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与证据11.稻作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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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探索
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缓慢发展，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分成小群，在大部分时间和地区过着迁徒不定的生活。而史前人类屈从于大自然的状况，要到他们自己能够通过种植、养殖而收获食物，才逐渐得到改善，并因此而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终结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学会制陶、食物主要或初步来自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其中，农业和家畜饲养最为重要，它标志着人类从依靠自然转变为开发、改造自然。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是文明出现的重要保证，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而且奠定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农业起源原因问题的探索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最早发端于欧洲。早在1822年，法国学者德康多尔（dolle）就发表了《植物耕作的起源》一文，首次系统地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并结合历史地理的分布状况，提出并分析了野生植物和农作物之间的关系，对栽培植物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而开创了作物学研究。
1866年，在瑞士苏黎士湖边的湖居遗址中发现农作物遗存之后，人们就逐渐开始关注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1928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lde,1892～1957）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他认为由农耕、畜牧而达到食物生产，是人类自掌握用火以来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唯有近代的工业革命可相比拟（1）。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使农业起源问题成为考古学必须研究的课题。
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史前考古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其中史前时代早期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大量古猿类、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而史前时代后期最重要的收获无疑当是有关农业起源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现
在，农业起源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考古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而且，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日渐深入，都为过去提出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革命等科学概念提供了可信的证据。有关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学术界就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世界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
一百多年以来，关于导致农业（主要指种植业）起源的原因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早在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首先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转化的问
题，并认为谷物种植“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2）。”这一观点一度曾被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其前提是动物的饲养早于作物的种植。但一方面，在以后许多地方的古发现中，并没有发现动物饲养早于作物的种植的证据；另一方面，像猪等需要饲料喂养的家畜，只有到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西亚发现了一系列最早的农业遗存，于是学者们的目光被吸引到这一地区，并就有关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环境决定说
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变化来解释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化为食物生产者的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英国学者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说。
柴尔德认为，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是由于更新世、全新世交替之际，近东（即西亚）气候恶化而日益变得干旱所致：“当食物生产经济确立之时，正是亚热带各地干旱地带遭受气候危机恶劣影响之日，这是最早的农民出现的地方，是农作物和家畜的野生祖先实际生活的地方……。为了获得食物和水，这些吃草者不得不积聚到日益缩减的水泉和绿洲周围。”“被迫向小流河岸和渐趋干涸的泉源集中，就必须更加紧张地寻求生存之道。动物和人就要成群结队，一道到那逐渐变成沙漠地带中的孤立的绿洲去（3）。”由于这一有限的区域内野生动物很
少，人们被迫去采集绿洲周围的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最后他们不得不耕种这些植物以提供足够的食物。根据这一理论，动物驯养的起源是由于绿洲吸引了饥饿的动物，如野山羊和绵羊、牛等，它们来到这里吃庄稼地里割剩的草，于是人和野生动物发生了共生现象，最后导致家养动物的起源。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理论。其一是更新世末期发生的冰期之间，其间当然也穿插着气候比较温暖的间冰期，因此人与动植物不得已在河谷地带的共栖关系早就应当发生过，为什么动物驯化现象没有发生在这些较早的时期呢？而西亚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寒冷、干旱的气候时期，但直到这个干旱期过后，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才开始。其二，因为这种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干旱时期绵羊和山羊只会迁到低地绿洲而不会迁到湿润的山岗上去。其三，这种理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也发生在并不干旱的地方，如热带的东南亚和南美的亚马逊盆地（4）。
2.人口压力说
人口压力说是20世纪60年代很流行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在由采集狩猎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一部分学者（如美国学者怀特、宾福德等）认为，在西亚，人们通过一种混合资源利用的生计策略来适应寒冷干旱的生活环境：他们猎取一切能够抓到的动物，收割野生谷类植物，采集野果，搜捕各种鸟类、贝类等。于是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人口较多地增长了。但人口增长打破了原来的生态平衡，又给生计带来了新的困
难。有人估计，即使在生活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在暖和的冬天，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最多只能维持一两个食物采集者的生活；而在寒冷的地方或沙漠地区，则每个采集者至少需要20甚至30平方英里的土地才能维持生活。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均占有的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面积相对减少，人们日益面临着自然生活资源短缺的威胁。于是，人们不得不发展一些新的可提供足够食物的方法。结果，在一些野生食物最不丰富的边缘地区，就需要通过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来改进生产力（5）。
然而，正如绿洲理论存在许多问题一样，人口压力说也有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它与采集狩猎民族一般把人口稳定在特定地区所能维持的人口水平下这种人人皆知的趋势相矛盾。民族学资料表明，许多采集狩猎民族似乎都把人口稳定在他们土地的人口容纳量之下，即在一定获取食物技术水平上，那些可获取资源可以维持生存的人数，屠婴、流产和使用各种能够干扰繁殖能力或怀孕率的草药等，是常用的控制人口的办法。所
以，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当时人们为什么要把人口繁殖到需要寻求新的提供食物的方法的过剩状态（6）。
美国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则假设：在更新世末期，由于冰川的消退、海平面上长的缘故，使居民们从世界的一些海岸涌入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这些迁徙导致了在那些能发现具有驯化潜能的动植物的地方的人口压力；结果农业的发展对这些地区的居民就相当有利了。然而这一假说不能解释的是，在较早的间冰期内也曾有过海平面的上长升，为什么没有导致同样的人口压力和文化变迁（7）。
3.文化自然进化说
这种观点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方法逐步掌握的自然结果。美国的考古学家布雷伍德（idwood）不同意柴尔德“绿洲说”的观点，他把人类采集经济的发展分为食物采集与食物收集两个时期，其中食物收集就为食物生产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布雷伍德在《农业革命》（theagriculturalrevol,1960）一文中写到：“可能在50000年前，现代体型的人类出现了。这和第一次出现的新型工具同时，即石叶工具，使用的质量较高，制作又精巧。新型的人使用新的工具，就能从事更有系统的食物收集，进行更有组织的猎获大兽，以代替前人的单纯采集和吃食腐
肉。过了一个时候，人口增加了，人类能够适应形形色色的环境，不论是热带丛林，还是北极苔原。大概在30000年前，他们扩展到新世界。人类的公社对其不同的环境作有效的适应，就使文化发生更大的复杂和变异。最后，在11000年前和9000年前间，这些公社有的就来到了食物生产阶段的门口了。”“这个时期（西北欧为中石器时代，在北美为古朴时期）的特色是加紧食物收集”，“食物生产革命大概是在人类公社日益增多的文化变异和专门化达到极限时发生的。约当公元前8000年左右，肥沃新月形地带周围山地的居民已经对他们居地有了很好的了解，因而就开始把他们收集和猎获的植物、动物变成家培作物和家畜。不久以后，在中美洲，或许还在安第斯山地，在东南亚和中国，人类文化也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由这些‘核心‘地带，文化传播就把新的生活方式向世界其余地方扩展（8）。”根据布雷伍德的这些观点，农业革命最早就发生在西亚新月形肥沃地带边缘的山地上。而发掘巴勒斯坦耶利哥遗址的英国学者喀提林肯尼恩则认为农耕的起源地不一定要在高地上，在低地绿洲的耶利哥地方也有可能发生最早的农业革命（9）。显然，布雷伍德着重从人类文化的内在因素方面来说明农业革命发生在西亚的原因，而与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决定的外因论相对立。但有的学者认为布雷伍德的论述与其说是探索农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毋宁说是说明农耕畜牧起源的结果（10）。
上述几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完备。对此，前苏联学者弗拉基米尔卡博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人类在世界各地掌握农业，无疑是从达到高水平发展的专门化的采集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但技术仅仅是农业出现的前提条件，一种引起转变的条件，而不是积极的推动者。如澳大利亚土著把碾磨器、磨制石斧，作为他们依存经济的工具使用了好几千年，但却没有发明谷物种植。因此，必须要经历一种强大的冲击，才能打破采集――渔猎社会的生态平衡，使人类谋求新的食物生产经济。这个冲击可以是一种危机，如由于自然条件突然变化的后果（如冰期之后地球上广大地区所发生的那种情况）；或是人类活动的后果（如由于动物被大量猎捕而造成的灭绝）；或是因人口膨胀而突然失去与环境的平衡。其次，也可能是来自发达社会和先进民族的影响。另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从采集、渔猎的依存经济缓慢发展积累，最后从中形成生产经济，即由数量积累最终引起质的变化。他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正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许多处在早期农业与畜牧业时期的社会，有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他强调，向生产经济的过渡，不仅要用人类根本需求与生产力低水平发展之间的矛盾来解释，还应用其他原因来解释，如文化发展的积累过程也占重要位置等（11）。
综合分析，农业的发生似乎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一是改善生存条件的社会需要，二是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三是对当地某种植物性食物的依赖性。
二、农业起源的地点、时间问题
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时间问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研究课题。早在1935年，苏联学者n.i.瓦维洛夫（vavilov），从遗传学演化角度提出作物变异的分布理论，提出了农业起源可能有八个中心，即东亚、印度、中亚、西南亚、地中海区域、东非、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山地区。东亚主要指中国，为第一起源中心，这一中心栽培植物种类最为丰富，共有136种，占全世界666种主要粮食、经济以及蔬菜、果树等作物总数的20.4％。瓦维洛夫的理论和观点在学术界流行了很长时间。
到了20世纪中叶，由于在西亚发现了最早的农业遗存，于是，就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是世界农业文化发生的“摇篮”，农业起源一元扩散论的观点一度较为流行。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世界各地的农业文化都是从西亚这个唯一的起源中心出发，像缓慢移动的波浪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随着中
美、南美、北非、南欧、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人类在上述地区开始从事生产性经济的时间远比以往的猜测要早得多。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作物类型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起源可能是多源的，至少西亚和中东、中美洲、东亚等地区都是相对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
对农业起源地的判别，一般应依据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发现有较早的可鉴定为栽培种的作物遗存；二这些遗存是应位于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范围之内。
在西亚和中东，有关农业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如位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
（jerichosite）遗址，处于约旦河谷；遗址堆积从中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考古学家在距今9000年前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了确凿的农作物遗存：包括100多件炭化谷物、豆类和水果的标本，还有一些泥砖上的作物印痕，其中有西亚代表性的农作物大麦和小麦。这里的发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制陶业并非同时出现，其中农业出现在前而陶器发明在后；二是早在农业之前，人们就已大量采集野生大麦和小麦为食，并出现了泥砖叠砌的定居性房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所谓只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出现定居村落的观点（12）。
20世纪60年代，在美洲中部墨西哥高原上发掘特瓦坎（tehua‘nsite）遗址时，获得了有关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在该遗址公元前6000～5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有人工种植的西葫芦、鳄梨等；公元前5000～3000年的文化层中出现了玉米、菜豆、南瓜等栽培作物，并出土有加工粮食的磨盘、磨棒等。这一遗址所反映的文化特点，首先是发现了不同于西亚地区的另一植物系统被人类驯化，并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需品――粮食；其次是该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700年前，而定居村落为公元前3000年，陶器也迟至公元前2300年前后才从外部输入，并非当地的创造发明。此外，有关孢粉分析发现，在墨西哥有早到距今8万年前的野生玉米花粉，从而表明，这里是玉米野生祖本的原生地（13）。
关于东南亚地区农业起源问题，近百年来虽然不断有人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像耶利哥、特瓦坎那样时间较早而证据可靠的农业遗存。在泰国东北部属于和平文化的仙人洞遗址（11000b.p）发掘中，曾发现有扁豆、葫芦、黄瓜等植物种子，但是否栽培种尚不能肯定。又据调查，这一地区现代至少分布有8种薯类野生品种，故有的学者认为，芋、薯类等块根、块茎作物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地区（14）。有人进一步推测，在这一地区，
芋、薯、香蕉、甘蔗等无性繁殖的作物栽培可能早于谷类作物。此外这里的石器、住居及采集的食物等均具有共同的特征，而不同于西亚和中美洲的文化（15）。
综上所述，农业的发生最早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与此同时，自史前时代开始，由于世界各地明显存在着环境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极具不平衡性。又由于世界各地动植物资源所存在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各地选择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种类也各不相同，史前农业出现的时间也有早有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农业的起源无疑应是多元的，至少存在着几个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和演化中心。
第二节中国史前农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一、中国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农业最早发生的主要起源地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传
统，“以农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且还有许多有关农业起源传说的文献记载。如《白虎通号》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依上述记载来看，古人认为农业产生的社会需要是因为“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而“难以养民”，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于是就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等种种实践的基础之上发明了农业。
过去，由于有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关中国农业起源于何时、何地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不甚清楚。及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一方面逐渐认识到有关农业考古研究对于探讨诸如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文明的起源等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也有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农业文化的发现，为探讨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近20多年来基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对探讨农业起源问题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有关农业起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并不断取得令人关注的重大成就。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30年代，瓦维洛夫就认为东亚（主要指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但在20世纪中期以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实物资料证实，关于中国农业的发生问题，一直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并形成了“外来说”和“本土发生说”两种主要观点。“外来说”认为，中国的旱地农业是由西亚传来的，而水田稻作农业则是由南亚、东南亚、印度传到华南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发现了大量时代较早且不同于西亚、中美、东南亚的史前农业遗存，这些遗存所反映的作物品种、农具形式、耕作方式以及家畜种类等都独具特色，构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原始农业体系。因此，中国农业本土发生说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并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承认。
关于中国农业最初的发生地点，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考察了植物生存环境后认为，中国原始农业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由山地农业到低地农业的发展过程。农业“发生”的地点不同于农业“发展”以后的地区分布。综观人类所驯化的农作物，无论是麦、粟、稻类，还是其他粮食作物，大都属于禾本科，禾本科包括了大多数作物，也包括了大量的野草，即作物与野草之间存在着更多的亲缘性，人类可能就是从野草中驯化出作物的。可以设想，作物在尚未驯化之前，它们的野生祖本与其他植物之间曾发生过物竞天择式的激烈斗争，结果各自占据了适合于自身特点的生存空间。因此，观察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特点，就可以追溯到作物最原始的发生地点。在土质优良、水肥充足的地方，是没有作物野生祖本立足之地的，多年生的乔木林或枝叶茂盛的灌木丛早已夺去了营养和阳光；只有土质贫瘠、干湿明显、大型树木无法生长的地方，作物的祖本野草才容易扎根生存。根据野草的原生地多在贫瘠地点这一客观事实，便可以推测：史前农业最初并不是发生在似乎更加“适于”农耕的地方，而是环境相对更为恶劣而现在看来“不大适于”农耕的地点。因此，农业的契机很可能就是在较为贫瘠的山间林地边缘杂草地中发生的（16）。
有些学者还在分析考察有关民族学以及古史传说资料基础上，支持农业发生于山地说的观点。他们认为：迄今为止，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发现的农业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阶地或平原地带，均是已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农业文化遗存，离开农业发生的初始阶段已相当远了。因此，这些遗址所在地及其附近地区，可能都不是农业最初的发生地点。从聚居在云南的独龙族、怒族、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原始刀耕火种耕地毫无例外地都分布在山地，并结合古代关于“烈山氏”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法的人格化传说以及近代某些民族对山林的崇拜来看，初始的农业必然是刀耕火种，其发生地应在山林地带（17）。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农业的起源地点未必都是山地，也可以是平原湖沼地带，因不同粮食作物的生长习性而异。首先，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地方虽然大都依山傍水，但茫茫原野，早就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天然场所。通过长期在平原上的采集植物，了解了植物生长规律，然后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条件就可在平原上驯化植物，开始早期农业，这是逻辑的必然。其次，中国已发现的裴李岗、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是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遗存的典型代表，主要位于河流两岸的阶地或岗地上，它们勉强可以划入山地农业一
类。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已发现的农业文化如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多属平原湖沼类型文化。这里自古至今都是以水稻为主要粮食，而水稻适宜于平原湖沼地区生长的特性，是从湖沼地区的野生稻发展而来的。原先居住在美国伊利安湖一带的印第安人，就是采集湖边生长的野稻为食的。而河姆渡人的定居性干栏式建筑也证明早在7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生活在平原湖沼地带了。因此，水稻的起源地点还是应该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平原湖沼地区去寻觅（18）。
总之，中国土地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各异，所形成的史前文化也各具特色；由于不同的作物的生长习性不同，不同的文化栽培的作物品种也有差异，因此，很难用一种模式去考察不同的文化农业的起源情况。从目前的考古、环境等学科研究情况来看，中国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主要是旱地粟作农业文化的分布地带，故北方黄土地带较为干旱的山地或河流阶地，可能是粟类作物的起源地；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地区是水田稻作农业文化的分布区，故稻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高温多雨的平原湖沼地带。
二、关于中国粟作农业的起源
1.粟作遗存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