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被一家日本公司拒绝后，我颓然的走在路上。

经济低迷，工作也十分难找。毕竟在日本呆了那么长的时间，如果真的按照父母在报纸上画出圈的地址找去，然后在一家民营的对日贸易公司拿三千出头的工资，或者参加个卖保险或者卖金融的老鼠会，总是不会甘心。

炎热的天气几乎快要把我烤化了，空气里氤氲着几乎让人窒息的热气，喉咙也干的要命，好像刺眼阳光的照射穿透了我的皮肤，点燃了我的内脏，而此时我呼出的，就是内脏燃烧的废气。

我坐在燕莎桥西边的一家小饭馆里，周围被高楼大厦包围着。对面的昆仑饭店看起来那么高贵，出入人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注意到有很多羡慕的眼睛在望着他们，于是故作潇洒的打开车门，优雅的走进大厅。身后发展大厦穿着装整齐的日企员工，坐在我的旁边，男的对着几个女人说着什么，逗得那些女人捂着嘴笑了起来，那个男人一定觉得自己特别风度幽默吧？其实我就这么觉得。

随着待业日期的拉长，父母的态度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逐步的反转了。他们不再为我的回来而感到高兴，而是开始为我的回来产生深深的焦虑。

每天母亲都会在饭桌上给我介绍他同事孩子优秀的工作事迹和美好的发展前途，直到我听的实在吃不下去了为止，放下碗筷回到屋子里，然后父亲会继续跟进，进来向我详细介绍一下目前我的就业情况与这几年的投资相比，产出比是多么的低。

所以我无奈的一天天逼着自己出门，找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让父母认为我是呆在家里看那些无聊的书，想一些无聊的事，我应该赶快自强，赶快向上，赶快滚出去为自己美好的前途奔命。

当我又因为工作经验浅薄而遭到另外一家日本企业的拒绝后，我抬起眼，看着仍然晃眼的桔黄色夕阳，把手举到眼前，就用耀眼的阳光来帮我照亮这漆黑的表盘，透过一个模糊的影子，我知道今天终于结束了。于是我弯着腰疲累的找到一家公用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是我，有什么公司打电话找我面试吗？”我向母亲询问着简历的投放情况。

“没有，倒是徐飞找你。”母亲冷淡的说。

我连手机都没有。拿工资的父母节衣缩食供我去念书，家里的经济状况就变得相当拮据。他们二人也只是用着比bp机好一点的手机，所以就更别说有富裕的型号能给我暂时用几天，所以我只能寒酸的用公用电话打到徐飞的手机上。

“你丫这什么电话？”他滋吧了一声，我能感觉到他在皱着眉头看来电显示的号码。

“公用电话，什么事？赶快说，我要回家吃饭。”我的声音十分疲倦。

“回什么家，赶快过来，同学会啊，你不是给忘了吧？”

“同学会？你还真组织了？”

“废话！”

于是我只得顶着下班高峰，挤着拥挤的公共汽车，向朝阳门慢慢移动，等在门口见到徐飞的时候，他显然因为我缓慢的速度相当的不满意。

当他带着我走进那昏暗的ktv时，里面都停止了交谈。本就对目光有些害羞的我，面对这么多不约而同的眼睛，脸上竟开始隐隐发烫，只能不自然的微笑着，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徐飞帮我简单介绍之后，我发现那些本该与我疏远的人都一本正经的站起来向我伸出手，脸上那表情，就好象已经因为自己工作的需要，身体已经本能的完全习惯了这种传统而正式的见面礼节，虽然完全不适应，但我还是一一与他们握手，和这些职业人士相比，我就非常不职业，他们握手力度都很大，似乎在表示一种真诚，而我却因为害羞只是轻轻的攥一下。

于是很自然的，不少人主动与我攀谈起来。对于这些攀谈，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但能明显的感觉到，大部分人还都是我走时候的德行，只是由于工作不同，着装不同，脸上带了不同的笑容，嘴里塞了不同的客套而已。

比如有些人因为在外企工作，层次显然就比在国企工作的人来的高，他们能讲口音纯正的中英混语，而国企的同学，也只是基本都能熟练运用“沟通”、“支撑”、“平台”等等就算在我中文水平下降之前都几乎不会在口语中出现的词语，这让本来就待业的我，更加只能在心里默默的嫉妒。

这些事业有成的同学，无一例外的十分关心我的就业状况。

“我们下面正招个下属，工作内容不复杂，就是打打杂，虽然工资不高，但能学到些东西，要不要来试试？”

“我们公司正在招网管，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网管么，就是管管网，上网你会吧？这么简单的活，一个月也能整个两三千。”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挑剔工作，现在就业形势多紧张啊，先找个一两千的工作积累积累经验，没几年就能混的和我差不多。”

“你别看我很风光，其实我工作压力很大的，现在刚就业的孩子们，就是不懂承受压力，好高骛远。”

我理解这些同学为我就业问题的担心，虽然他们的话题始终紧紧围绕着我，但我却觉得这一切似乎越来越远，就好象他们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会在这样一个昏暗的ktv为我提出中肯的就业指导。大家似乎对回国但没有工作的同学很容易报以关怀，然后跟上一些看起来多少有些虚情假意的笑容。

在聚会的后半程，我趁着这些二十四、五岁的企业家、实业家、思想家、教育家讨论未来经济走势和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时候，偷偷的溜出了包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