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决定让我去从政，走上领导岗位时，我没有去想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领导岗位，没有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干好，面对“破格”我犹豫过，那是因为我留恋排球，舍不得离开中国女排这个集体。但是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既然组织上信任我，要我干，那我就要下决心一定干好，那就要像当运动员、教练员那时那样，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一心一意，踏踏实实走好这条路。

应该说，袁伟民的“升迁”是得到大多数崇拜女排的体育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的拥护的。消息传开，一片叫好。当然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也许因为原先的安排被打乱，有的干部不太赞同提拔运动员出身的人担任高层领导干部；

也有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因为袁伟民快速升迁，突然反超自己，感到有些不适；也还有人持观望态度，认为能拿世界冠军的人，能否当好行政领导，不得而知。

打比赛时，擅长低调出征、哀兵作战的袁伟民，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客观存在，实属正常，却也预示着自己走上从政之路，要想站稳脚跟，会比其他领导干部难得多。

袁伟民“衔天命”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从三亚率领中国女排回到北京之后的第二天，他就不再去训练局运动员食堂吃饭了。也许，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其实不然，1958年开始当运动员的袁伟民，虽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是同龄人经历的凭粮票、糕点票、肉票、油票、豆制品票等各类票证过日子的日子，袁伟民没有经受过，国家对运动员的特殊照顾使袁伟民在饮食上没吃过苦，他一天三餐都已经习惯丰盛的饮食，立即脱离运动员灶，身体、生活都会有不适应。类似这样的情况，训练局的规定是允许有一个过渡阶段，逐渐脱离。可是袁伟民很自觉、很自律，不多吃一天运动员灶。早在当运动员、教练员时他就养成了从来不愿意占便宜的好习惯。1981年，国家给干部长工资，比例是2%，无疑袁伟民会是2%之列，但是他主动放弃了涨工资的机会，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他当时的工资每月才56元，还不如队里有军籍的运动员曹慧英、陈招娣高。

中国女排夺取世界杯冠军，使旅居海外的华人扬眉吐气，每次访日，女排姑娘都要受到旅日华侨蔡世金先生的盛情款待。蔡先生从心底里喜欢女排姑娘，他知道这些孩子的生活不富裕，他掏心掏肺地希望能满足女排姑娘们一些物质上的需要。那时，国家允许每人出国回来可以带回一大件免税电器，袁伟民收下了蔡老的一片心意，但没有同意买电器的钱由蔡老来结算，只是同意让女排姑娘在机场商店里，每人挑选一件喜欢的毛绒玩具，他自己也并不例外，只是关照队员给未随队出访的陪打教练也挑上一件玩具。

香港同胞、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当年对袁伟民赞赏有加，对女排姑娘关爱备至，每次无论他点名送给袁伟民个人的礼物还是给全队的礼品，袁伟民都会以集体的名义接收，让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分享。

八年对抗，使中、日、美女排教练从对手成为好朋友。日本女排教练山田重雄在袁伟民之前也率领日本女排赢得过“三连冠”，

年中，都败下阵来。在这位日本教练准备引退之前，参加完四国女排邀请赛的最后一天晚上，他敲响了饭店袁伟民住房的门，说出了他一直想说的话：“袁先生，我很敬佩您，现在要和您分手了，我想送给您一件礼物，这是我带领日本女排时，用于拍摄各国球队比赛录像的摄像器材，我不再需要了，送给您。”袁伟民简直不敢相信这番话、这份厚礼，是出自这位比自己年长的、世界排坛资深教练。在日本排坛，山田重雄是一位有名的寡言少语、自尊高傲的老教练，袁伟民十分感动地收下了他的馈赠。

不打不相识，我很珍惜和山田重雄的友谊，20多年前一套可以拍摄比赛的轻巧高级的摄像器材还是很贵的。我到体委上班了，同样也用不着了，我把它留在了中国女排，山田重雄对排球事业执着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袁伟民这样动情地说。有时候一些小事儿，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本性，可以勾画出这个人在物质和权力面前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