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难办的“南办”

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政府部门为什么被称作机关，这种称呼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哪个聪明绝顶且勇气绝伦的人想出来的。但这里的确是机关重重。

芳芳不爱吃食堂的红烧肉，因为里面总是肥肉太多且被加上了几斤重的姜。每次吃红烧肉，她总是问炊事员要份回民的清真菜。其他同事也早就这么做了，而炊事员偏偏记住了了这个说话清脆神情高傲的芳芳姑娘。

有一天，丽姐作为芳芳的师傅，送给她一张画满了方块和圆圈的纸，有的方块套在圆圈里，有的圆圈套在方块里，有的方块和圆圈分着，有的叠合在一起。

“看看这些图形，你选什么？”

芳芳晕头胀脑，不知道丽姐什么意思。

丽姐勾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图形，“我建议，你选这个。这就像做人，外圆内方，内心要求有原则，处事呢，则要讲究方式方法。”

连我们都听出丽姐话里有话，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座位。

“80后处事为人，往往只想到自己，你待人接物的时候也要学着从别人的角度考虑，时时刻刻注意影响”。

看芳芳依然面无表情地瞪着一双空洞的大眼睛看着丽姐，丽姐又耐心开导：

“别觉得一点小细节不算什么，在这里到处都有眼睛，你做的好不好，一丝一毫也别想瞒过别人。年轻人，正在实习，千万别让不好的反映传到领导耳朵里。”

提到领导，芳芳的表情紧张了。实习考评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最终会被分配到哪个处室，气氛顿时有点凝重，但芳芳还是不明白这份“点拨”到底从何而来。

丽姐是在耐不住性子了，低声又快速地说：

“你就不能不要清真菜，或者要清真菜的时候语气好点么？”

芳芳终于恍然大悟。下定决心，下次要清真菜的时候一定做到语气温柔，和蔼可亲。过了两天，菜谱上再次出现红烧肉三个字的时候，芳芳从一进食堂就面带微笑，到了炊事员面前，用邓丽君一般温柔的声音说：

“您好，我能要份清真菜么？”

炊事员愣了一下，打量了芳芳几分钟，从嘴里迸出几个字：

“不行，清真菜是给回民吃的。”

芳芳的眉毛立刻竖了起来，笑容都僵在了脸上，一言不发地端起红烧肉走了。在饭桌上，芳芳一直恨恨地瞪着一个又一个端着清真菜走过她身边的汉民同事。我说：

“很多人都这样啊，你当时为什么不反驳？”

芳芳咬着牙说：“她要是回问‘你看谁这样了？你给我指出来。’我怎么办？难道真给她指？那不等于把所有打清真菜的汉民同事都得罪了？要是不指，又变成我理亏。”

芳芳还是很冷静的,盛怒之下还能想到这么多。

一顿饭下来，红烧肉芳芳一筷子都没动，走到门口回收餐盘的时候，一古脑都倒进了垃圾桶。不几天，单位里就又传出了芳芳这个孩子很挑食，经常一整盘菜一筷子不动就倒掉的传闻，气得芳芳很长一段时间不在“红烧肉时间”出现在食堂。

后来，丽姐劝芳芳不必太介意，这个单位的人就这样。人教处的牛处还给我们开了个会。会议内容有关精神卫生方面，说由于工作压力巨大，我们单位有个别同志（大概有那么6、7个）心理健康出现问题，让我们注意自我减压的同时更要搞好同事关系。

牛处话音未落，我们几个人就面面相觑，哭笑不得。不知道眼前的这位牛处算不算一个。这种问题要单独开会说明已经相当严重了，何况又是这么“明挑”。到底谁是谁不是呢？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乱猜。高楠听说保卫科有一个，病因是失恋；葛东东听说这种人大多被发配到基层办事处，业务简单，远离机关；理慧认为，这里有一个算一个，或多或少都有点。

“阳光工资以后挣得太少，落差太大。整天唱歌跳舞建设精神文明，中秋节连月饼都不发一盒，精神物质不能接轨，不疯才怪。”

吸取了芳芳的教训，我开始变得谨言慎行。原来，他们说工作之后要时时刻刻戴上一副面具的话是真的。我越来越享受每天下班之后的时光，由于羊羊经常要加班等稿件或者做版，所以原先说好的两人一起烧晚餐变成了我一个人掌勺。每天傍晚，我拎着一袋西红柿或者一盒鸡蛋徜徉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忽然觉得此时的感觉无比舒服，再也不用对每个人轻声地说话，不用对每个人都笑咪咪了。

羊羊说我的语言能力在退化，语速变慢了，嘴皮子经常拌蒜，我也发现，在网上对骂的时候我越来越不是博士的对手。羊羊劝我找个机会赶紧见面，总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被变成见光死。而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由博士提出会更好一点，所以一拖就又拖了一个月。

一天，高楠忽然悄悄把我叫到一边：

“安安，你知道么？下个月你要到“下面”实习了。”

“下面？哪呀？”

“南大街那专项办公室。”

“为什么？”

“不知道，但是老同志跟我说，那里的人很恐怖。大家都叫那地方‘南办（难办）’”

“是像东东说的那样么？”

“不知道，好像不太正常”。

正说着，处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四方脸，白净面皮的中年男人，肩膀还有点向左歪，好像给郭德纲捧哏的“张文顺”年轻时候的样子，所长介绍这就是专项办公室的刘处长。

“这是安安，咱局最高学历帮你们干活你满意了吧？”

处长又转向我：

“安安，办公系统升级，你去帮着录几天信息，大概需要十天到两周吧。这也是你实习内容。”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仔细打量刘处长，还好，看上去还算正常。

这时，刘处长说话了

“我们的办公地点不在局里，在南大街附近，你平时怎么上班？坐车？噢，那从局里再倒9路或者23就行，明天不用太早，10点以前到就行。”

我一直点头，正要问具体去做干什么？隔壁徐姐袅袅地走了进来。“刘哥，你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这小姑娘是我徒弟，你们所那帮人可不许欺负她。”说着，屋里几个人就有说有笑，把我一个人扔在了一边。我正准备出去，背后徐姐说，“安安别担心，刘哥人特别好，别听别人瞎说。”我胡乱答应着，走出了办公室。

石头哥哥听说我明天要去“难办”，跑来悄悄问我，“你们眼看就要分岗位了，这时候借调你去南办，不会想把你留在那吧？”我心说，“我也怕呀”，不过嘴上还是说“不会的，他们说就借10天，再说我的专业和他们的业务也不搭边呀。”石头撇撇嘴，“我还是学自动化的呢。南大街的人都有点各色，你自己小心。”

回家和羊羊一说，羊羊很是为我担心，假设分配是留在“南办”就干脆辞职。而博士却欢呼雀跃地鼓励我去探个究竟，觉得那地方“有点意思”。

“南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此时倒充满了好奇。是粗野蛮横不讲理么？我明天得去见识见识。

第二天，巨堵的南大街让我没能在第一时间见识南办。到南办的时候，已经9点20了，好在没超过刘处长说的10点。按照门牌号找去，只找到个台球厅，旁边一个门洞，门洞里是个小工厂。我仔细看了一下，足有一张双人床那么大的台球厅招牌底下，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木质牌子写着南办的大号。我沿着楼梯向上走去，原来南办在二层，还没等我进门，门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吼叫：“抓住那个反革命！我要打110！”