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与证据10.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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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古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三星堆博物馆（sduimuseum）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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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简介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设立的主题公园式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等部分组成。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东距成都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自2001年以来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概况

金沙遗址是周边同时期商、周遗址中心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

祭祀场所：位于遗址东南部，沿着一条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颗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

大型建筑：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

房址：发现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

墓地：已发现集中的墓地3处，共有墓葬2000余座。墓葬有单人葬、双人合葬，经鉴定的双人合葬墓均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合葬；有一次葬、二次迁葬；有竖穴土坑墓、船棺墓。大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少部分墓葬随葬有一些陶器，极少数墓葬随葬有较多的铜器、玉器等。

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太阳神鸟金饰金箔度0.02厘米，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色泽如初。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其中最大的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百度百科.金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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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图语

战国时代，在今天的四川盆地有不少民族，其中以巴和蜀最为强大。巴位于重庆一带，蜀位于成都一带。关于蜀王世系，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前后相继的记载。每个名号不是一位王，而是一个氏族。鱼凫氏族大约4500年前生活于岷江上游，后来迁到现在的成都，成为蜀王。

右上角的图画表示“鱼凫”。

青铜戈

巴蜀图语是我国战国到西汉之际巴国与蜀国青铜器等器物上的符号。这些器物包括兵器、乐器、玺印等等。符号有200来种，如手心纹，虎纹、花蒂纹。这些符号究竟代表什么？是巴蜀文字的雏形？是族徽？……有人主张是文字，也有人说只是图画或符号。它们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

巴蜀文字

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确没有发现文字，但是复杂。高规格的祭祀仪式并不比中原逊色。

在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葬是由许多船排列而成，其中最大的一条船长达18米。在这条船的船头，刻有文字。同时还发现的一个器物，像是尺子，画着10个格，每个格子里有一个文字。李学勤先生推测：那会不会是一二三四或甲乙丙丁之类？

王大有先生认为，巴蜀图语与玛雅文有相似的符号与组合方式。《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大生咸鸟，咸鸟生乘，乘生後照，後照是始为巴人。”土家族为巴人后裔，保存有完整的伏羲女娲洪水传说。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因子同样是太昊文化――太极八卦、扶桑坛台、崇拜龙凤太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蜀图语与玛雅文的对比是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的。它们很可能有相似的渊源，当然发展的过程与方向不尽相同。巴蜀文字最终变成了与汉字行款类似的直行书写体系。玛雅文字的行款是奇怪的s形。

甲骨文中已见关于巴蜀的记载。随着与中原的交往，汉字传入巴蜀。战国晚期的不少铭文部分或全部使用汉字，如1956年在广元出土的一枚铜印章，“王”字下面的一横伸出去很远。1964年在成都出土的2枚印章，上刻两个“王”。1967年在犍为出土的印章上，也有两个“王”，不过一个站着，一个躺着。

公元前4世纪，秦灭巴蜀。巴蜀的独特文化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sp1/wli/ml王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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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传说与历史研究

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这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算起的。一方面骄傲地自称“五千年文明史”，以跻身于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为荣，另一方面又把黄帝、尧、舜、禹几位赫赫先祖都冠以“传说中的”，意即他们的身份是值得怀疑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真人心里还没有底呢！

中国上古史最大的遗憾在于缺乏古埃及、苏美尔那样的实实在在的当时当地的文字记载。究竟是我们的祖先本来就没用过文字，还是他们的文献没能保存下来呢？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说史官倚相“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皇之书曰《三坟》，五帝之书曰《五典》。《抱朴子》云：《五典》为笙簧，《三坟》为金玉。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坟，大也。三坟者，山坟、气坟、形坟也。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气坟，言归藏、发动、长育、生杀。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即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九州之志曰《九丘》，八卦之说曰《八索》。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杰出才能得到楚王的称许，是因为一般人不能读，不认识那些文字。后来的人连那些文献都见不到了，于是问题变了――不是文字和文献失传了，而说老祖宗根本就没用过文字！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上古史的材料经由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在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中国文明的灿烂光辉令世人惊叹不已。许多人断然否认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声称在那以前并没有史籍，之前是一张白纸，突然间进入到史学的盛夏，就像一个婴孩直接长成了少年，虽然不能自圆其说，却主宰着学术界主流的历史观。例如，大家都知道关于黄帝的可靠记载出现得很晚，疑古派最先雄辩地论证了黄帝是伪造的，不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后来的纠偏很不到位，口口声声使用“传说中的”就是潜意识里心虚的表示。黄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参阅我的博客里的其它文章）太史公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谈到他亲自到各地考察史迹，访问长老，遍读史料，去掉他认为“不雅驯”的部分，他通过调查研究已经认可的黄帝、尧、舜、禹的历史，并非中国历史的开端，只是史料比较详尽的时代罢了。《史记》多处提到“神农氏”、“炎帝”、“少氏”，言之凿凿，岂是戏言？谁说《史记》不承认神农氏的信史地位？现代的技术条件使我们能够掌握更多的研究方法，对远古的文明进行深入探讨。再也不能浮在表面，无视证据与事实，只抓住“传说”固步自封。

神话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存在。传说则有虚与实两种情形。确切的历史会经过人们的加工而蒙上神话色彩。想像出来的东西加在真实的原型上面，原型还是它本身，不能因为后加的东西连原型都否认了。就说大禹吧。那时已经有文字、历法、官员和国家机器，哪里是什么“原始社会”啊？疑古派从“禹”字入手，看到里面有个“虫”，结合多方面的考证，得出结论：“大禹是一条虫”。这几乎是20世纪上半叶的真理了！照这种思路，商纣王名“受”，写法是双手从舟上取物――能说商纣王是一个装卸工吗？明明是文明时代，非要划到蒙昧时代里去，只能是走向谬误。

上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延续到文明时代，许多民族的图腾崇拜一直到现代仍然保留着，至今仍然有生活在原始社会的部落。能够说现在全人类都还处在原始社会吗？同样，4000年前，5000年前，6000年前，也有文明的落差。不能用这个地区的情况代表另一个地区的情况，不能根据后稷、契等人的诞生神话否认尧舜禹时代的国家属性。感生神话是图腾崇拜的确切反映。当时的人们认为那就是事实。如果非要据此否认那时的文明，无异于让4000多年前的人们拥有现代人的思想观念。

我们在向更深、更广探索的同时，要自觉摒弃头脑里的条条框框，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不断发现真实的历史。sp1/wli/ml王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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