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说：

当时大家心里都有点儿焦急和烦躁，因为这么大的问题还没解决。不但代表团的领导有点儿急，代表团的很多工作人员也有点儿急，开会时甚至争论起来，国务院新闻办的顾耀铭说：“‘人权’两个字都不敢提，还去申办什么啊？”很多当事者在回顾北京陈述团前往莫斯科的情景时，都有这样的印象：去申奥就像是去参加一次世界大赛，别看很多参赛者都是部长

级别的‘高官’，但是初登赛场的他们，有时候就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选手那样，也会有点儿紧张、有点儿急躁、有点儿急于求成和有点儿“想赢怕输”！

大家也都明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情况，让他拍板决定怎么办。此时，李岚清副总理已经来到了莫斯科，他也一样要在莫斯科全会上做陈述，表明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奥的态度。这时，距离北京代表团做陈述报告还有48小时。

袁伟民回忆道：

在中国驻莫斯科的使馆里，见到岚清同志时，他正在用英语背两天后他自己的陈述，因为他比较注重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陈述讲得更好――处在临阵前的那种状态，清醒而果断。当前去的人把关于委员们对“人权”问题的反应，尤其是那些我们在国际奥委会的好朋友们的反应讲了一遍后，特别强调看来如果我们在陈述报告中只字不提“人权”问题，对我们很不利。岚清同志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拍板决定：第二天在刘淇的陈述讲话中加一句话：“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人权问题。”

“包括人权问题”，这就是中国在陈述时候的最后表述，虽然只是在刘淇的讲话中点了一下“人权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点到为止”的做法，也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和国际舆论的好评。就在那天下午表决前，中午休息时，一个历来对我十分友好的欧洲委员，急匆匆地找到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国委员、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吕圣荣。吕圣荣善于做友好工作，人缘很好。那位欧洲委员诚恳地对吕圣荣说：“你们代表团下午的陈述一定要对人权问题有个表态。我的这个建议代表了25个委员的建议。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都真诚地希望北京拿到承办权。”可见这句话加得何等及时。

决定把“包括人权问题”这句话加入陈述报告，已经是莫斯科投票前两天晚上9点以后的事儿了。刘淇、袁伟民、李志坚等同志，因为在中国大使馆向李岚清副总理汇报，所以回到代表团驻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很多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回来，因为按照代表团的规定，每天晚上10点钟要开碰头会，这个会议就像运动员在大赛之前的准备会一样。像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最资深的何振梁、次资深的吕圣荣和新委员于再清三人，以及魏纪中、楼大鹏、屠铭德等都要赶来参加这个碰头会，他们的任务是白天去继续做委员们的工作，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汇总各方面的信息。

因为在李岚清那边的汇报和讨论时间比较长，之后还有宴请莫斯科市市长的活动，所以当这五个人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的时候，10点已经过了。

何振梁急了：“什么时候了？到哪儿去了？还不开会”他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去谈什么，特别生气。

于再清那天去做委员们的工作，陪人家喝了几杯酒，赶过来，见还不开会，坐在那儿说了几句不知所云的话。

袁伟民回忆说：“当时，好几个人在那里嚷嚷，七嘴八舌，显得很烦躁，那天我也有点儿火了，我说：不要说了！都不要说了！”

不难想象袁伟民当时的神态和表情――他就像指挥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时那样，镇静的、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