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1893年1894年1895年1896年1897年
重量（公斤）19512822377042246438021014302512560
由此可见，大锡是蒙自关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自蒙自出口的大锡，完全产自个旧锡矿。法国在蒙自开关，主要正是为了经营个旧大锡之目的。这一切都一目了然了。蒙自出口与进口之间的逆差，要由云南的烟土和茶叶来平易。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的斯库尔弗尔先生，详细介绍了赴蒙自的外国进口商是如何将个旧大锡攫取到手的，他们获取个旧锡首先是为了投放香港市场。
外来商客必须与个旧的锡矿主直接打交道。由于这些商客极其强大的支付能力，所以特别受青睐，况且大锡也甚为昂贵。进口商们都会向个旧锡矿主提出大锡的具体质量标准，至少要使他们觉得其质量能达到可通得过质检标准的水平。
当时买卖双方共对的是一种购销大锡的口头协议。
大锡采购商要保证：随着锡矿石的采掘和金属大锡的冶炼，必须向矿工们支付必需的资金。这种提前支付的预定金，是分别以银锭、银圆、食油、大米和烟土折价的。
锡矿主要保证：1根据他们收到的预付金，而必须向蒙自的外来采购商支付利息。其利率差别很大，平均月息为1%。2要优先向蒙自采购商交付已冶炼好的成品金属大锡，而且还要逐日地交付，一直到其价值达到预付款项的本利额为止，然后方可寻求向其他采购商出售。因此，大锡形成了蒙自批发商们预订货款的保证。蒙自其他商品采购商的定货，可允许供货方以大锡作抵押。
大锡的价格是根据需求规则而确定的。在大锡交货时，又要遵守个旧矿主之间的同盟安排，况且其价格一般就相当昂贵。在自1854年（咸丰四年）起，于云南临安（今建水）等地爆发的回民起义之前，也就是在个旧锡矿效益最佳的时代，个旧大锡的实际售价大致如下：每担一等大锡价值9两白银，二等和三等大锡的价值分别为8两和7.5两白银。回民起义被镇压后，由于矿工被杀和矿井遭毁，所以大锡的价格分别暴涨为：每担一等大锡价值15.25两白银，其余两等大锡则分别价值13.5和13两白银。这就是说上涨了80%左右。到了1892年，个旧大锡的价格上涨到了每担售18两白银，达到翻番了。当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于1895－1897年经过蒙自时，每担一等大锡价值21两，二等大锡价值18－19两，三等价值14－15两。这就意味着上涨了约2－2.5倍。
个旧大锡产量，于1897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即2500吨。这些锡大都通过蒙自关而运出云南境外。但蒙自的贸易，是一种地道的过境贸易。因为蒙自城最多也只有万余人口，包括个旧在内的周边地区的人口也不算稠密，所以那里最多也只能将输入的商品保留8%左右供当地使用。当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经过蒙自时，那里只有8家大型的中国贸易商行，其中5家由广东人经营，3家是云南人开办的。他们在蒙自分别设立了母公司或子公司。
除了大锡之外，云南几乎出产所有的金属矿藏，如铜、含银铅、铁、铝、锌、汞等。它们有的是大锡的共生矿或伴生矿，有的是单一存在的矿藏。此外，云南还出产冶炼矿石所必不可缺的能源燃料煤。这些条件也促成了个旧锡矿的繁荣。
根据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对云南的考察，在北圻（tonkin，东京湾）的周边地区，是一片原始的、云母片岩的未开发之地，曼耗附近的山脉是由一片麻岩组成的。在曼耗可以发现类似北圻那样的石灰岩。它们很可能属于泥盆纪和石炭纪时代的，而且云南省的大部分土地均属于这种地质结构。在蒙自与个旧，这种地层又被新生的白粒岩层所打断。在此种石灰岩地质构造的地层中，便会含有大量的铅、锌、铜和锡等矿藏。从蒙自到个旧，特别是在路安州和三家厂一概如此。在石炭纪时代，云南便于这些石炭岩地层中形成了许多矿床。云南人把1853年回民起义之前开采的矿点，称为"老矿"；把回民起义后另行开发的矿点，一概称为"新矿"。
蒙自、建水和个旧地区的红壤地和石灰岩质地，有时也会被一种黑绿色的斑岩地层所隔裂，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断层。该地区主要的铜矿等矿层，均储于接近于火成岩的地层中。
云南是一个产银区。欧洲人自古以来就不看重白银而追求黄金。他们获得白银，只不过是为了从中国，乃至从整个东方购买商品。以东方之银，采购东方商品，可谓无本求利之典型。
云南的铜不仅主宰着大清通宝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大清国宫廷、宗教机构和民间用品的繁荣程度。在清朝康、雍、乾三朝时期（1637－1823年），云南省共计有54座铜矿，它们在盛产期可年产850万斤铜，即5000多吨（清代的矿山斤每斤合604克）。在这三朝期间，云南每年向朝廷奉献633.1万斤铜。此外，云南为铸造本省流通的铜钱，也需要征收33948斤铜。还有163万斤铜出售给民众使用。1853年，镇压回民起义之后，云南的矿产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继1859年之后，尤其是在同治和光绪皇帝时代，略有恢复。云南共有51处矿点，每年产铜1100吨，铅2958吨和锌2430吨。云南的矿业主要是在东川府、昭通府和临安府。临安府即建水和个旧一带。
云南铜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川府地区，以其府治巧家厅为中心。这些矿均附属于"老厂总局"，现在每年生产95万斤铜。距东川有20日行程的tchè－kio厂生产粗铜（该矿于1896年农历八月间才开始采掘）。所有这些矿均属于东川府。昭通府的铜矿有老马厂和小街。在东川府，于tchanka有一处露天铜矿，但由于当时的地方当局无能力开采，只好暂被弃置。在行政上属于贵州的威宁州的铜矿，实际上也由云南府管辖，主要有东厂河、塘大厂和妈姑河等矿址。曲靖府的铜矿产量，一般都很少。永北厅主要矿址是有永北厂。四川会理州的铜矿也归于云南管辖，隶属于将军厂总局经营。
云南每年向朝廷奉献的铜，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而从上文提到的633.1万斤，而被重新确定为150万斤，锐减半数以上。云南省有时还难以达到这一额度，仅满足于交纳130万斤左右的铜。该省自留20万斤，供制造铜钱使用，铸币厂（机器局）每年又要取走1万斤。在东川府和披纱坡，每年也提取20万斤铜用来铸币。由此而致使云南每年直接奉献皇帝的铜只有100多万斤了。
至于云南的金、银、铅和锌等，实际上很难确定它们各自的矿址，因为它们大多是共生矿和伴生矿，于同一矿点开采多种矿藏。它们主要分布在云南的2个府：东川和曲靖，还有贵州的咸宁府。
云南的煤主要产于弥勒县和北山山脉中。当时每车（约180公斤）煤的价值仅仅50文钱。这种煤与在蒙自和大厂采掘的煤十分相似。没有煤，当然就不会有云南那样发达的冶金业与铸造业了。
云南的任何矿石都不能以私人方式交易。即使由私人开采的矿藏，也要受到由矿务局派驻官吏们的严密监视。矿务局以它自定的低廉价格收购采掘到的全部矿石。在交纳完了各种配额之后，矿主们才可以按不同价格出售其多余的矿石。1897年3月间，云南省矿务局的官吏们以每100斤付9.2两白银的价格，向派驻矿山的官吏们采购铜，然后再以每100斤售13－18两白银的价格向私人出售其多余的铜。此外，根据官吏的采购与销售，每斤铜的实际重量也变化不定。清朝有意地设立了市两、海关两与矿山量等不同的衡制。该官吏以每100斤付2.586两白银的价格采购铅，然后再以每100斤付3－5两的价格转卖给私人。以每100斤付2.856两白银的价格采购锌，然后再以与铅相同的价格出售给私人。价格取决于金属的质量及其纯洁度。个旧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于1895－1897年对云南考察时，特别考察了三家厂铜矿。过去在该地区还开采过其他铜矿，但自回民起义后却不再被开采了，坑道已经坍废或被水淹没。那里在河流下游曾有3座铜矿；在其上游也有一座已被遗弃的黄坡矿。所有矿石都被运往三家厂加工。当时三家厂共矗立着3座熔炉在冶炼铜，而在过去却有4座熔炉。自从在当地停止采矿以来，仅有一座熔炉便是可以处理采掘的全部矿石了。三家厂的年产量为7－8万斤铜（42吨），它们均被云南府派驻矿务局的官吏采购。该官吏以每担铜9.2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但只向矿主支付8两。每个矿点只雇佣20－30名矿工。有人在采矿，有的人则将矿石运输到地面。还有一部分人在选矿，将含量达不到20－30%的非富矿矿石扬弃。每名采矿工每天生产50斤精选矿石，每名运矿工则每天运输近120斤矿石。云南的铜矿主要是氧化铜矿和含黄铁的铜矿。矿长的月薪为1.5两白银，普通工人为1.2两。此外，他们还根据习惯而享受食物的供应。他们在井下的照明设备为锡制油灯小灯盏，每天在井下停留到灯油耗尽为止，每月灯油耗银4两左右。
铜矿的处理一般要持续工作3天。其矿石筛（栅栏）一般为1.60x1.20x1.40m，互相重迭起来。每个筛子中盛放4000斤矿石和2000斤木料。每道操作工序都要支付800文钱。根据矿石的质量，要求对这种筛滤矿石的操作重复一次或多次。
工头在每道工序中取0.40两白银，9名工人各获160文钱。熔炉本身就价值50两白银，风箱价值15两。优质铜矿每4000斤能提炼粗铜1500斤，劣质矿石就只能炼得500斤了。但这种粗铜，经精炼后也只能剩85%了。精炼工序则必须在云南府完成。铜矿的组织工作也别具一格，当地有一名自云南府派驻的官吏。他在监督生产的同时，又向矿主采购铜矿石。矿务局以每担铜（清政府规定，矿山的"担"相当于110斤）9.2两白银的价格向他采购，运输费由矿物局承担。这种价格在云南全省是统一的。当地官吏却强行规定每担的重量为120斤，而且又只付8两白银的货价。因为该官吏与矿山的承包商暗中勾联，而承包商同时又负责冶炼铜的工序。工厂的主人对于每道操作程序都提取0.3两白银。承包人每12人左右组成一个行会，他们向矿主（地主或最多的矿主）为每道工序交纳10%的成品铜。经营人还必须为每炉铜向工厂主人交纳0.3两白银。
当云南省的矿业处于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官吏们的行为就如同是"向矿工预付资金"一般，在矿石尚未被采掘出来之前，就购买了他们的产品。但当形势有所变化时，官吏们只会用现金来购买现成产品，而不会预付了。这也是云南省矿业后来衰落的原因之一。该省贫困的居民根本无法为开矿提供第一笔资金，只好让财富沉睡于地下。从而使三家厂的铜产量从盛期每年的27万斤，锐减到了1897年左右的4－5万斤了。
云南个旧锡矿的苦难，也曾导致过矿工们的骚乱。19世纪下半叶，云南临安（建水）回民起义中，便有许多个旧矿工。直到1902年，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派遣石瓦依（gervaiscourtelle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鲍神父（bonhomme），对云南省从南到北和从东到西考察时，他们从北圻（东京）经云南到达西藏，然后又从缅甸经云南到达四川。他们于其《云南游记》中曾有记述：
"蒙自城也如同中国的所有城市一样，由一道城墙护卫。其城门于夜间紧闭，那些平静的居民自以为，如此便可以避免夜间发生入室抢劫行为。因为那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饥民的个旧锡矿矿工，有时可能会发动此类袭击。个旧锡矿工的总数在3万人左右，他们形成了对蒙自的一种长期威胁。个旧锡矿的这批矿工，由于罢工频繁、心情愤愤不平和起义，而在形成了小业主和工匠群体中的一种罕见的例外。这是由于在整个云南省，蒙自是惟一一个受到人民起义威胁的地点。法国驻昆明领事兼驻蒙自领事方苏雅（afrs）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他反对为蒙自这座欧式城市的建设制订一项全面的规划方案，以保护蒙自免受个旧矿工骚乱侵犯的可能性。经蒙自而运输大锡、鸦片、盐巴和中药的贸易潮流，具有相当大的活力。尽管该城人口稀疏，但它却成了云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它是自红河运入和输出云南商品的必经之路。那里要定期接受大清帝国海关官员的检查。大批骡子商队将商品自曼耗运入蒙自，然后再由其他商队转运往滇北或滇南。由蒙自开关并作为云南商品的集散地，主要是由个旧锡矿造成的"。
从16－17世纪起，欧洲分别在德国人、列日人（后来的比利时人）和英国人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和改进冶金技术。其具体成功主要表现在铸炮技术方面，冶金术于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西方铸造的红衣大炮曾帮助耶稣会士们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也导致了满洲人的胜利，更有助于日本国最终接受荷兰人。但中国人的冶金术却僵化于其古老的和在不同程度上是礼仪性的工艺中。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对于开矿又有许多禁忌，如害怕掘地伤害生灵、亵渎宗教等。他们的宗教信仰认为，地下世界也遍布神灵，以开矿而扰乱它们是很危险的。所以，西方在高速发展开矿冶金术的同时，中国却在沿袭旧规，故步自封和裹足不前，而且两种工艺之间的交流也并不频繁和密切。这样一来，反而由西方向中国输入金属了。当然，这些金属也并非是由欧洲所产，而是于他们的殖民地中或在其他地方生产的。欧洲人最早输入广州的金属是白银和铅，其后又有锡。这样一来，中国的个旧锡在法国人的控制下出口的同时，中国广州又在英国人与荷兰人的要求下开始进口锡了。中国人必须消耗大量的锡。因为他们要用锡来制造器皿，而且还用锡合金来制作"蜡烛"。中国人将锡打制成很薄的锡箔，再粘贴在纸片上，然后再向信徒们出售，以焚烧而祭悼亡灵，或者是祭祀神灵，或作其他宗教或迷信用途，其中的大部分就这样化为灰烬了。英国人商船中经常大量装运锡，美国学者马士已对此作过详细统计。这些锡均来自巽他群岛、班加岛和苏门答腊。那里每年大约产锡1500吨。锡的另外一种用途是用铅、铜和锡合金而制造铅皮（其中只含有不足5%锡），作远洋运输茶叶的外包装使用。荷兰人试图炫耀性地保持这种产品的垄断权。
中国大量出口茶叶，如在1814－1833年间，中国通过广州海关出口的茶叶数量就已经很大了。如下表所示：
年代吨位
1814－1820年296885
1821－1827年333977
1828－1833年360659
中国出口的茶叶量快接近天文学数字了，这就必须会使用大量茶叶的外包装铅皮（铅锡合金）和内包装锡箔（合金）。如果按120公斤茶叶为1箱（担），那就合600多万箱。其内外包装所需要的锡已经相当多了。云南锡显然无法满足如此之大的需要，只有依靠从马来亚－印尼方面进口锡了。
但那些在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和巨港（palembang）经商的中国帆船也使用它们。那些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欧洲船舶，特别是从印度始发的英国船，都会用鸦片而与马来人交换铅皮。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强迫班加素丹签订过一项协议，要求素丹以每1000镑锡27弗罗林（florin，英国两先令的银币名）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提供其全部铅皮产品。这就相当于每吨铅皮价值47英镑。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必然会设法将它们转卖给英国人，英国人接受为每担铅皮支付18个皮阿斯特（piastre），折合为每吨价值67.10英镑。由于中国出口茶叶数量巨大，所以各国东印度公司将这种铅皮锡输入中国的数量，在18世纪期间增加了3－4倍，从1740年或1750年左右的5000－10000担，猛增到1760年间的3万担左右。这种发展甚至鼓动英国人于30年之后，向广州市场输入了法国科努瓦耶（corlles）的锡。
各国东印度公司输入铅皮和锡箔的数量：
年代1750年（担）1764年（担）1768年（担）1771年（担）1772年（担）
荷兰人97682897120876245197035
英国人4905867019238
法国人154240117
丹麦人274
除了英国经营的锡之外，还有中国的"白铜"enague,pacfung），也被称为"中国锌"，实际上是由铜、镍、锌和锡根据不同比例而制成的合金，主要产自中国的陕西和云南两省。"白铜"的学名pacfung，事实上出自"白铜"的粤语发音pak之讹变；其toutenague一名，可能派生自马来文tutiyunak，但也有可能出自葡萄牙文。事实上，"白铜"主要是掺了铜的锡，锌并非其基本成份，也可能加入了铁和铅等元素，其中也含有使铜白化的铋。马士于其《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多次提到西方多国东印度公司成船或成舱地运输白铜。各国官府本来都禁止出口白铜，因为它们害怕海盗们用白铜来制造子弹。但几乎所有的外国船舶都装载白铜。至少在开始阶段如此。因为这种金属的发展史与锡或铅皮完全不同，它在18世纪上半叶的产量就开始下降了。英国人于1690－1700年间，每船装载400－800担，甚至多达3000担。他们的这种出口于1715－1730年间，便稳定在250－300担之间了。惟有驶往印度的船舶例外，其他船舶的运载量往往都相当多，如1722年的艾尔斯号（eyles）和沃波尔号（walpole）船各自装载3700担，而1732年的康普顿号船（campton）装载了3500担。稍后，这种产品又被用于平衡船舱的压船不足，有的商船也装运得很多，如荷兰船有时还会装载1500－3000担。荷兰人于1737年装运过1486担，1764年为377担，1771年为1228担；法国人于1737年运输600担，1758年为3450担；瑞典人于1741年运输1800担。白铜运输量的锐减，是由于广州金属价格猛涨造成的。这也是由于个旧锡无法满足中国需要的后果。
实际上，茶叶桶内外包装的原料猛增，英国人和荷兰人从马来亚与印尼大量向中国输入含锡产品，这一方面与英、荷、法殖民主义者竞争有关；但另一方面，又是英、荷垄断茶叶贸易的结果。他们从自己的殖民地运来锡，制成锡箔和铅皮，装载了中国茶叶之后，自行运走。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国锡产量的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又与中国锡产量关系不大，是英荷两国"自产自销"造成的现象。
锡箔的另外一种用途是作为高档香烟的内包装，即民间所说的"大锡包"香烟。香烟业使用锡箔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但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香烟出口国，进口香烟使用的都不是中国锡。故本文不再论述了。
由此便可以洞悉支配中西关系的深刻机制，也就是支配中西贸易节奏的脉搏。铜是其中的最大原动力之一，也就是欧洲80多年间在亚洲从事贸易的一大原动力。但在这方面，第一角色应归于日本，中国属于第2位。锡于其中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湖北、贵州、四川，尤其是云南的铜产量，在传统上就很难满足于中国自身的需要。云南的铜是自元代起开始采掘的。当清代着手增加铸钱量的时候，这种供不应求的矛盾就更为突显了。清朝从1644年起，便在北京设立了两家铸币厂，并随着其统一中国的步伐而使各省的铸币厂重新恢复了活动。因为在明代，随着货币白银化和宝钞的发行，铜钱已经不多用了。由于云南铜的发现，在清代又形成了一个"铜钱的时代"。到1670年左右，大清帝国就深感铜的匮缺了，从而开始从日本进口铜。正是云南的铜"革命"才挽救了中国的货币形势。云南铜产量的增加，既不是某种运气所致，也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而仅仅是利润机制的作用。清政府于1724年决定恢复云南开矿的自由，只保留铜矿向政府交纳20%的产品的要求。这样一来，云南铜从1724年的1万担猛增至1727年的3万多担。到1738年，云南省除了满足于自身的需要之外，还向北京铸币厂供应4万担铜。3年之后，便可以提供6.3万担。到1752年，清政府由于拥有了充足的铜，故除了增加铸币的速度之外，又一次使铜钱升值，使其重量增加14%。大清货币经济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云南铜产量的增减。
三、继承大锡文明，拓展大锡之路
云南个旧，本为一座小小的偏远山城。但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却以"锡都"的桂冠而大名鼎鼎，在国内外的大锡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清代以来，尤其是自法国人根据《中法协议商务专条》而于1889年在蒙自开关，再加上1901年滇越铁路建成，1915－1936年建成个碧石窄轨铁路以来，个旧的"锡都"地位，便变得无可动摇了。个旧的锡、东川的铜、大理的石头变成了云南的三大"硬件"。云南全省，特别是个旧及其周边地区的铜锡不但支撑过大清王朝的江山，而且也是西方列强觊觎的肥肉，成了中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所以，个旧地区成名在于大锡，成功在于大锡，发展依然在于大锡。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个旧这个中国"锡都"的地位品牌，尚不可动摇，也不会落入他人名下。个旧除了大锡之外，还有大锡的多种伴生矿和共生矿。若没有了锡铜业，个旧市很可能会变成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山庄，失去其昔日的名望和地位。个旧也有着自己的特色种植业。这一切都是发扬光大个旧以锡文化，促进多业兴旺的基础。
个旧的旅游业，已具有了某些有利条件，但要想在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方面做大做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况且，中国的旅游业，已经表现出了严重泡沫经济的征兆，出现了破坏性经营的苗头，我们不得不防。
个旧是一个生产性城市，它是因锡矿和其他矿藏的开采、冶炼、铸造和营销而发展起来的。生产性城市的功能，与消费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它不能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追求消费和服务业上，而是要使各行各业，都为自己的主业服务，即为矿山和矿工服务。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甚至连昆明的发展模式，恐怕都不完全适用于个旧。个旧更多地应该参照河北唐山、山西大同、河南平顶山、辽宁鞍山、甘肃武威、四川攀枝花、湖北十堰这样一些以某种产业为中心而形成的城市，更多地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误的教训。当然，个旧所在的红河自治州是我国民族自治州中的一个综合条件非常优越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始终名列前茅。这就免除了发展大锡生产的诸多后顾之忧。
当然，个旧锡矿也与世界上的许多老矿区一样，面临锡矿储量下降的困难。不过，"锡都"的品牌效应、其无形资产是难以估计的。这也不是个旧一家面临的难题。事实上，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冶炼和铸造中心，并不与采矿中心设在同一地。通过输入原料，而赚取增值利润，是世界上许多冶炼铸造中心的经营手段，采矿企业与冶炼企业都单独经营，相距遥远，甚至是跨国和跨大洲经营的。上海宝钢于其钢铁公司附近，并不出产一块铁矿石，但却成了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随着世界产业分工的细化，资源交流的骤增，这种矿、冶分离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这也是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必经之路。
从输出锡锭到输出高附加值的锡产品，特别是销售高科技的畅销锡产品，形成产业链，建立供销网，这一切就是在建筑新的大锡之路。
今天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必须要克服短视行为，寻求持续发展之路，避免竭泽而渔的破坏性经营，发展地方优势，尊重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近几年鼓噪的"产业化"，在许多行为都遭到了失败和被严重扭曲（教育、医疗、体育、科研、文艺创作、演出市场等）。理论造假严重，模糊理论横行，寿命不超过一年半载的"新理论"批量生产，造成了一种繁荣假象和严重误导。但个旧的大锡生产实现"产业化"却是一条康庄大道。锡锭永远不会泡沫化，它永远是拿起来沉甸甸，放下去铿锵有力。我们的祖先用锡铜铸鼎，我们也要用大锡铸成新的九鼎。[(2005－11－17)稿件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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