，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有两大心愿。一是和松下电器中国公司的一位日本总裁睡觉；二是把我打造成绅士。她是那种常常批判你穿着的女人。你猜到是哪种类型了吧？”

“不过，我也不喜欢你的t恤衫。”我接过话题说，“你写出一部鸿篇大作能赚几万块，不需要穿那种东西。”

“我的天，伙计！你也这么看？”叶辛激动地喊了起来，“你以为我是为了生存而写作？”

“我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应道。

“你错了！大错而特错！”叶辛语气凝重，我倒觉得他像是在背台词。“我不是为了生存而写作，我是为了写作而生存。这正如那些艺术家出去打工、赚钱是为了养活艺术，而不是利用艺术来养活自己的生活。这个概念和价值观和通常意义上的认知正好相反。你明白了吗？―自从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前文化人的那个伊甸园之后，人就从本质上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和物质双重异化了，人开始一天一天地失去了血肉本性。人本的善意被逐渐剥离开人的肉体，人的绝对自由性也随之消亡，人开始产生用恶的力量和手段你争我斗……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就是不断地批判异化，寻回人本，张扬人的精神，从而用艺术生命的形式拯救或重造生存生命的本来面目，再造人魂于人本之上。”

“抱歉，老兄，”我打断他，“这些好词儿，留到开文代会的时候再用吧。我得去见你们姚主席。”

“他的办公室就在走廊里面的第一间。”说完，他的脸立刻绷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我进去时，一位姑娘手里的四通打字机突然停了下来，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为她姣好的面容涂上一层淡淡的粉红。一袭淡绿色的长裙清爽宜人，腰部几个皱褶，恰到好处地衬出她窈窕的身姿。姑娘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带着赞赏的顾盼，她站起身示意我先坐下。她到姚主席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我坐在一条靠背木椅上，心情豁然开朗，心中重又燃起希望。接着，门被打开，我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木椅上吸起。我跟在绿裙子的姑娘屁股后面走过一个明亮的大厅，站在了姚辉云主席的写字台前面。

“你好啊，小伙子。”姚辉云慢悠悠地站起身和我握手。他身材瘦弱，背稍稍有点驼。冷峻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藏在黑边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看不出友善，不过也没有任何敌意。“我们又见面了。几年前，当你宁愿要当个起义者来对付这个被权力和物质所异化的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你起义的时机不当，而且对你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你正在马果亚纳海沟里游泳吧？”

我沉默地点点头，百口莫辩。我没有想到连我在大学里的那点破事他老人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错，我是说过“中国的文学要来一次彻底的起义”，那是因为我不想与守旧落伍为伍，而是图谋不轨地要去做一个窃火者。我曾经痴心妄想、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之所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肩负着人类的使命和动物的使命。我在爱情的马果亚纳海沟里游过泳吗？游过，并且变成了“落汤鸡”。说实在的，直到现在这件事都让我感到脸红，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因为这件事所引发的。

姚辉云藏在黑边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盯着我滴溜转，鼻息声声，随后一边机械地在案头一份摊开的文件上签字，一边说：“你所发表的那几部中篇小说我都看过，不可否定，你对艺术、对生命、对美有种天生的敏感、直觉的把握力，但那是一种绝望的夜的黑色。这样的颠覆、摧毁、告别，所体现的仅仅只是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他怎能体会到羞耻与困惑对我的压迫？我曾经尝试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可最终，却只有对贫穷的刻骨体验。这种赤贫状态将一个人驱赶得多么纯粹呀。每一个器官都因饥饿而空前地活着，没有心思生锈，不会变得滞钝，最大限度地切入这个世界。不然何以能连上帝的庇佑我也谢绝呢？

姚辉云笑了。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你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这让一个已经习惯于在‘伟大’的‘塑造’工程的熏染下长大的人是多么不适应啊！是一道迎面射过来的强光吗？完全不是。那是一根探入高空的避雷针，正以最危险的方式存在着。苏珊·桑塔格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必须）以作家受苦的代价来衡量真理的标准。我们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你尽管没有当上烈士，却把自己像人质一样抵押出去了，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啊。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背后的红榉木门带来了穿淡绿色长裙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鸡翅木桌面上。我看不清楚淡绿色长裙的姑娘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姚主席的宽恕。

我不敢向姚辉云去提问。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指点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想，他们是不是把我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

“这是一份工作聘用合同。”姚辉云发话了。“需要签上你的全名。请你签上丁仆。”

我刚签完字，他就站起身穿过一扇门，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你们会以为，我在那一式两份的合同第三页末端签完自己的大名后，就要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敢向毛主席保证，共产党手段再高明，我也绝不会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当我回到会客室，在淡绿色长裙的姑娘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丁仆的任务不用早九晚五的上班和下班，也不用把睡眠不足的时间在开会上补回来，而我必须像我目前这样每天写6000字，哪怕是日记；或者是出门去游山玩水、泡妞；或者是给文学爱好者们吹吹牛聊聊天，有可能的话争取捞个什么弘扬主旋律的奖回来。作家协会负责每月支付给我1500元创作经费，在我以“作家丁仆”的名义出书、发表作品之前，先要做一番宣传造势。

在做宣传造势的时期，作家协会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时也到电视台演播室当面回答女主持人很弱智的问题。你比如，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啦？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你认为你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你打算改变文坛的现状吗？等等等等。说句实话，我连自己都管不好，又怎么能去管别人呢？但大幕既然没有拉下来，我们还是要生活，还要避免恐怖，还要解除注定的痛苦，还要战胜长久的黑暗，还要抗拒这非人的世界。也只有这个时候，文学倒是可以给予我一种力量，让我有所反抗，有所思考。至于我的写作能否改变世界，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我对此毫无奢望。因为我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这里真的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自从与作家协会签下那份合同后的种种成就。我记得，有一次，应省高校的邀请，我去给南昌市的一些文学发烧友作专题演讲。因前一天晚上和几个美女喝了太多的酒，所以第二天起得比较晚。当我从学校礼堂主席台的右侧走到中央时，那里有一把椅子，我一个人来到中央，下面挤满了人，大约有两千多人，而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空空荡荡地站在那里，和椅子站在一起。我毕直地在站在台上，台下没有一丝声响，我都不敢呼吸了，睁大眼睛看着台下黑压的人群。这样，足足过了二十三分钟，我才开始十分疲倦，嗓音沙哑地说，“想不到在这里会有那么多热爱文学、热爱小说的朋友。”我说完这句话后，便微微仰起了脸，并挤下了几滴眼泪。只过了一会，我前面就出现了掌声，掌声一浪一浪地扑过来，立刻充满了整个大厅。我看见那些学生把手都拍疼了，这让我感到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趁着这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我大声宣布：先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掌声一下子就没有了，我把一只手放到了椅子上，另一只手使劲地向前一挥，并声音响亮地说道：

我将迟到，为这我们已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这其实是茨维塔耶娃的声音。我本打算告诉他们，对于渴望的心灵来说，任何“相会”都显得太迟太迟……就在那些学生憋住吸呼，等待着我往下朗诵时，我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主席台上强烈的光线照在我的脸上，我敢肯定，当时我的脸一定像那只通了电的灯泡一样，雪白明亮。就那样，我站了足足有十来分钟，还没有朗诵“变灰”之后的诗句。我就听见台下开始响起轻微的人声，这时我的手又一次习惯性的使劲向前一挥，大声说：“我……”再后来，我只好把自己摔到在地上，因为我把下面的诗句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句都想不起来……我只好摔倒在地。姚辉云和淡绿色长裙的女秘书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姚主席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