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文明起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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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篇

云南，简称滇，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两千多年前，世居红土高原的滇国先民，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滇文化，以其独特的传奇色彩，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滇国，一个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奴隶制王国，它勃兴于滇池之滨，鼎盛于战国至西汉时代，汉武帝时，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国王被授予“滇王之印”，至东汉，它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迷雾中，史志上再也找不到有关滇国的记载。但1956年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滇王金印的发现，结合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实录，这段失落的古代文明又重现于世。

青铜器是滇文化最具特色的载体，格外引人注目。50年的滇文化探索中，云南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已达10000多件，90多种，按使用功能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和装饰品五大类。

地下考古资料揭开了古滇国的神秘面纱，那些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造型、纹饰，那些雕铸在贮贝器、铜鼓、扣饰、仿生式兵器上的人物与动物形象，那些凝固在制品上的播种、放牧、狩猎、纺织、战争、祭祀、纳贡、宴饮、歌舞场景，再现了湮没已久的历史画面。写实、奇美、独树一帜的滇国青铜器，以它独具一格的地方、民族特色，以及丰厚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信息，震惊了全世界。

1.考古发现

云南省考古人员在富源发现了距今3万至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2400多件遗存，从而填补了中国及亚洲是旧石器文明缺失的地带。中国考古方面石器时代的缺失，使得国际上认为中国人是非洲人的后代。云南这一重大发现不但为中华民族是土生土长的民族而不是非洲人的后代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云南是中华文明发源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中华民族发源于云南这一只是侧面提出的推断。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发现，特别是江金莲山古墓群的挖掘，会证实云南是中华文明发源地。

从考古发现来看，旧石器时代的文明似乎只在欧洲地区熠熠生辉，而亚洲等地一直是寂静无声，以至于科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及亚洲是旧石器文明缺失的地带。但是，这样的观念也许因为富源的这次考古发现而从此改变。

云南省考古人员在富源发现了距今3万至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2400多件遗存，其中大量遗存具有同时代欧洲莫斯特文化典型特征（编者注：莫斯特为法国的一个地名，因发现大量旧石器中期精美石制品而得名），同时在地层里发现人类牙齿。专家认为，这反映中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也拥有高度发达的制作水平，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考古的空白。

古老洞穴藏着巨大秘密《摘录新闻资料》

记者昨日到达本次考古现场――富源县大河镇茨托村的一个洞穴。总长度约为120米的洞穴的洞顶因为早期炸石已坍塌。考古工作就在这个面积不到300平方米的洞中展开。一号洞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考古技术进行立体考古定位，地表土逐层清理出来，可以看到洞穴半米深处，出现了古人类的火塘痕迹，以及古老的人工石铺地面。估计这是古人为了避免洞穴潮湿，就地取材用石块铺底，这也许是最古老的室内装修了吧。

二号洞几乎是半裸，地面是密密麻麻的石器堆积物，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地面插着上百个牙签，每个牙签代表一个石器器物。其中镶嵌在地层里的牙齿分外引人注意。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辉煌

今年3月2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发掘，随着2400件遗存出土，立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据记者了解，现已吸引了法国、美国的古人类学专家及中科院专家、中国香港学者的关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张森水说，此遗址保存完整，在洞穴中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和多个文化堆积层，十分难得。大量用凝灰岩制作的圆形状刮削器、锯齿状刮削器、盘状刮削器等，与欧洲莫斯特文化典型器物如出一辙，为这个时期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唯一发现地，反映这个时期中国也拥有高度发达的旧石器时代的发展水平。《摘录资料》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曾出土大量古滇国时期的青铜器,耿卫《云南玉溪水下古迹研究协会会长》仔细观察后发现,很多青铜扣饰(一种青铜质地的圆形小饰品)上都有台阶式建筑的图案,有的上面还有用于祭祀的杆栏式建筑图案。他认为,这表明祭祀活动在古滇人的生活中已经相当重要,那些高大的台阶式建筑就是古滇人祭祀活动的遗存。

更令人称奇的是,刻画在一些青铜扣饰上的环形台阶式建筑图案,几乎与水下发现的圆形建筑形式一模一样。青铜器上的环形台阶式建筑分上下两层,第一层有十余人,第二层有三四个人,坐在台阶上观看斗牛或者其他表演。耿卫认为,水下圆形建筑就是扣饰图案描绘的原型。曾有专家认为,圆形建筑是娱乐设施或体育场,耿卫表示不能赞同,“如果是舞台建筑,过于奢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

目前,关于古滇国的考古成果几乎全都集中在墓葬和文物的出土上,曾经兴盛500余年的古滇国没有发现任何生活建筑的遗迹,这更让耿卫猜测,湖底高大的建筑与青铜器上的图案相似绝非偶然。

石板上“海马蹄印”可能是古滇人插立木修房的基础

在抚仙湖的众多传说中,关于海马的传说最为离奇。据说这种海马可以在湖面上奔跑如飞,经常在晨雾中出现,雾散后潜入水中,在古县志中多有记载。耿卫认为,抚仙湖水位很低的时候,在很浅的地方露出的石板上,人们可以看到直径在8－15厘米的孔洞,形状酷似马蹄印。在水下建筑上,他也发现很多类似的孔洞,有些内部边缘还有石钉。最初他一度认为这些孔是来连接石板的,后来发现这些圆孔插上木桩,再用绳子连接起来,会形成一个规则的长方形。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古滇文明的青铜器图案发现,古滇人的建筑主要是以杆栏式建筑为主。这种杆栏式建筑是先用竹木搭成房架,底层悬空,再修墙而形成的建筑。耿卫认为,利用石板孔插木形成的长方形,完全符合杆栏式建筑的基础。他由此推断,所谓海马的脚印就是杆栏式建筑用于插立木的基础,抚仙湖水下古迹一定与古滇文明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些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官渡羊甫头等地考古成果中遴选出来的100件（套）精品，以青铜器为主，辅以金银器、玉器和漆木器，既有牛虎铜案、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三枝铜俑灯等国宝级文物，还有龙纹金带扣、漆木祖等新近出土的珍贵文物。展览分成独具地域特色的生产活动、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造型奇特的各式兵器、神秘的宗教信仰与艺术四大版块，集中反映了古滇先民的聪明才智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它向观众生动展示了两千年以前古滇国辉煌灿烂的红土高原青铜传奇。

2.中华青铜文明之根说

中华文明的起源能不能从“三星堆”再向上追溯呢？完全可以，因为四川不产青铜的原料，完全可以沿着青铜器这一线索追溯，这一追就追到了云南。中国青铜的原料铜、锡、铅等，主要产自云南，特别是锡是云南独家产品。

据新华网云南频道2005年11月17日发表的作者为戈隆阿弘的《彝族与个旧锡业开发》一文介绍，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质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部份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的极少，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就取之于云南的。大概其铜、锡原料也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批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于云南。中原商代（被称做是"中国青铜器的鼎盛时代"）的青铜原料铜、锡、铅等，也都来自云南。

这篇文章认为，锡矿，时至今日，四川、中原各省，都未曾发现。而个旧的大锡，不仅名扬全国，也驰名世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中原商代的出土青铜器，数量惊人，这些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云南，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讲了这些，我想大家会同意我的观点：既然4年前中华文明的青铜器的的确确源自云南，而从石器时代转入青铜器时代是世界公认的文明社会的开始，那么我们会很自然的得出云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摘录资料》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采用了倒推法来寻找中华文明发源地，下面我按历史顺序来描述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说，先后有过多种说法。最初是“青天白日”说，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自古中国是一个文明中心，它像太阳一样照耀着全国。后来发现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于是有了“日月同辉”说，认为中华文明有黄河和长江两个发源中心。再后来又有了大量分布在全国的考古发现，于是又有了“满天星”说，认为中华文明是多中心发源的。很多西方学者目前持“满天星”说，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欧洲几千年了，还是满天星的样子，他们很难想象统一的文明是什么样子。

最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模式是“会聚和辐射”。他在2006年2月出版的《了望新闻周刊》上接受专访指出，己历时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证实,在文明起源阶段,几大江河流域都有程度较高的考古文化,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文明之火,有的可能在发展中渐渐熄灭,更多的可能改变了发展方向，向中原文化靠拢过来。中原文化在漫长的过程中通过吸纳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而最终在文明起源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王巍提出，“会聚”和“辐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中国各地先进的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会聚到中原，进入夏商之际，中原文化则更多地向外辐射和传播。会聚和辐射从来都是双向并存的。“因此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是‘多元’的，而形成阶段是‘一体’的。”

我非常赞同上述观点，中华文明的起源实际上应当是“海纳百川”式，或者“参天大树”式。所谓“海纳百川”式，那就是在中国所有文明的江河都要流向中原文明这一大海，而中原文明这一大海的水分蒸发后又通过降水形式回到其他文明的江河。所谓“参天大树”式，所有的文明的树叶都把养分输送到中原文明这一树干和树根，而中原文明这一树干和树根又把养分输送给所有的文明的树叶。

为什么中原地区一定成为大海，一定成为树干和树根呢，因为中原地区占尽了气候、地理优势。实际上，人类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几十年前的时间，严格地讲，目前全人类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解决温饱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人类必须向气候适宜的、有着大片肥沃土地的区域集中，就像江河入海一样。而中国地理的确特别，四围不是高山就是大海，而中原地区则是大片的平原，人们不向中原集中那才是傻瓜。好在我们的先人一点都不傻，中原一直是兵家争之地，逐鹿中原这个成语也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最终厚积薄发于中原的根本原因。

商代以后，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同时，居住云南古滇池、洱海、滇西北和红河流域地区的云南民族先民也同样创造了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充分体现了当时云南青铜时代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夺目的奇葩。在这些青铜器中，每一件都是完整而精美的造型艺术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了多达40余种动物的造型艺术品，包括动物组合、人和动物的组合，使用了圆雕、浮雕立体塑和直接将动物形体浇铸的工艺，其写实性之强、古艺术构思之独特，均让人叹为观止。

古青铜器物中，图案雕刻最多的是在古铜鼓上，已发现的铜鼓均有繁复精美的纹饰和各种写实的图案，一般为太阳纹、几何形花纹、饰弦纹、云雷纹等，动物图案出现最多的是鳄鱼纹、翔鹭纹、牛纹、鹿纹，还有物体形纹、船纹等。在这些文饰图案中，太阳纹反映了云南古代民族对太阳的崇拜，牛纹作为炫耀财富，显示荣誉、地位与威望的象征。除具有云南民族特点外，其他饰纹均具有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如翔鹭纹，我国古代有“鹭为鼓精”之说；另外早在《诗经》中就有振翅飞翔的鹭鸶和乐器鼓联系在一起的诗句：“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

鹿纹，我国古代把鹿视为吉祥的象征，汉代郑众说：“鹿者，禄也。”南方古代民族把鹿的图像铸在铜鼓上，作为一种祥瑞的象征。船纹中所刻绘的船有渔船、战船、游戏船、竞渡船，有船纹的铜鼓，均为石寨山型铜鼓，船纹成为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它一方面说明生活在滇池周围的古滇民族与滇池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所受楚文化的影响。如龙舟竞渡，在古楚国故地长江中游一带颇盛行，传说是为了纪念屈原。《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录：“是日竞渡，采杂药。”隋朝杜公瞻注释：“按五月五日竟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轲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在吴国，龙舟为伍子胥而竞渡，古越国龙舟竞渡是为纪念越王勾践，古云南滇池龙舟竞渡可能与楚文化的影响有关。

云南商至汉代的青铜器及其造型艺术，既有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战国至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使沿五尺道的滇东北和滇池地区在青铜器的制作及造型艺术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加明显，尤其是云南东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