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说：那晚的情况很有意思，最后的决战马上就要打响了，说不出是兴奋，是紧张，还是焦虑尤其是在申奥一线连续作战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三位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和申奥的各级领导，此时此刻都各有各的心情和表情。那天于再清的样子非常可爱，开完会以后坐电梯下去，他靠在那儿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我不就是陪人多喝了几杯酒吗？不是要我去了解情况、做工作吗？老袁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为什么呀？我那么辛辛苦苦地去做工作，你袁伟民为什么对我这副样子，这副样子”

其实，袁伟民也只是打断了于再清的说话，叫他别说了，别说了！袁伟民知道于再清最辛苦，为了北京申奥成功，他走遍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出头的人，满头黑发变成了满头灰白。

袁伟民回忆说：

“那天的场面的确很有意思――运动员上场打重大比赛前吃不好睡不好，心情烦躁，那种场面我看得多了――那天我们团部里的官员出现这种情况也实属正常，于是我就讲大赛前不能浮躁，不能求胜心过急，就讲这个。

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载的：

在外界都一致看好北京的情况下，求战心切、求胜心切，怕有利的形势丢失，怕“万一”，因此烦躁，埋怨别人，容易来“火”，显得不冷静。这是大赛前的一种常态，实际上是压力大，怕失利。

我当时说了三点意见：第一，正确对待形势，以我为主，继续做好工作，少犯错误，少失分，要自信；第二，冷静，再冷静；第三，注意休息，养精蓄锐。

就像我们打球似的，总会想赶快开打，开打以后就总想赶快拿下，而且还就怕明天拿不下来――实际上，这些领导也是有压力，就跟打球一样。别看他们都五六十岁了，都是高

级别的领导干部，但其实心态，就像年轻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一样的。

经过了很多紧张和焦虑之后，北京申奥代表团在莫斯科赢得了一个美妙的结局。北京获胜跟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人权问题”最后出现在陈述报告上，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亮点。与北京当年第一次申办之后的反应完全不同，为数不少的外电认为：关于“人权问题”的表态为北京申奥加了分。据有关信息，不少国家奥委会委员对陈述报告的反映：北京轻而易举胜出，关键因素是李岚清讲话中政府对财政的保证和对友好合作基金的承诺，二是刘淇在陈述中主动讲到了人权问题。而当时，中国媒体对人权问题是没有报道的，因为那时代表团内部也只是小范围知道，成功以后自己也不便透露。

申奥成功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开始不太善意地通过自己的提问想引发袁伟民更加详细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表述。袁伟民成竹在胸地一一回答，让那位美国记者相当信服，也得到了该媒体的好评。袁伟民说：

讲跟不讲效果不一样。讲的话，即使不讲很多，点到为止，但是说明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自信，不回避现实。我当时心想：我只要按朱熔基总理讲话的精神就不会出问题。

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是中国体育界的老朋友，在当选主席之前，他就曾经为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积极斡旋，当选主席之后，也一直希望中国能主办一届奥运会。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的时候以43比45“输给”悉尼，所以人们会假设一种可能：如果在蒙特卡罗投票的时候北京和悉尼得票相等，萨马兰奇会不会把他的那张票投给北京？

答案明确而简单：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