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字先生4

周子明

我在前面的参展感言中曾经说过，“小说有小说的写法，我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变成换取金钱的廉价的文字，写到《测字先生3》就此煞笔。”

但大展截稿日期延期一个月后，不由得就心痒痒，手痒痒，就痒痒出这篇《测字先生4》来。

再说，虽然小说有小说的写法，但是文无定法。有了灵感有了新思路还是可以接着写的，关键是看如何去写。

另外，这篇小说还有个名字叫《于先生同他的三个女婿》。希望大家初看这篇作品时能按这个名字的表面意思去理解，容易接近主题。

谢谢阅读这篇作品的各位读者和朋友！

一从名字说起

开宗明义讲，这个测字先生不会测字，也不能称为先生。他是个半文盲，充其量也就认识百十来个汉字。测字先生这个文绉绉的名字是人们对他的戏称，或者说是送给他的一个雅号。题为测字先生，文无先生测字，这里只是借题发挥，把测字先生这个戏称的起因简单作以交代，接下来的故事与测字毫不相干。按照文学的原理，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测字先生是晋南一个农村的农民，在没有得到测字先生这个雅号之前，人们都唤他叫“大汉”。这当然也是个外号。但唤他大汉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个子大，相反是因为他个子小，村里一些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便反其貌来形容，称他为大汉。唤来唤去，小个子就唤出个大汉的名字来。

大汉在没有被人称为大汉之前，叫狗剩。这是他的真名，他父母给起的。狗剩的老家在河北，解放前兵荒马乱，狗剩父母一路逃荒，行无所居，前后生了四个孩子，就落下狗剩一个。那年月社会混乱，各种疾病到处流行，穷人又无钱医治，幼儿的成活率非常低，往往在孩子生下不久就染病夭亡。孩子死后，裹上一块破布，扔到荒郊野外，任凭狼叼狗吃。狗剩出生的那一年，染上了疟疾病，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定期发冷发热，热起来浑身冒汉，冷起来浑身打颤，俗话叫做打摆子。这种病在过去有些成年人都抗不过去。狗剩当时只有五个月大，烧了四五天后，不哭不叫不会动了，父母以为孩子死了，狗剩妈就找了块破布把孩子裹起来，准备扔到野外去。出了村口后忽听得孩子“哼”了一声，接着又慢慢地哭出声来。原来孩子没有死，只是烧得昏了过去，抱回家后又哭闹了几天，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狗剩妈把没有扔给狼叼狗吃的孩子抱在怀中，跪在地上对天呼喊：“我娃总算没有喂了狗！”这以后就给孩子取名叫狗剩。名字虽然不好听，但却浓缩着对苦难的发泄，对生命的呼唤，对幸福的祈求。

狗剩八岁那年，随父母逃荒来到了晋南，后来赶上了土地改革，在晋南农村落户分了房子分了地，从此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民。狗剩十八岁那年，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各地办起了农民夜校。狗剩是青年文盲，属于重点扫盲对象，每天晚上就去农民夜校学识字。夜校的教师是一位精通四书五经的老先生，姓朱，知书达理，解放后爱国热情很高。朱先生首先教大家认识自己的名字。当问道狗剩叫什么名字时，狗剩说：“我妈叫我狗剩，村里人叫我大汉，不知道该用哪个名字？”朱先生说：“这两个名字都不能用，你得有个学名。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的家园，没有个名字怎么行呢？给你起个名字，就叫建业吧！”看着狗剩那小不点的个子，朱先生又对大家说：“怎么能叫人家大汉呢？这对人不尊重，大家以后再别乱叫了！”狗剩从此不叫狗剩，叫建业。

那时候扫盲没有固定的识字课本，但有一个总精神，就是先教大家认识一些简单的名词，像“工人”、“农民”、“解放军”，“镰刀”、“斧头”、“拖拉机”等，再就是“人”、“口”、“手”、“足”……一些生活中的常用字，类似于现在的学前班教材。朱先生很有耐心，第一天教过的字，第二天便让大家轮流在黑板上默写。有一次叫到狗剩时，朱先生让他写“人”、“口”、“手”、“足”四个字，狗剩把“手”字写成了“于”字。狗剩姓“于”，“于”字两横一竖勾，简单好记，他最先学会的第一个字就是“于”。“手”字虽然也好写，但他还分辨不出来。朱先生就告诉他：“这个字是你的姓，读‘yu’，‘手’字上面有三道纹，你少写了一道纹。”说着在他写的“于”字旁边写了个“手”字让他辨认。“于”字和“手”字并排站在一起，一看就知“于”字比“手”字少了一横。狗剩看着“于”字说：“原来‘于’字是个空‘手’，展着个‘手’形没东西，这说明我是白手起家呀！”朱先生就夸奖狗剩把这两个字比较的好，对大家说：“于建业同学很会动脑筋，有想象力，还会比喻，快要成为测字先生了！”这以后，“测字先生”这个名字就被大家叫了起来。狗剩虽然有了自己的名字叫于建业，但总也叫不起来，生活中，大家都戏称他为测字先生。后来有人嫌测字先生叫起来太繁琐，就简而化之，称他为“于先生”。

二名字的发展和巩固

狗剩的名字在经过启蒙阶段、变化阶段和简化阶段后，最后被称为“于先生”，进入了巩固和发展阶段。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翻身农民识字的不多，村里能称为先生的人廖廖无几，除了教夜校的朱先生，就是狗剩这个没有文化的于先生了。

那时农村正在由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狗剩第一个带头组织人入社，是全县成立最早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县里树为先进典型在村里搞试点。当时在村里蹲点的是一位姓刘的县委副书记。那时的干群关系很融洽，人们对刘副书记不称刘书记，称老刘，或称老刘同志。老刘人随和，大家叫狗剩不叫于建业，叫于先生，老刘也叫狗剩于先生。在一次总结经验大会上，老刘讲完话后对大家说：“……我的话讲完了，下面由于先生给大家谈经验！”有人就笑着问老刘道：“老刘同志，狗剩才学会写几个狗八叉字，还能给你当先生？”老刘说：“农民识字不多，这是个普遍现象，以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人都离不开文化，大家可以慢慢学。现在于建业同志是先进生产工作者，是建社模范，在这方面，他就是我的先生！”因为是建社经验交流会，外地人来取经的不少，从那时起，于先生的大名几乎传遍了一个县。

三从捡来个女孩说起

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以后，于先生由县委老刘同志介绍入了党，当选为社长，后来又当上了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农村干部。从此就一直是党重点培养的对象，合作社、大跃进、“文革”，一路战天斗地干下来，一直担任着村支书，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干得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县里树典型，省里当模范。虽然没有像陈永贵那样一步步提升到国务院当副总理，但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是职务不同，那种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实干精神一点也不比陈永贵总理差。若不是后来改革开放，他会老骥伏枥继续干下去，人们也还会在他的带领下每天只同土坷垃打交道，把修地球当做农民一生中最神圣的天职。后来的变化，要从他女儿说起。

于先生有个女儿叫引弟。农村女孩叫这样的名字有个讲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婚后久不生育的夫妇，求子心切，按照民间流传下来的一种风俗，往往通过抱养别人一个女孩，给孩子起个“引弟”、“招弟”、“换弟”、“来弟”的名字，以求能顺顺利利生个男孩；另一种是生了几胎都是女孩的夫妇，因为还想生个男孩，常常就把最小的一个女孩叫成类似的名字。至于这种叫法能不能引来、招来、换来个弟弟其实并不灵验，只不过是在了却一种心愿。

五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那时也没有节育术，也没有避孕药，有的人生孩子不知节制，一个接着一个往下生；有的人想节制但节制不住，也跟着一个一个往下生，形成了一个生育高峰期。但于先生却落在了生孩子的大军后面，他虽然是个先进生产工作者，却不会生产孩子。结了婚三年，也没能生出个孩子来，就在他思谋着要抱养别人一个女孩时，有人默默奉献，把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女孩给他送上了门。

于先生当干部时养成个习惯，总是在天麻麻亮就起床，去社里安排当天的生产。有天一大早他刚出大门，发现大门口放着个红包袱，仔细一看，是用一块红布裹着个婴儿，孩子的胸前留还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引弟到家”。连名字都给起好了。那时于先生的父母还在，老两口过去生孩子一直管不住，见到个小孩就稀罕得不得了，喜滋滋地把孩子抱回家，心肝宝贝地照管着，盼望这个小引弟以后再能引出个小弟弟。但小引弟并没有引生小弟弟的神力，只顾自己长个头，直到长成了个大姑娘，也没能引出个小弟弟来，倒是引来不少小青年在暗中追求。

农村青年结婚都比较早，姑娘长到二十出头，就到了出嫁的年龄。小青年们追，于先生也在暗暗为引弟物色对象。但追求引弟的人不少，能否合条件的人却不多。因为引弟的婚姻有个硬杠杠――必须要做倒插门女婿。做倒插门女婿有个硬条件――男方必须改姓女方的姓。于先生对这个硬条件是铁板上钉钢钉，咬死不动。这就使得引弟的婚姻难尽人意――有些人虽然喜欢引弟，但坚决不同意改姓。因此错过了好几个称心如意的对象。后来引弟想了个说服于先生的办法，她先说服她妈，然后再同他妈两个人去说服于先生，说年青人都很爱面子，自尊心很强，马上要人家改姓脸上转不过来，不如别让人家改，等生了小孩以后让孩子姓于。于先生勉强同意了。但引弟却在没等到生孩子前，三年中结了两次婚，都是刚结婚就离婚。人们都禁不住在背地里叹舌头：“这婚也离得太快了！”

四从于先生退位说起

引弟二十二岁上结的婚，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于先生还当着村支书。农村正在开展各种纠错工作，对于在“文革”期间错划为“地、富、反、坏、右”的人摘取戴在头上多年的那顶绿帽子，同时取消农村地、富子女的家庭成分，一律按农村社员对待。村里驻着工作队，首先对村干部进行理论辅导。过去的农村干部，文盲或半文盲的人各地都有，虽然水平不高，但政治觉悟都很高，“文革”中都学会了喊一个调调：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于先生属于半文盲，是靠实干苦干干出来的，虽然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过去大都靠的是行政命令，他一声喊到底。现在要和风细雨式地给人讲政策，把过去的冤、假、错案重新纠正过来，理论上他就过不了关。当时平反工作中有一句关键性的话语：“错多少，纠多少，全错的全纠，部分错的部分纠，不错的不纠。”他对“不错的不纠”这几个字一直理解不到点子上，他认为“不错的不纠”这几个字是多余的，没有错自然就不用纠，既然不用纠为啥还要强调“不错的不纠”？后来在一次理论辅导会上，一位年轻的工作队长给他解释说：“‘不错的不纠’是指冤、假、错案件中的对象而言，对任何一个案子，我们必须搞清楚案件的性质，究竟错在哪里，错了多少，是全错了还是部分错了？全错了全纠，部分错了就部分纠，错多少纠多少，要做到不抓辫子，不留尾巴。但也有少数案子，属于本人过去确实犯了错误而定性的，不属于冤、假、错案件，对这类案子就不能去纠正，我们不能一边纠错一边犯错。‘不错的不纠’，就指的是这类案子。”其实这句话很好理解，只是于先生要把它分开来去认识。那位工作队长看着他眼睛瞪得溜圆听得有点吃力，就笑着鼓励他说：“于先生是老书记老模范了，能放下架子，不懂就问，甘当小学生，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希望于先生能向过去那样，在新时期继续为大家起模范带头作用。”但这以后，于先生就再也没有当过模范。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结束后，农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放开胆子，迈开步子，农民除了打土坷垃，还可以经商。后来又提出什么宏观、微观、科学发展观，于先生一关都过不去，就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了下来。退下来以后，他主动承担起打扫大街的义务。他准备了一个铁簸箕和一大一小两把扫帚。簸箕是那种结实的、特能盛垃圾的，两把扫帚的把儿上都缝了布。过去扫大街，一直由那些“五类分子”干着，让他们劳动改造。“五类分子”平反以后暂时没人扫了，他就主动承揽过来。除了伺弄自己的责任田，他像过去一样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起床，从自家小院门前开始打扫，一路扫到大街口，一直扫了十几年。引弟的两次婚姻，就是在他退下来的前三年里，来了个闪电式。

五从招女婿说起

引弟的两次婚姻都是自己谈的对象，就双方感情来讲，含情量还是挺高的。于先生后来把条件放的也挺宽，可以不改姓，等生了孩子以后由孩子姓于。他只要求一点，必须是农民，在外工作的免谈。两个对象都是本村人，且还是村里一文一武的两个有点名气的年青人。结了婚就离婚，谁也没有预料到，引弟感到很委屈，于先生感到很无奈。

第一个对象叫聂小民，性情温和，不善言语，平素间就喜欢默默地看书，看的全是科技一类的书籍。那时候社会上科技方面的书还不是很多，最流行的一本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连期出版，他就一本接着一本买，看得如痴如醉。他有一股钻研精神，善于思考，有时候还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让身边的人回答。譬如：一斤铁重还是一斤棉花重？有人就笑着回答说：废话，一斤铁一斤棉花不一样重嘛！他就就解释说：不一样，从力学的角度讲，棉花因为体积膨胀，受空气浮力的影响，就比一斤铁重。大家又觉得有道理。他研制的一个模型飞机，形如一只猫头鹰大小，能在三十米的高空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嗡嗡响着飞半个小时，引得一群小青年跟在他屁股后面打转转。人们背后都称他为“小瓦特”。于先生对这些不感性趣，他不知道瓦特是个什么人，人们称聂小民为“小瓦特”，他一直理解为“小娃头”。他看中的是聂小民有骨气，有出息。

聂小民的父亲在农业学大寨时开山劈石让炸药给炸死了，他母亲带着他和一个小弟弟艰难度日。聂小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他母亲改嫁给县城饮食服务公司的一个大厨师，大厨师准备让聂小民接他的班，要聂小民把户口转过去，聂小民拒绝了。他说他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执意不肯去，他母亲就带着弟弟走了，家中就剩下聂小民一人。于先生对聂小民能留在村里很赞成，逢人就夸奖，这娃有骨气，这娃有出息，这娃不是一般的娃，是个好苗苗。但于先生不知道，聂小民这个苗苗是个优生苗，他培育不了。就在聂小民同引弟结婚的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面对社会青年招生，聂小民就报名参加了高考，考上了省城一所重点理工学院。于先生当时坚决不同意让聂小民去应考，聂小民说这是焕发他的二度青春，非考不可，就考上了。考上了于先生也没办法，就让他同引弟离了婚。于先生这样做有着他的道理，他对聂小民说：“你现在是一大家人，不象过去你一个人，什么事都由着你自己，你得为这个家庭负责。我年纪大了，这个家以后就靠你支撑。农民就靠土地活着，识几个字也就行了，上不上大学照样能过日子。你既然决定要走，我也不拦你，也拦不住，你就走吧！但你走之前先同引弟把婚离了。你为你的前途着想，我得为这个家着想，趁你们现在还没有生孩子，离了婚谁也不拖累谁，你也好专心上你的学，就这样定了！”聂小民哭了，引弟也哭了。其实引弟并不同意离婚，她也很支持聂小民上大学，并且暗中说服了她妈。因为引弟同聂小民是高中时的同学，只有她最能理解聂小民。但他们都说服不了于先生。在这个家里，当家的发了话，就等同于中央指示，谁也违抗不得，聂小民在上大学之前，就同引弟离了婚。

就在聂小民走后有一年多，引弟又结了婚。但第二次婚姻离得更快，用村里人的话说，新女婿还没把被窝暖热就离了。

第二个女婿叫刘喜来，在过去就追过引弟，因为当时于先生坚持要让人家改姓，没谈成。小伙子性格开朗，机灵活泼，脑子好使，嘴巴也甜，是村里青年人中的人尖子。刘喜来过去在公社一家企业跑外交，口袋里时常装着两种牌子的香烟，一种是廉价的，一种是高档的。对一般人，他掏出的是廉价烟，找人办事谈业务时，他掏出的则是高档牌香烟。人们都说他贼精贼精，他说这叫吃饭穿衣谅家当，咱现在还很穷，等发了财请你搓两桌。他抽烟与别人不同，不是从烟盒的密封口去开，而是从烟盒的后面去拆，给人敬烟时，从烟盒后面抓着烟屁股往外抽，然后把带着过滤嘴的一端递给对方。他说大城市人都这样，这表示文明，对人尊敬。村里人都说他见的世面广。

刘喜来同引弟结婚不久，外面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说要同他合作一笔生意，转手就能赚一大笔钱。刘喜来说他没本钱，朋友说不让你投资，要的就是你这张嘴。当时他同引弟结婚刚一个月，引弟和于先生都不让他走，特别是于先生，一直就不主张做生意，说做生意的千家万家，挣钱的一家半家，不如种地保险。他说没事，只几天就回来了，就跟着朋友走了。但这一走就一直等不见人回来，直等了半年，等回来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外面赔了一疙瘩钱，赔了多少钱信中没有说，只说他没脸见人，没脸回家，说他自己跌倒自己爬，不会连累家里人，让家里别等他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信写的很诚恳，说他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引弟，是他亲手制造了一场不该发生的家庭悲剧。特别是信的最后一句话，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写的很感人：请父母大人接我下跪一拜！

引弟念完了信，于先生骂了句“混帐东西！”就再也没有吭声。

刘喜来一直没等着回来。直到十年以后才回来，是开着小车回来的。他在外面办了一个什么公司，当上了大经理，富得流油。但那时引弟早已结了婚，孩子都满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