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李冲出去，电话铃声也停了。

小露指了指办公室，说：“喏，电话在里面。”

老李扒在门口听了听——当然什么也听不见，他问小露说：“你肯定？”

小露说当然，亲耳所闻。

我们回去找阿迪要钥匙——房间的钥匙都在他那里——结果这小子说：“那是办公室，我怎么会有钥匙。”

“阿迪，你这鸡巴，少装出无所谓的鸡巴摸样！”我踹了他一脚说：“你想想，万一北大的来找你，可是电话老没人接，人家就想：招谁不是招啊，换一个人吧。——那怎么办？鸡巴，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老李搡了阿迪一把，说：“对，你这个鸡巴，快想办法！”

阿迪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也着急，我有什么办法！”

小露出主意说，可以把老张叫来，他应该有钥匙。

我说：“对！是他让咱们留这个电话号码的，让他跑一趟，来把门打开。”

阿迪说：“你好意思麻烦人家！？”

我一想，是不太好意思，几个小时之前刚麻烦过。

我们聚在办公室门口，一筹莫展。

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倒霉透了。我是指，对于我来说，长时间的沉默和压抑之后机会好不容易来了——甚至可以说，机会和希望近在眼前，我和它的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两米。可是，就因为这扇木制的门板，我，以及阿迪和老李，我们完全可能丧失这些——对我来说，丧失这个机会，简直等于丧失一切。

我敢打赌，如果电话不再打来，我现在绝不会坐在我的小窝里，喝着咖啡，一边听radiohead一边写这部小说。我猜，我大概正在学校里画图纸，再不然就是做线性代数作业。谁知道呢，没准旁边也能有一杯咖啡，不过那绝对是为熬夜准备的。

——人生，命运，上帝的想象力，这些玩意儿真让人心惊肉跳。

后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一脚把门踹开；还有，从厕所的窗户爬过去。

前一种方法不太好，毕竟那是人家办公室的门，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踹门而入有失斯文，而且第二天见到老张也不好交代；后一种方法倒是值得一试，因为那边的窗户是开着的，和我们这边的距离大概有一米，如果纵身一跃，跳到那边的窗台上，并且在失去重心前打开窗户，就可以成功地钻进去了。

这个方法是我提出来的，可是我自己不敢跳，因为这是四楼，我恰好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一个从四楼跳下的老头，摔得半死不死，十分痛苦。

掉下去祁又一

有关这个跳楼的老头，我禁不住想要讲一讲，因为他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不愿意听的话可以跳过去。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住在姥姥家。那天早晨，我被三姨叫醒，她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快起来看，有人跳楼了。”

我当时刚醒来，正迷糊着，没明白三姨的意思，跑到阳台上我还问三姨：“怎么了，怎么了？”

三姨指着楼下说：“有人跳楼了。”

我从阳台的窗户看下去才明白：有人跳楼了。

那个老头躺在海洋局大院的小马路上，七窍流血，四肢的摆放也不正常——大概是骨折了罢。我还听见他哼了一声，这说明他没死。

当时天已经亮了，时间非常之早，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安静。我说：怎么没人呢？咱们打个电话叫医生吧。

三姨说不用，他们家里有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

三姨说，刚才她听见那户人家在吵架，声音很大，那个老头还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后来没声音了，再看时，老头已经躺在地上了。

我说：“哪家？”

三姨指了指，说那家。

那是个封着绿色窗框的阳台，很普通，窗台上摆着植物，其中一扇窗户大开着——大概那老头就是从这里跳出来的罢。

三姨还说：“那老头刚掉下来的时候，还能说话呢。”

我问：“他说什么？”

三姨说她也没听清。

我们看了一会儿，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那老头也没动唤，我觉得他可能死了——我的记忆到此为止。后来我大概是继续睡觉去了，因为我不记得有救护车开来——如果我没睡的话，应该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