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倪思源又主动问道：“老师傅，这一溜住了多少人啊？”
“大大小小20多户，100多人吧。”老汉头也不抬，直通通道。
倪思源又问：“住的都是铁路职工吗？”
“什么铁路职工？住的劳改犯！”老人愤愤道。
“劳改犯？”倪思源一愣，问道：“大爷，您不是工务段的吗……”
“我哪是工务段的，我没段，我是个没段没户的黑人！”老人气呼呼地道。
没想到老人一下子就发这么大的火，倪思源有点纳闷了，自己好心好意给他把孙子送回来，竟受他如此不礼貌的喝斥，他想转身一走了之，可细想一下，又觉得不是那么回来，这老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受了什么冤屈啊？脾气怎么说来就来呀？
老人瞟了倪思源一眼，看到倪思源闷着头不吱声，也感到自己的火发大了点，来人眉青目秀，不像是段里那帮跑腿作恶的，人家好心也意把孙子送回来，自己还对他发什么火呢？想到这里，老人一下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对倪思源笑了笑，解释道：“你看，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不是比劳改犯住的还差吗？”
哦，是对住房不满意，不是对自己闯进来有意见，倪思源释然了，又把两只脚不由自主地收了回来，搭讪道：“大爷，您是在什么地方被蛇咬的啊？”
老人不再发火了，用手往厨房一指，道：“喏，就在那。”
倪思源疑惑地问：“蛇爬到您这厨房里来了？”
“这里就是一个蛇窝啊，”老人用棉球一面擦洗着伤口，一边道：“经常有蛇爬进来，有时候，它还钻到你被窝里去呢！”
倪思源听得毛骨悚然，老人却一点也不在乎，顿了一下，又自言自语道：“这年头，被蛇咬了，也不过就痛一阵子，被驴咬了，痛一辈子！”
“被驴咬了？”倪思源还真被弄糊涂了。
“是啊，”老人笑着道：“被一头大蠢驴咬了！”
“大蠢驴？”倪思源还是不明白。
“银都局机关不是有一个大蠢驴吗？现在当了干部处长，我们不管他当什么长，下面的人都叫他大蠢驴，我就是被他咬了。”老人笑够了，也把话说明白了。
“干部处长？”倪思源明白了，老人说的是吕大春，这吕大春名字倒过来叫就变成了大蠢驴，过去，机关有人这样调侃他，可没想到他的这个绰号还传到了这一线站段，看来也是尽人皆知了。
倪思源来了兴趣，又问道：“这吕大春是怎么咬了您？”
“唉，”老人犹豫了一下，抬起头，十分警觉地打量了一下倪思源，问道：“你是……”
“我姓倪，叫倪思源，是铁道报的记者。”倪思源一边说，一边掏出记者证，递给老人。
老人匆匆扫了一眼，问道：“你真是铁路记者？”
倪思源点了点头。
老人高兴道：“怪不得早晨喜鹊叫，原来是有贵客到。”
“老师傅，贵客谈不上，我来岭西已数不清多少次了，只是没到过您这个地方。”倪思源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到了我们段里，段里也不会让你到我这个地方来，今天你来了，这就是我们有缘份啊。”老人又道。
看到老汉如此质朴，倪思源会心一笑，抬起头再次审视了一下这位还拄着拐杖的老铁路来：眼前这位老汉，身板还算硬朗，咋看上去，顶多也就六十岁出头，鬓角斑白，额头上的皱纹，刀刻一般，这应该是长期熬夜加班形成的，是典型的一线铁路职工的特征，老人背有点驼，身体微微前倾，透过眉宇间那种不服输的神情，倪思源分明感到，老人这一身倔劲还没有用完，一股敬意顿时从倪思源的心底淌出，他停了一下，问道：“你怎么也住到了这里呢？”
“还不是因为老才头啊！”凌老汉叹了一口气，道。
“老才头？”倪思源一愣，问：“什么老才头？哪个老才头？”
“老才头就是我们原来的副段长，大名叫才光明啊。”老汉又道。
“才光明？才光明在你们这里？”倪思源一愣，一下惊得合不拢嘴，顿了一下，又大声道：“您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啊，”老汉一屁股坐到了门坎上，慢慢回忆道：“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在岭西机务段检修车间，有一阵子，局里发了一个通知，搞什么精细化管理，要把段里所有的地沟统统砌上瓷砖，当时，老才头还是我们段主管检修的副段长，他在地沟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深知在地沟里铺瓷砖，好看不中用，因为这瓷砖本来就很滑，再沾上一点机油什么的，工人在地沟里修车走行，稍有不慎，摔上一跤，说不定就会弄出个工伤什么的，他就没有同意在地沟下面铺瓷砖，可没过几天，局里开现场会，陈六湖带着一帮子人来我们段，一看地沟里没瓷砖，老才头刚解释了一句，陈六湖把桌子一拍，一句话，就把他的副段长职务给抹了。”
“还真有这样的事？”倪思源一听，立时想起了凌磊的介绍，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当然是真的，”老人接着道：“老才头不服气，当晚赶到银都，想跟陈六湖再解释一下，可局机关大院就是不让他进，还说陈六湖下了命令，他到银都找谁也不行，谁也不准见他，才老头这才在一气之下，上了北京……”
“结果，他人还没回来，职务就又被撤了一次，连车间主任也不让他当了？”倪思源打断了老人的话，补充道。
“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回轮到老汉吃惊了。
“您姓凌，您就是凌大爷吧？”倪思源走过来，扶了老人一把，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反问老人道。
“是啊，我姓凌，”老人抬起头，十分疑惑地望了倪思源一眼，颇有点不安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姓凌啊？”
“您有一个侄儿，叫凌磊，在新华社j省分社工作，是不是？”倪思源问。
“是啊，”凌老汉一愣，道：“你们认识？”
“我和凌磊是好朋友，经常见面，他多次跟我提起过您！”倪思源高兴道。
“这些事都是他告诉你的？”凌老汉有些惶惶然。
倪思源点了点头，又道：“您刚才说，您被大蠢驴咬了一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这样，”凌老汉知道自己的侄儿已经把这件事说给倪思源听了，也就不再避讳了，干脆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倒出来了：“陈六湖宣布撤掉才老头的副段长职务后，大蠢驴又跑到我们段里来，召开所谓的事故苗头分析会，这算什么事故苗头啊？实际上就是要批斗老才头，大蠢驴说他目无领导，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反对搞精细化管理，跟不上形势，还跟局党委对着干，他在台上说了一大堆，可台下没有一人吱声，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称，可就是不说话，我有点忍不住了，帮老才头说了一句公道话，我说，才段长还是一片好心，地沟里铺瓷砖确实不安全，这头大蠢驴一听，立马就说我态度不端正，把批斗的矛头对准了我，回去又向陈六湖汇了黑报，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这次到段里来，就是因为他们所谓的精细化管理推不动，要抓典型，结果，我和老才头都撞到了他们的枪口上，当了牺牲品，第二天，段里把我的职务也免了，后来，我们又一起被调到了工务段，当了一名巡道工。”
“才光明现在住哪里呢？”倪思源又问。
“诺，”凌老汉抬起头，用手一指，道：“我隔壁过去第三家就是他。”
“啊，”倪思源大惊道：“他也住在这里？”
“他不住这里还住哪里啊？”凌老汉长叹一声，道：“这个人的命苦啊！前些年，他被调到工务段后没多久，段里就让他退休了，他退休后，一个月也还有几百块钱的退休金，和老伴俩人也还过得去，可屋漏偏逢连阴雨，前年春天，他老伴被一条爬进屋里的竹叶青给咬伤了，这竹叶青的毒性可大了，送到医院也没有治好，他老伴一走，他也病倒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院，算是捡回来了一条命，可他的病刚刚好一点，就又开始闹着上访了，他的一点钱，也都花在这上访的路费上了，这些年，要不是大伙想方设法帮他，他恐怕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凌老汉一边说，一边试着站起来，可连试两次，腿上还是不得力，倪思源走上前去，扶了他一把，凌老汉才扶着门框重新站了起来。
倪思源道：“您的腿脚不方便，就不用去了，我自己去看看就行了。”
“我不去不行啊，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明白了，我不去怎么行呢？”说着，凌老汉又回过头来对跟着后面的小孙子道：“兵兵，你就不要跟我们来了，我们去看你才爷爷，一会就回来了，你就呆在家里，不要乱跑了，好不好？”
“好。”小孙子懂事的答应一声。
凌老汉拄着拐杖，走出了小屋，倪思源跟在后面，往前跨了两步，又问道：“才老70多了，还住在这样的房子，不得风湿吗？”
“谁说不是？老才头一身病，就是这房子惹的祸，”凌老汉一边说，一边走，走到前面第三家，又停了下来，指着这大半截地堡介绍道：“这里住的也是一个困难户啊，这家的男人原来是我一个弟兄的徒弟，后来当了工长，前些年患肝癌死了，留下一双儿女没工作，这娘仨，先是靠这当娘的帮周围的穷哥们洗衣做饭赚点生活费，后来，儿子大了，出去打工，可偏偏又出了个车祸，腿被汽车压断了，只好回到家里，为了照顾儿子，母女俩只好睡厨房，天天打地铺，这样潮的地，地铺怎么睡啊？没半年，当娘的就病倒了，现在一家三口人，瘫了两个，三天两头跑医院，真作孽啊！”
倪思源只觉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他想起四年前，自己在岭南工务段，也采访了一个养路工的家庭，那个养路工患了重病，英年早逝，留下一家老小，生活十分拮据，他连夜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刊发了，结果，陈六湖和吴郑之都分别作了批示，那家人的命运也有了改变，想不到四年后，在岭西工务段，又碰到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一家人的命运比那位养路工的命运更苦，倪思源掏出采访本，一面记，一面问：“你们段里就不管这一家人了吗？”
“哼，段里管？谁管？”一提到段里，凌老汉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愤愤道：“前些年，段里还说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要给我换套房子，可说了七八年，到现在影信都没有，你还能指望他们？这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段里管他们叫‘半边户’，丈夫是铁路职工，老婆是农村户口，跟城里人结了婚，又没有田土，崽女没工作，男人闹个病，遭个灾，一家人就全完了。”
凌老汉一边说，一边往前走，在离这排“地堡”最远的一端大约还有三四米的时候，他就冲着里面大叫起来：“老才头，老才头，银都省城来的记者来看你了！”凌老汉这一声叫喊，躺在里屋的老才头没听见，可把左右邻舍都招来了，人们齐刷刷地涌出了屋外，像看西洋镜一样的看到倪思源，倪思源回头一望，这些人以老人小孩居多，身上的衣服是灰蒙蒙的，脸上的神情也是灰蒙蒙的，倪思源想走上前去跟他们交流一下，可个个人的眼神都是生涩涩的，根本就不回答倪思源的话，仿佛他们跟倪思源原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双方没有一点交集，连语言不通了，倪思源没办法跟他们继续交流，只好一头扎进了“老才头”的房间，眼前的一幕又让他惊呆了：
才光明这个“地堡”，比凌老汉那个“地堡”还要小，简直就只是一个“地堡”，地堡的外面是一间所谓的“正屋”，也就约有八九个平方米，靠墙的一面摆着一个餐桌，餐桌的两面是两只竹制的椅子，对面是一张竹躺椅，大约是很久没有搬动清洗的缘故，竹躺椅的四脚靠近地面的部分都长着绿霉，餐桌上放着一碗酱萝卜咸菜，一碗紫墨色的清汤，还有吃剩下的半个馒头直接搁到桌子上，一个破了一个大洞的纱罩罩着这碗酱萝卜咸菜，清汤和那半个剩馒头干上，纱罩的外面放着一双筷子，两只苍蝇还在上面歇着。
倪思源往“地堡”深处又走了几步，接近里屋时，一股冲鼻的异味扑鼻而来，倪思源忍不住捂了捂了鼻子，旋即又把手放下了。倪思源看到，里面的房子更小，就摆了一张床，床前放一张小竹凳，竹凳上放满了衣服，竹凳的一角还放着一个塑料口杯，口杯里还有未喝完的半杯子水。床的对面则摆着一个自制的小木桌，桌子上摆着一台12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天线从外屋牵扯进来，当然是那种扁扁的室外天线，黑白电视机上方的墙面上，却贴满了各种先进生产者的奖状，镜框，还有合影的相片。
墙上贴的奖状已经褪了色，时间日期都已看不清了，镜框里的照片也是斑白陆离，可正是这些褪了色，雾茫茫的奖状和照片向来人说明，这个房子的主人曾经是一位有功之臣，当过各种先进生产者和标兵。如今，他却只能躺在病榻上，一下子爬不起来了，看到倪思源进来，只能转动一下眼睛，用转动的喉咙发出一两个喉音，算是打了招呼，倪思源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了。
凌老汉一跛一拐地走到了才光明的床前，又叫道：“老才头，老才头，怎么搞的嘛？又把屎尿拉到床上了，昨天才跟你换干净啊！”
老才头看到凌老汉进来了，嘴里“喔喔”了两声，一双干涸的眼睛里还分明的流出了两颗浑浊的泪珠。倪思源强忍住，为了不让自己的泪水当着老人的面流了出来，他从里屋走了出来，用衣袖擦了一下双眼，复又走了进去，和凌老汉一起，帮老人重新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把被老人弄脏了的被子、床单撤了下来，放到一边，再给老人换了一套干净的被子和床单，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喔喔”的喉音表示感激了，这个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没了，只有一双滞呆而浑浊的眼睛，久久的望着倪思源，好像在说，你是好人啊，你从哪里来呀？凌老汉俯着他的耳朵旁边，指着倪思源，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对他说：“这是省城来的大记者，专门来看你的。”
才光明这才点了点头。
倪思源的眼睛有点泛红了，转过身，退回到外屋，压低嗓门问凌老汉道：“他病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不上医院呢？”
凌老汉解释道：“上医院也是很困难啊！住到医院去，需要有人陪护，他孤老一个，谁来陪护？请人又请不起，医院收费贵，如何负担得起啊，住在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得了病，能撑就撑！”
“可他现在还能撑得下去吗？”倪思源担心地问。
凌老汉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双腿一软，一下跪倒在倪思源的面前，求情道：“你是铁路的记者，积点德吧，把老才头的情况跟上面反映反映，让上面来救救他，上面再不救他，他真的就没命了，作孽啊！”
倪思源慌了，赶紧俯下身来，一把扶起凌老汉，大声道：“您这是怎么啦，我们小辈怎么能受用得起啊？天大的冤枉您也不能这样啊？问题总是可以搞清楚的嘛！”
凌老汉瘫坐在门坎上，一边抹着鼻涕一边道：“我都无所谓了，反正还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有工作，能够养活我，我的门脸上还挂着一个‘烈士家属’的牌子，可老才头不行啊，他在j省，举目无亲，干了一辈子铁路，现在落得这个样子，谁看了谁心痛啊！”
倪思源转过身，往里屋看了看，发现才光明还躺在床铺上，似乎对刚才外屋发生的一幕并不知情，遂又转了过来，问凌老汉道：“才段长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过战功，应该是有功之臣啊，岭西工务段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段长、书记、还有工会主席难道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吗？”
“怎么会不知道？”凌老汉又道：“是不敢啊，据说，是陈局长下亲自了指示，不容许段里对他有特殊照顾，上一届工会主席对他还比较照顾，陈六湖就把他给撤了，这一届的工会主席就不敢来了。”
“陈局长又为什么对才光明这样不感冒呢？”倪思源又问。
“还不是因为这老才头脾气太倔，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要告陈局长贪赃枉法，要把他从局长的位置上拉下来，他每出去告一次状，回来就要挨一次整，有一次，半道上被人打得趴了下来，他是爬着回来的，可是他的伤刚好了一点，他撑着要出去，又要去上访，劝都劝不住。”凌老汉又道。
“这一次他病得这样重，是不是也是因为半道上被人打了呢？”倪思源问。
“这一次应该不是，这一次如果半道被打了，他就爬不回来了，”凌老汉摇了摇头，道：“前一阵子，他常往北沟跑，说北银线工程出了大问题，他干过铁道兵，知道这隧道怎么挖，桥梁怎么架，路堤怎么修，可是他说，北银线简直就是胡来，他要把北银线的情况向北京反映，现在一天到晚就忙这件事，把命都搭在这上面了。”凌老汉道。
“您知道他老家还有什么人吗？”倪思源想了想，又问。
凌老汉摇了摇头，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是东北人，我的老家是黑龙江鸡西的，他的老家据说是吉林松源一带的，我是60年代支援南方铁路大会战从哈局调过来的，他比我出来得更早，16岁不到就参军了，后来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我们段，在岭西机务段一干又是二十多年，从没有听说他回过老家，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他现在病成这个样子，就是有，也联系不上啊，他过去没病都没联系过，现在这个样子了，他肯定不会再想联系了。”
“为什么？”倪思源不解地问。
“干了一辈子铁路，干到现在，还落得这个样，他怎么好和老家的亲人说啊？”凌老汉呜咽道。
“啊！”倪思源一阵颤抖，他突然想起凌磊上次给他说的那件事，又忍不住问道：“凌师傅，上次，凌磊来看您时，您怎么不带他到这里来看看啊，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跟他说说，说不定你换房子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啊？”
猛一听这话，凌老汉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愣了半天，才呐呐道：“我也在铁路干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换个房子，还要去找晚辈说情，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啊？再说，凌磊又不是铁路的记者，他又搞不懂铁路，让他把铁路的事搞到中央去，这不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在党中央面前丢铁路的丑么？”
倪思源明白了，这凌老汉之所以不想让自己的侄子到自家来看，是不想在自己侄子面前丢铁路的丑，为了保住自己铁路世家这点“面子”，受近屈辱也不想求助路外的侄子，这是一种什么情怀啊？这是只有我们一线职工才有的情怀啊，才光明、凌老汉这辈人已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甚至整个骨骼都熔化在了这两条钢轨之中啊！
倪思源不想再问了，再问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了，这是倪思源平生第一次自己终止自己的采访，他迈开大步，一阵风似地往岭西站赶去，他决定，现在必须立即赶回银都去，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里的情况反映出去，救人要紧！
由此，他又想起了远在皇城根边的傅，在这个时候，他还一再要求自己写什么“年终专稿”，还要表扬银都局党风廉政建设抓得好，住在“地堡”里的才光明和傅的想法该有多大的差距啊，高居庙堂之上，不了解一线的情况，这新闻工作还怎么能做得好啊？倪思源长叹一声，亦不再想傅的问题了，他一边走又一边打起腹稿来，对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路堤下的地堡》吧？现在，这些建筑在路堤下的各种各样的“地堡”，仍然还到处存在，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过去，它们确实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的路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会变成一种隐形的炸弹，弄得不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也可能会毁坏这一段段“路基”，现在，是到了要消除这些“地堡”的时候了，地方政府大力改造棚户区，不就是撤除这种“地堡”的行动吗？为什么地方政府能做到，银都局就做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