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踢踏着回了碉堡，咀嚼着索然无味的食物。我们谁也没提刚才发生的一切。

乞丐的脸在我眼前晃动，那根打狗棒的雷霆一击反复出现在眼前，惊心沉闷的着肉声和骨裂声在耳边回荡。那平时萎顿的乞丐瞬间爆发的凶猛威力使我怯然，他在那极短的时间内干净利落地完成一件似乎再简单不过的事使我汗颜。一个漠视我，我也漠视的乞丐今天的举动不仅仅是使我另眼相看，而是我听到了他内心的呐喊和对人生的诠释。我仍然没有这份勇气，虽然我内心的怪兽似乎被唤醒，但我继续着对自己的讽刺和虐待。我在刚才事发时有过瞬间的冲动，当我看到乞丐满意地吃着饭团时我又回到了现实，我仍然懦弱无能。

鼾声在极黑的夜晚中围绕着我，只有碉堡的观察洞口和枪眼淡淡地透进来一丝星光，寂静的龙门偶尔一两声狗叫。“呃呃”声又从喉咙了发出。我侧过头寻找那该死的声音，黑沉沉的炮楼里若隐若现闪烁着一丝光亮，常浩也侧过了头看着我。这家伙也没睡着，似乎还有跟我说话的欲望，“睡。睡觉！”我轻声地制止了他的开口，汕汕的他转过了头，默默地瞪着天花板。鬼知道他想什么？我没有好奇，我想着自己的心事，想着乞丐，婶娘，晓晓，还有我早已死去的同袍。

在长沙，我们经常在岳麓山，在桔子洲，在和记米粉店和湘江边一起激情万丈，“只要天下还有湘人，中国就不会灭”的豪言壮语成了我们投笔从戎违背父辈意愿的理由。如今，我的同窗和笔友已阴阳两隔或天涯海角，可我，却在日军的堡垒里胡思乱想。

我和常浩被押送去了自卫军司令部。

昨晚下半夜日军又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因为又一个日本兵失踪。军犬在那大门口嗅到了那死去的日军气味，可仅仅在那里嗅到，大粪的臭味麻痹了狗的嗅觉――这是乞丐的绝作，他和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知道了狗的习性和弱点。但在日军气味消失的一百米外留下了我们的气息，因此，我们被列为调查对象或者是怀疑对象。

日军主审官气势汹汹的对我吼叫。叽里呱啦我听不懂，留着分头挂着驳壳枪的一脸阿谀样的中国人让我听懂了，“太君问你，是谁弄走了日本士兵？不把你见到的说出来就毙了你。”我说我整天在巡逻，什么也没看见，他们不知疲倦地问，我就发复地说。我麻木地说着同样的话，后来我还真的以为我什么也没看见。

隔壁的房间传来阵阵的惨叫，那是常浩炮子鬼的嚎叫。我第一次听见他有这么粗的声音。

日本人开始不耐烦，翻译官不断地劝说我，他并不真诚地说他们知道不是我们杀了日本人，但我们肯定知道谁杀了日本兵，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我不上当，我当然没杀日本人，我不说出乞丐和掏粪老头的事，但乞丐的奋力一击和老头恬静地拖着粪车的影子在我的眼前晃动。

我畏怯地看着一个日本兵手中的鞭子，等我打了个激灵后他们开始对我用刑。鞭子抽在我身上，从未尝试过的滋味让我记忆至今。痛苦差点使我放弃，但我坚持着，我茫然地对待他们，可没有用，我不可能茫然面对这种痛苦。我开始嚎叫，开始痛哭，我并不怕死，我怕我会说出真相，我只好拼命地哭喊，喊得自己没时间思考，更没时间供出实情。

终于，我昏死过去了。

我醒来时，身上的痛楚依然如旧，但，鞭打已经停止。那个拿鞭子的日本兵在旁边立着，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在和翻译官巴叽，说了一阵后又对着审讯的日军恭腰作揖，“他的，熟人，部下，大大的好，我王顺生的朋友。”翻译也对着日本人叽里呱啦个不停。

我终于回到了碉堡，回到属于我的那一块窝里，常浩也回来了。我们都很惨，满身的伤痕使我们成了同袍们呵护和嘲讽的对象，我们动弹不了，吃喝都得由马蹄子们照顾。当然，真正对我们无微不至照顾的只有钱五老头和细屁股。李勇奇沉闷地呆在一边，马蹄子，狗尾巴，蚂蚱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拿我们开心。馋嘴刘多福倒是每当换药时他都会接过黑乎乎的药膏细心地给我们涂抹，我怀疑他是否在把我们当成某种山珍或某种海味原料在细心地制作成一道佳肴，因为，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咕噜”地咽着口水――虽然他自己说那是麻油香味引起的生理反应。

每当我们痛疼得咧牙獠齿时总是马蹄子们奚落我们的机会。我讨厌他们，我也不顶嘴，常浩更不会，我们默不作声，让他们无趣。

“我说啊，那日本兵肯定是窝在哪个花姑娘嫁享福，和不为一样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不为你呢是不是惺惺相惜，帮别人瞒着？真够义气。”狗尾巴乐呵呵地说，说完还夸张地哈哈大笑。没有什么可乐的，可他们就这么穷乐着。

“狗尾巴你不要眼热，人家不为可是读书人，所以人家相中了他做女婿，你个大老粗鬼都不会要，鬼还怕被你吓死。”马蹄子就爱跟狗尾巴斗。

“哎哟”常浩被馋嘴换药弄痛了，于是注意力又引到了这边。“我说馋嘴，你不是在做鱼翅鲍鱼羹吧？你那谗样，只怕把他们当乳猪在弄，小心梦游时别吃了他们的猪蹄子。”马蹄子又找了话题。

“我说他是在弄猴脑，你看他那么小心翼翼地涂抹炮子鬼的头，你不会以为你是在涂酱油香醋吧？”狗尾巴不甘落后。

“我明天给你们弄个‘而已汤’喝。”刘多福答道。

“啥子‘而已汤’？”细屁股年纪小好奇心强，加上嘴也馋，显得有些迫切地问：“没听过你说这菜，哪里的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