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与证据8.云南少数民族

近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述论

张泽洪

提要：

近代以来外国旅行家、传教士、学者，纷纷进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类学界者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科学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是近现代国内外研究者考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对近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考察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性的评述，认为中国人类学者投身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精神，值得21世纪的中国民族宗教研究者汲取弘扬。

张泽洪，男，1955年9月生，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题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宗教人类学研究调查报告

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世代居住着三十四个少数民族。中国西南丰富的民族宗教文化，在世界堪称为人类学博物馆。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受到重视，不断有人进入西南这片神秘的土地，考察少数民族古朴神奇的宗教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对近现代国内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考察，有必要作一回顾性的总结评述，其研究取向和研究成果，值得21世纪的民族宗教研究者借鉴。

一、外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研究

1.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

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始于元代游历西南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著《东方见闻》，有访问建都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也有沿途民族风情的记述1。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ekiston）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详述彝族、苗族的体质与风俗。美国人威廉洛克哈特（khart）1861年出版《中国的苗蛮》，对西南地区的苗族有详细记述。克拉克（s.rke）著《中国西南部的种族》，是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方面有价值的著述2。

19世纪70年代，先后进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英国人，有安德森、马嘉里、格罗夫纳、巴伯、麦克卡迪、吉尔史蒂文森、索尔登等。巴伯在《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中，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习俗。1882年至1884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浩熙率队考察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后来出版《华西三年记》。1867年，法国人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邺、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等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其中特拉格来考察地区最多，他从元江河谷到大理，足迹遍及凉山会理、昭通、大关、宜宾等地，沿途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情况。此后法国人杜布益和爱弥罗毅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罗毅著《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对云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习俗，特别是婚姻形态有详细介绍。19世纪末法国人普亚、拉古柏里、德维亚等进入中国西南考察，后来有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出版。法国奥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实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运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不少人在传教地区调查当地民族问题，并发表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著述。其中成绩显著者有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汉名邓明德，或译为邓保禄）。1887年至1917年，保禄肺嵌谠颇下纺弦i族地区传教，直至病逝于该地。在路南彝区的三十年中，他学会彝语并能讲流利的彝话。他还向彝族毕摩学习古彝文，以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造诣，被同行们称为"撒尼通"。保禄o维亚尔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1880年发表《云南罗罗文字研究》，1909年出版的《法倮字典》，是倾注他三十年心血的著述，法国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著述为国内外学者所注目，当时不少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人，都慕名到路南向他请教和索要有关材料。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介绍了云南地区彝族的风情。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西方许多研究彝族文化的学者，都要运用他的资料或引用他的著述。美国牧师若克（rock）曾长期在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40年秋才离开昆明回国。

19世纪90年代，英、法两国旅行者争相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探险"。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并从当地汉人手中收集彝文碑文和彝文古经。保尔凡┒蚨皆颇锨浮14土家妥宓厍疾欤鸭囊妥逵镅源驶阕柿纤徒话i黎东方人学会。戴维斯（h.ies）在考察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时，也详细考察了云南沿途的少数民族，于1909年著《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初叶，法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势头有增无减。1907年，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06年至1909年，多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1907年至1910年，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吕真达著《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记叙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及其等级。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直到1940年时，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诽啦撸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3。当时西方旅行者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成为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重要资料。这些人以考察所见而撰写的稿本或小册子，数以千百计庋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仅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这类书就非常可观。

2.外国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

国外对纳西族东巴教的研究，肇始于传教士对东巴经的搜集。东巴经象形文字被带回西方，逐渐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法国人巴克（b于1907年、1909年，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成为西方东巴教研究的最早开拓者。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frock），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用功最深。洛克本来受美国农业部派遣，任务是采集植物标本，他却醉心于东巴教的研究。洛克的考察先后得到美国农业部、美国地理学会、哈佛大学等单位的资助，在丽江共购买了8000多册东巴经，这些东巴经手写本运回国后，被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机构，或卖给个人收藏者4。洛克在搜集东巴经的同时，十分注意观察东巴教的祭祀活动，甚至有目的地请大东巴为他专门表演东巴教的某些仪式。他从1924年发表《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美国《地理杂志》第46卷）开始，在美国、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家先后出版或发表《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上下卷）、《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上下卷）、《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经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洛克在东巴教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西方学界被誉为纳西学研究之父。

洛克对东巴教的研究，为西方的纳西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洛克在丽江考察的时代，很多知识渊博的大东巴尚健在，他可以慎重选择有学识的东巴帮助工作。因此，那些大东巴对东巴教仪式和经书的解释、翻译，经洛克的研究得以保存于世，成为现在很难再获的民族宗教资料，其中有些经义是后世年青的东巴难以解释清楚的。洛克又有懂梵文和藏族文化的优势，对东巴教与本教教义中的文化互渗现象，能够阐释得比较清楚5。

继洛克之后的东巴教研究者有顾彼得(petergoullart)。1941年，路易钒璧攘斓嫉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丽江建立办事处，顾彼得作为工作人员留居丽江八年，有机会考察纳西族东巴教。195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被遗忘的王国》，较翔实地描述了所见丽江的风土民情，是认识当时纳西族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弥补洛克论著中的不足。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昆亭罗斯福(seveldt)在丽江搜集1861册东巴经，其中有很多东巴教占卜经书。后来将其中1073册经书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88册卖哈佛燕京学院。罗斯福还于1940年发表《在魔鬼祭司的土地上》，刊载美国《自然历史》第45卷。昆亭罗斯福还从云南沿怒江进入四川康区，沿途搜集民族学资料6。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1870－1953）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田野活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历时7个半月，路经9个省（市），行程万余里。其中，在贵州、云南、四川3省的调查时间有4个半月。鸟居龙藏主要进行苗族、彝族调查，测量各地苗族的体质，记录苗族、彝族的语音。鸟居龙藏考察团携带笨重的玻璃感光片大型照相机，路经苗岭、大凉山，翻越大相岭，早出晚宿，日行平均20－30公里，最高日行达50－60公里。所到之处详细记录当地的地名、地形、土壤、植被，注意各民族服饰、语言、住居、神话、婚丧习俗、仪礼、社会组织等生活文化实态的考察，同时进行人体测量，考古调查，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这次考察成果有《苗族调查报告》的出版，此书共分十章：旅行日记、苗族的文献、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分布与神话、苗族的体质、苗族的语言、苗族的土俗及土司、苗族的花纹、苗族的笙、铜鼓、结论7。鸟居龙藏在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这部中国西南的旅行日记，记录了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傈僳族、藏族及明代进入贵州的汉族－－"凤头鸡（笄）"、"里民子"的生活文化实态。此书是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用科学方法记录各民族生活文化实态的重要著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珍贵田野资料8。

1910年至1911年，德国人劳西纳(f.sehner)到广东乳源瑶山考察，著《中国南方的瑶子》，是德国学者有关瑶族的著述。岭南大学教授霍真(r.tune)率考察团到广东连县瑶山调查，1939年《岭南科学杂志》十八卷第三期，刊登了这次考察的研究报告，有霍真《瑶族文化概况》，李智文《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李季琼撰《瑶族家中之生育婚嫁与丧葬》等五篇论文。美国人布朗（brown）在华西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赴越、理番一带作彝族、羌族调查。至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著述已有七十余部。

二、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一批中国人类学者开始进行民族调查，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始。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曾在德国研究民族学，他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国内一些大学相继组建人类学研究机构，不少学生到外国攻读人类学，有关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刊物逐渐问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其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逐渐成为人类学者调查的热点区域。

1.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

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术机构，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亦最有成绩。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学研究室，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等，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面也有成就。20年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已经有人类学科的设置。1934年，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设置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文化课程，由黄文山、孙本文、卫惠林、何联奎、胡鉴民、邱长康主讲。1935年中山大学研究院分三个研究所，语言历史研究所改称文科研究所，分历史学部和中国语言文学部，由杨成志任所长。后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由杨成志兼人类学部主任，并招收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内高校中具有悠久传统。

1922年，成都华西大学成立边疆研究学会，以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为主旨。该会发起者为华西大学的外国学者，并于1923年创办《华西边疆学会杂志》。四川大学在校长任鸿隽指导下，曾在法学院成立西南社会研究部，由胡鉴民教授主持。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族学会。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会员成立时仅33人，至1936年增至51人，汇聚了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民族学者。1936年2月，中国民族学会出版《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中国民族学会会员著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注意。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刊物，早期有1930年10月创刊的《新亚细亚杂志》月刊，专门研究边疆及民族问题，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有极大贡献。1938年10月，凌纯声、方国瑜、徐益棠等在昆明组织开展西南民族研究，并以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月刊社的名义出版《西南边疆》月刊，1941年秋，移会址于成都华西坝，设通信处于金陵大学，由徐益棠暂负书记之责。该刊1944年6月第十八期出版后停办，是抗战时期有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刊物。1940年春成都华西大学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由闻在宥教授主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1940年创办《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至1949年共出九卷，其中第一卷分一至四号，第九卷分一至二号。1941年8月，中国边政学会在重庆巴县创办《边政公论》，至1948年共发行了七卷四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中国边疆民族学杂志。30－40年代创办的少数民族研究学术刊物近三十种，出版少数民族研究专著百余种。

2.抗日战争前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调查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推动了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研究。当时所谓的西南边疆，除现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一市（重庆）外，还包括湘西、粤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总数约在二千万以上。西南地区战略后方地位愈显重要，要了解西南民族的社会文化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着手。

我国最先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者，首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云南作民族调查。他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派遣，在云南调查太源山及昆明附近的彝族，调查区域遍及滇川交界的大凉山、昆明及河口一带。至1930年3月23日返广州，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9。杨成志根据考察中搜集的彝族宗教资料，在《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文中将搜集到手的一百三十部彝族经典，分为献祭、祈祷、酬愿、做斋、禳祓等十六类。杨成志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拜彝族毕摩张正为师，学习翻译彝文经典《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10，此文对研究彝族宗教与道教关系颇有价值。

1934年春，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大凉山考察，翌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11，被认为是研究凉山彝族问题必不可少的文献。丁文江从欧洲学成归国后，前往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活动，使他在民族研究领域作出成绩，丁文江编撰《爨文丛刊》12，收录彝族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实为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1933年5月至8月，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苗族地区进行考察，后来发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该书第八章《巫术与宗教》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不同意鸟居龙藏报告苗族"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之说，认为苗族"保存了固有的宗教"13。1934年至1936年，中央研究院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前后派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等赴云南作边疆民族调查，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滇东南的彝族，滇西的傈僳和傣族，陶云逵调查滇西南的傣族及滇西北的纳西、傈僳。考察报告散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人类学集刊》、《西南边疆》、《地理杂志》等刊物。1935年7月20日，陶云逵在云南东巴教圣地－－中甸县北地，请一名四十岁的东巴巫师作羊骨卜，此人据称为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第九十五代嫡徒，他根据观察结果并参考纳西族占卜经典，撰写《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贝巴卜》14，开创了研究东巴教卜书卜法的先河。

我国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对瑶族的考察最早亦最深入。1928年夏天，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严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调查瑶族，他们在凌云县北部六个瑶族村寨考察一个月，翌年发表《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5。1928年，中山大学生物采集队第一次赴广西大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队员任国荣兼作民俗调查，著《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1931年春，该队又第四次赴广西大瑶山作第四次采集，队员注意调查广西古陈一带瑶人的风俗习尚，庞新民著《广西瑶山调查杂记》，姜哲夫著《记广东北江瑶山荒洞瑶人之建醮》，姜哲夫、张亻及、庞新民著《拜王－－广东北江瑶山瑶人风俗之一》116。1935年秋，燕京大学派费孝通、王同惠到广西象县进行瑶族调查。他们于11月18日进山，从柳州以东象山的大藤瑶山开始考察，12月16日在完成花篮瑶地区调查转移地点时，费孝通不幸误踏陷阱，其妻王同惠溺水身亡。费孝通在广州治伤期间，整理王同惠的调查资料，遂有王同惠著《广西省象县东南花蓝瑶社会组织》的问世17。

1936年冬，杨成志率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广东北江瑶山考察团，深入曲江县境瑶山考察，该团由研究生及考古学、民族学与民俗学本科生共八人组成，对瑶人的社会经济信仰文化等作深入调查，收获颇多。1937年中山大学《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刊出《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计三百四十页，二十万字。其中江应木梁撰写《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研究报告，涉及瑶族宗教中的神庙及拜神仪式，瑶人信仰中之神的分析，巫师及宗教法事，魔法、占卜及民间禁忌等内容。杨成志撰写《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18，对考察团的考察作了科学总结。

凌纯声亦致力于瑶族研究，用法文发表《亚洲西南瑶族之民族学的研究》，在理论探讨方面贡献尤大。徐益棠1935年暑假赴广西象平调查瑶族，历时四月。后来陆续发表调查研究的成果有：《广西象平瑶民之生死习俗》；《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婚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19。其中《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对瑶族宗教的神话、庙宇及祠堂、敬神及请神、请神唱词、法具等有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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